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艺谋带着他的《金陵十三钗》第五次冲奥，并由新画面公司放下狠话誓夺10亿票房，人们不由地想要问一句，近些年屡屡不讨好的张艺谋，对这部电影的信心来自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很难绕过作为原著作者及编剧存在的严歌苓，而近期一度传得沸沸扬扬的“严歌苓夺诺贝尔文学奖”传闻，更是令这个华人女作家人气再度攀高。
    见到严歌苓还是夏天，她穿着一袭纱裙，裙子腰身以上是大块的绿色，偶尔点缀一朵红花，下摆则由白色渐变到绿色。她说话语速慢，带着一种缓慢的优雅，让每个字都有被重视的尊严。
    严歌苓爱喝酒，听说是随美国外交官丈夫驻扎非洲时养成的嗜好，现场签了半天名，她喊的却是“我的酒呢？”她签名时握笔的姿势像写毛笔字，一笔一划，瞬间赋予书写本身以敬畏。
    回到家的严歌苓，生活简单安静——“我每天都是早晨一杯浓咖啡，然后带着狗出门跑步，回来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女儿下午放学回家，然后她做功课我回邮件。晚上一般是我做晚饭，吃完晚饭总是看一部电影或者读两小时的书。在一些人看来，我的生活一定非常单调，但我把这个叫作享清福。”
    一群孱弱女性的人性升华
    严歌苓说，写作之于她，是一种秘密的过瘾。“过瘾的那一会儿，你就是个小神仙，无所不能，无我无他，无虚无实。 ”写作让她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使自己感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这一次，让她过瘾的是书写1937年南京大屠杀背景下躲避在一座教堂里的一群秦淮河妓女们的故事。
    Q：《金陵十三钗》的灵感源于哪儿？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准备时间好长，因为在海外的华人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都有点受歧视，所以这种民族自尊感总是非常非常敏感。我从1993年开始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每次参加集会、看完这些图片展，我都有一种冲动去想写一部关于这个事件的小说，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凄美的故事，一方面是残酷，一方面是美丽，我才能写，这是我个人审美一个选择。《金陵十三钗》故事萌芽来自当时的金陵女子学院教务长魏特林女士日记里面的一段：所有女人在金陵大学避难的时候，日本人来问他们要100多个女人要带走，当时就有20多个妓女站出来了，使女学生没有遭到厄运。
    Q：为何由短篇小说改写成长篇小说？
    A：《金陵十三钗》最初是我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之所以叫《金陵十三钗》，是因为“13”是一个不祥的数字，这个数字预示着南京城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同时也预示着主人公所面临的巨大悲剧。这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短篇作品进行扩展写作。
    与其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相比，我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角落里来写。在一个大的战争事件里，故事瞄准的是一群最孱弱的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她们被困在教堂这样一个死角里，她们之间应该牺牲谁、救谁，在教堂里面她们开始发生了争执，这是人性当中一些丑恶的东西。但是，当日本人在她们面前折磨死了国民党的战士们时，她们的人性在那一瞬间升华了。我觉得战争会把一种人变成另外一种人，一些人会去当叛徒汉奸，一些人突然变成了烈士。也就是说在每个人内心里，你的善恶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直到最后一个极端事件发生了，你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象的人，这是我想通过《金陵十三钗》来表达的东西。
    Q：你也是电影《金陵十三钗》的编剧之一，你对电影的期望值有多大？
    A：就期望值来说，我不敢期望，我不敢看所有根据我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我现在所有的事情尽到我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做完之后把稿子一发出去，我立刻就后悔，所以每次发稿子出去以后我就特别战战兢兢。我特别不自信，写到今天我还是不自信，写完稿子我就想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后一篇了。
    塑造“有佛性的女性”形象
    有人说严歌苓的文字有一种非她不能表达的性感，带着别人效仿不得的魔力和妖气。“她的小说语言往往以直觉逼近哲学，依赖比喻、谚语，讲故事，讲段子。说话直白、简短，反而举重若轻，语言精准到底，让你觉得无可再深了。”正如有人认为，对于每一个想要修炼文笔的文字工作者，严歌苓的小说无不是最好的写作教材。
    Q：最近在大陆出版的《霜降》，故事结尾颇为残酷。这是否传递出你“人生本来就是残酷而艰难的”的人生观？
    A：《霜降》是我1991年在国外写的一部长篇，那时的创作更多的是靠生活写、靠经验写，可能对于人生的感触，更多的来源于早年的生活经验。
