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遭遇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时期。从1870至1913年间，美国GDP总量增长了2.4倍，其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从8.9%猛增至19.1%。而这一时期也是马克·吐温记录的“镀金时代”，整个社会风气都被拜金主义所弥漫，腐败现象更是频发不止。
　　.政府支配公共资源能力强大，产生寻租空间
　　从根本上说，美国这一时段的腐败滥觞于经济对政治的支配，即商人集团对官僚集团的收买和控制。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之所以成为被俘获的对象主要是因为它的手中握有大量公共资源，其中包括财政预算支出，诸如土地和矿产等公共财产、非中性的法律规章制度的设立等；同时，运转政府的公职人员在分配公共资源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经济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公职人员在腐败交易中可攫取的财富必然增长。而政府对市政规划的大规模投资又为公职人员创造了大量以权谋私的机会。此外，美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行政管理亦逐步加强。一批规章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刺激了公职人员创造租金的动机，并增加了其操纵经济活动的可能性。
　　工业化相伴城市化，新移民更关心个体利益，而非官员品德
　　至190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1860年的600万增至2400万。其50个主要城市中的移民人口已占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有些城市，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8%。新移民急切需要摆脱卑微的身份，因此，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能否通过选举这一权力或利益再分配过程来改变自身命运，而不大在意政府官员的诚实品格与廉洁作风。
　　在他们眼中，效忠代表自身利益的某个人，带来的实惠高于效忠抽象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新城市移民的这种趋利心理随即被政治机器加以利用。以就业机会、住房以及公民证为诱饵，政治机器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众多选民，并借此维持并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地位。
　　金钱腐蚀权力的势头也难以遏制
　　在19世纪末的美国，金钱腐蚀权力的发展势头愈发不可遏制，实业和金融巨头聚敛了大量财富。凭借手中的金元，他们疯狂“收购”公职人员持有的政治权力。结果，美国政府不但在财力上和经济寡头们相比黯然失色，而且其治理能力和意志也软弱涣散，难以与之抗衡。社会成员间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导致了贫富阶级之间或不同阶层与行业之间讨价还价能力的严重失衡。
　　当“强盗贵族”们侵犯弱势群体权益时，他们往往可以通过买通法官或操纵司法程序而逍遥法外。于是，在金钱的利诱下，治理者最终沦为那些慷慨行贿的被管制者的俘虏，从而使“强盗贵族”们逃脱了本应履行的赔偿责任，而弱势群体的应得利益却无从保障。
　　法律的落后更是为腐败提供了土壤
　　这一时段内美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或相对滞后，也是不能不被提及的。彼时的美国法律，针对腐败行为设置的相应惩罚措施过于宽松。这样，当贿赂数额巨大、被揭发的几率很小、惩罚措施又非常温和时，权钱交易式的腐败行为必将扩散蔓延。另外，当时的法律同样缺乏对公职人员某些腐败行为（如泄漏内部信息）的裁定标准，处理具体案例时对尺度的把握弹性又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