编者注：曾经有国内的文科生和专业作家向我询问：到了美国，我们能有出路吗？我今天刚刚读了严歌苓的这篇近作。让作家为您做答，应该更有份量。
    出国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对另一些作家，却是新生。再说得武断些，死亡的是那些在祖国优越感很强的作家。我认为自己属于后者。
    索尔仁尼琴在被递解出境后，跟那勃可夫两度相约，要一同午餐(或晚餐)，却两次都把时间地点弄错而失之交臂。索尔仁尼琴便认为讲讲那勃可夫坏话的时候来了。他说那勃可夫才华是有的，可惜出国太早，以后文学气候不会太大。翻过一个世纪，我们看到同样是出国，对于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几乎是毁灭(他出国后的作品在我看是失败的)，而对于那勃可夫，则是成全。尽管美国给了索尔仁尼琴一切，甚至连他定居在贝尔蒙州小城的善良城民们都为他的写作蹑手蹑足、轻声轻语，一旦闯来一个外地佬，他们会请他驶过索尔仁尼琴庄园时轻声些，他们以一种神圣的口气说：“索尔仁尼琴正在写作。”而索尔仁尼琴多次在演讲上谩骂美国的生活方式。我想这是因为他在美国多年写得心气不顺，拿美国出气罢了。
    有不少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在获得政治的全面自由之后交出了自己生活的自由，以及感受生活的自由。
    另一些作家初看起来不如前一种幸运。首先他们没有各种基金会提供给索尔仁尼琴那类作家的经济保障，离开祖国后，他们只是一名从零起步的普通移民。他们得像安•阮德(流亡美国的前苏联女作家)那样，靠白天做的一份活计来养活夜晚的写作。阮德做过舞台服饰管理，场记、群众演员。詹姆斯•乔伊斯离开爱尔兰之后，在一家公司做过出纳、职员。孟诺韦尔•普韦格(阿根廷作家，代表作《蜘蛛女之吻》)在伦敦的剧院餐馆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洗碗工。那勃可夫境遇好些，任教的都是美国王牌大学，但在《洛丽塔》出版前，也从没有做专业作家的福分。这类作家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寄居国作为一个普通移民去真切地生活过、经历过，有过和另一个种族，另一个文化磨合时所必然产生的痛苦和快乐。像任何一个白手起家的移民一样，他们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不是抽象的、精英式的忧患意识。普通移民的忧患意识是难民式的，那就是：呆下来，活下去。虽然不免有些原始，但它在最大程度上激活了人的生命力。你在故国的社会地位不算数了，你的社会经验积累，也不算数了。你甚至不是成熟的，你要从最幼稚的语言开始表达，要从最基本的生活手段学起；孩子一样悄悄模仿别人向投币洗衣机里投币，观察别人如何在地铁门口刷车卡，留心别人怎样开关千奇百怪的公共厕所水龙头，(美国每个城市根据它的节水政策设计节水设备，因而水龙头和抽水马桶种类之多，常令新移民发怵或窘迫)。在这样的处境中，一个新移民要在几个月内完成正常人十来年的成长，每分钟都有可能经历惊吓、羞窘、颓丧或欣喜若狂。因此，当一个移民独立而自尊地立足于别人的国土时，他对大量事物在短时间内接受的经历给了他内心极度的敏锐和丰富，使他有了一种不靠语言的对于人和事的读解，一种近乎第六感应的对于世界的感知。我把这个“呆下来、活下去”的过程，看成一次再生。对于作家，这个再生是至关重要的。
    我幸运地从再生的痛苦中挺了过来。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也就是每个人的故事和经历。并且新的留学生不断到达，新的生存兴致不断被激起，新的故事和经历一再打开新的好奇心。
    移民的语言最不纯粹，不夹带大量英文单词，似乎很难讲清只在移民生活中发生的故事。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无论多狰狞，都显出一种奇特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环境，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凄美。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这现象的了解。若没有移民生活给我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以及英文给我的语言方式，我不可能写出《天浴》《人寰》这类故事。
    在我而立之年，我离开了中国，成了一名大龄留学生。它结束了我在国内的那点文学局面，推翻了我对创作的所有自我设计，将我置于一个新的竞争环境。这个生存环境中，我像普韦格那样去挣一份餐馆工的工钱，像乔伊斯那样，去谋一个小职员的职位，也险些像那勃可夫流亡初期那样零星授课。这是一个大致公正的竞争环境，优劣、高下、贵贱一时不论，但这里没有矫情的“体验生活”，这里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生活。这里你有最充足的生活自由，包括致富的自由和受穷的自由，以及为奖学金殊死拼抢的自由。
    那时我一小时的英文阅读极限是七页，而我的同学是三十页到五十页。但我有减免睡眠的自由，有强记硬写的自由，也有暂时时戒掉娱乐、party、野餐的自由。我更有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拿出稍新一些的读书阐述或规定作业的自由。当然，我也有完全的自由去做一个上海三十年代亭子间里的小作家，在功课和打工的夹缝里写写小块文章，去拼凑报刊版面，去挣房钱、粮钱。最有价值的自由，应该是小说选材的自由，它使我重新思考政治、理想、道德，几乎没有什么话题是不可触及的。还有一种自由是去把课堂上的英文小说翻成中文，发表和出版后变成一笔笔财务进账，它也容我把中文小说写成英文去交作业，去争奖学金，这自由还让我常感动于某个中文词汇：它多么微妙，多么形象，也让我常为一些英文词汇出神：它们多有动感，多么准确。假如用中文形容一个少女的眼睛，我肯定会淘汰水汪汪这样的词，但英文的“水汪汪的眼睛”可以是“juicy eyes”，写成中文就不再陈旧，成了多汁的眼睛。
    对于一个作家多一些生活经历，多一种语言营养总是好的，做一个寄居别国的人，即使一无所有，这两样永远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