    我的很多灵感来自我过去的痛苦，作为一个移民不是吃不饱、穿不暖和心灵上受折磨这样的痛苦。应该说，越年轻痛苦越少，我现在反而越来越觉得幸福总是和青春相伴，因为那个时候无论你闯什么样的祸，经受什么样的痛苦都可以享受，现在反而心越来越软，所有的事情都能触碰到我痛苦的神经，我后来转过来写大陆作品的时候，像《第九个寡妇》，肯定就是长久长久以来我在为之痛苦的一些东西。
    Q：你说，你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最喜欢《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为什么？
    A：是的，我很喜欢王葡萄这个角色，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的，立体的形象，越浑圆越好。我不在意别人看到了什么形象，张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但是她是一个独有的人物形象，她一定要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王葡萄和我所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天然保持着佛性，懂得主动去爱，去享受性的快乐。她骨子里是雌性的，在行为上也更多地保持了动物性。有时她是男人的母亲，有时她又是男人的宠物，“坚贞”这样的字眼在她的头脑中从未存在。
    Q： 你身在海外，但大量地书写国内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你如何做调研？
    A：我是一个喜欢听别人讲故事的人，我每次回国，从身边的朋友那里都可以听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很多就成为了我作品的素材，同时我的父亲还一直给我订阅国内的《作家文摘》和《文摘报》等报刊，一摞一摞的存下来，每半年、一年我回来全部带走，没事的时候就读，很多作品和这些报纸有关。
    写“抗拍性”强的作品
    严歌苓抱怨说，如今身处图像时代的作家必须做一些前代作家不用做的事情，“让清高的作家走到文字前面，用影视剧来宣传文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她说。但她也在努力适应这个时代。例如——她开始用电脑写作长篇小说《无期》——但她觉得真的像“无期徒刑”她要写男性了，她要写当代都市题材了，她要写“抗拍性”强的作品了……即使54岁了，严歌苓还是创作能量饱满，勇于尝试各种新鲜，去试验和突破自己的潜力。
    2010年，严歌苓的首部英文长篇小说《赴宴者》出版后，在海外反响不错，这给了严歌苓信心，她告诉本报记者，自己还会创作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但不是这两年”。她称自己是一只文学候鸟，几乎每年都要飞回祖国，休养生息，然后再飞走。
    Q：80后、90后这一代人接触的都是短信、微博，而你这一代，甚至还在拿铅笔写作，你写小说会不会在乎读者是谁吗？
    A：我现在开始尝试使用电脑写作，但是，还是不如用铅笔写作那么顺畅，因为要打字，还要选字，很容易影响我的写作思路，另外就是我不太会弄上网的事，除了查邮件不会干别的。不过我会看房子信息，美国现在房价跌得很厉害，我上网看看有什么可爱的房子。
    Q：你说以后要写“抗拍性”强的题材，可以说你的作品是为数不多能够同时在影视和文学上站得住的，为什么要拒绝这些？
    A：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爱文学的，当然我也爱电影，有时候好的文学不是好的电影，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些纯粹为文学写的作品，但是我还有一半的严歌苓是非常爱电影的，我就专门为电影来写作品，我希望这两件事别混在一起，如果混在一起常常要造成巨大的妥协。他们把我的作品改成电影或电视剧以后，怎么说呢？人不是圣贤，你看电影电视给你造成这样大的收益和影响，你就会不自觉地去写能够被他们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的东西，这是下意识里的东西。
    Q：女儿的到来对你的写作心态有没有产生一些影响？
    A：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她的到来，给我和我的先生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她非常懂事，我写作的时候她总会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看烦了，就默默走开。很有意思。
    Q：你说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你处在漂泊、边缘的生活状态，那现在你心中的安宁感来自哪里？
    A：我有寄居者的身份认同危机感，在寄居国如此，在自己的祖国亦如此。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无论怎样，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习来的。而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是一个边缘人，祖国在我缺席的二十年里，发展了语言，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所以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