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中国企业感觉美国并不欢迎中国企业去投资。保尔森：我坚信，跨境投资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促进双向投资应该是双方经济日程中的重要内容。直接投资，等于是对该国经济投下信任票，因为这种投资无法在一夜之间就轻易撤出。现在，我希望双方尽快谈判双边投资保护协议，这将是一个有效的工具，能够促进双向投资，而且能够促进市场开放和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
    尽快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有助于在各自国家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同时，也会促进中国经济中一些必要而且重大的变革的出现。以市场竞争为例，如果中国想实现宏伟的经济转型目标，就必须引入更多竞争，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是国企与外企之间的竞争。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环境并不公平。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动民营企业加快发展和加大创新，同时继续完成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2007 年 3 月 8 日，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右）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发表演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致词，对保尔森的到访表示欢迎。
    中国领导人要重视民营经济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任职高盛期保尔森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2 年，他首次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面。江泽民与保尔森谈到了经济改革。正是这次谈话，让保尔森意识到“中国存在巨大的机会”。此后十几年中，他频繁接触中国政界、金融界和学术界的高层人物。成为高盛掌门人后，他把中国列为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区，协助中国石油、中国银行等中国大企业海外上市。在此期间，他还应邀与云南省合作开展了滇西北保护与发展项目。热衷环保的他亲自进行第一手调查，带着妻子、女儿一起徒步十几公里，进入当时还不通公路的山村，住在每晚 20元钱的乡村客栈里。
    在美国政坛，保尔森也以“亲华派” 著称。他很早就对中国的经济成就表示赞赏，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持温和态度，并且数次尽力避免中美之间直接的经贸冲突。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他有着独到的观察。
    记者：中国新领导层上任后，您分别在今年 4 月和 6 月见到了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能否谈谈您对他们的印像？您认为中国目前是不是在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前进？
    保尔森：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是强有力的、自信的领导人。他们都致力于改革，并认识到了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推进法治的重要性。未来10年，他们可能面对来自国内外的重大挑战。
    首先，我希望他们把民营经济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促进创新和开启未来的一把钥匙。其次，他们必须处理好改革的节奏、范围和优先次序，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
    我相信，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途径，是继续进行经济和制度变革。当然，要改变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不是容易的事——中国经济如此庞大、复杂，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对政府行政依赖度较高，如何管理变革的进程，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但中国人民的期望却是很高的。 
    记者：您是个中国通。在担任财长期间，曾带领美国代表团与中方举行了战略经济对话。对7月10日—11日的中美新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您如何评价？
    保尔森：这是两国政府换届后的第一轮对话，主要是让双方相互认识。虽然美国财长杰克•卢和国务卿约翰•克里都到过北京，但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与中国同伴相互了解。就战略与经济对话本身，一个关注点是网络安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使中美关系脱离正轨。另外，中国对美投资也是重要的议题。近年来美方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和贸易进行多次限制和干预，中国企业正在疑虑美方是不是真正对他们开放。
    记者：现在中国企业感觉美国并不欢迎中国企业去投资。
    保尔森：我坚信，跨境投资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促进双向投资应该是双方经济日程中的重要内容。直接投资，等于是对该国经济投下信任票，因为这种投资无法在一夜之间就轻易撤出。现在，我希望双方尽快谈判双边投资保护协议，这将是一个有效的工具，能够促进双向投资，而且能够促进市场开放和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
    尽快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有助于在各自国家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同时，也会促进中国经济中一些必要而且重大的变革的出现。以市场竞争为例，如果中国想实现宏伟的经济转型目标，就必须引入更多竞争，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是国企与外企之间的竞争。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环境并不公平。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动民营企业加快发展和加大创新 ， 同 时 继 续 完 成 对 国 有 企 业 的 改 革 。     
    在历任美国财政部长中，亨利•保尔森因为两件事足以青史留名。第一，在他的任期中发生了席卷全球、至今余波未息的金融危机；第二，他是当之无愧的最了解中国的美国财长，在任职前，他就访问过中国70余次。推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成功举办，是他一生中“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近日，他接受了记者专访，谈起了他对中国经济以及中美关系的看法。
    成也华尔街，败也华尔街
    光头，戴眼镜，高大，干练——这是保尔森担任美国财长时留给公众的印像。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位在华尔街创造神话的金融精英，会在财长职位上交出一份极其惨淡的答卷。
    保尔森1946年3月28日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父亲是一名珠宝商。保尔森从小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是一名运动健将，练过摔跤，曾是中学和大学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1968年，他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并在1970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毕业后，保尔森跻身美国政界。他先是在美国国防部任职两年，后来又担任白宫总统办公室助理，服务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保尔森的朋友把年轻时的他比做“一只牛头犬”，意思是说他兼具坚韧和热情，“是推销员中的推销员”，工作非常高效。不过，1974年，保尔森离开政界，进入高盛公司芝加哥分部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高盛的传奇。
    高盛是国际领先的投行和证券公司，在这里，保尔森登上了华尔街的巅峰。他在高盛干了足足32年，从银行业务助理的职位上步步高升，最后成为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其间，他手腕强硬，裁掉业绩不佳的员工毫不手软，但也正是在他的统帅下，高盛集团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银行，而保尔森本人也成了薪酬最高的银行家。2005年，他的年薪高达3830万美元。他还曾在美国媒体评选的“华尔街权力排行榜”上高居榜首，被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
    小布什在2004年11月竞选连任美国总统成功后，力邀保尔森担任财长。但保尔森数次拒绝，因为之前两任美国财长奥尼尔和斯诺都被排斥在白宫决策圈外，只能充当“传声筒”。为此，小布什与保尔森长谈了一个下午，承诺给他更大的决策权，可以与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平起平坐。
    但保尔森还是很犹豫。正在此时，他在一次宴会前见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两人之前就打过不少交道，保尔森把周小川描述为“一位老朋友，一个迷人、直率的人和坚定的改革者”。在交谈中，周小川建议保尔森接受任命。据保尔森回忆，周小川说，“我是一个为政府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你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多你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
    2006年6月，保尔森正式出任美国财政部长，20万美元的年薪比他在高盛时的薪水低了近200倍。上任初始，保尔森可谓春风得意，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他大加赞许。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本来踌躇满志的他一夜之间成了美国历史上处境最艰难的财长之一。因为危机的罪魁祸首，恰恰是保尔森赖以发家的华尔街投资银行。
    保尔森在华尔街也经历过不少危机和挫折，但当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已成定局时，保尔森承认，“想到即将到来的大风大浪，一阵恐惧涌上心头。随着美国在衰退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将引发全国范围的连锁反应——这远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从这样的泥潭中爬出来。”
    从2008年3月到9月，美国有8家大银行倒闭，其中6家是在9月一个月中关门的。由于未能及时预警，危机爆发后又救市不力，保尔森作为财长饱受诟病。当年，美国《时代》周刊把他评选为“年度人物”第二名，称“如果金融危机有一张面孔的话，那就是保尔森的这张脸”。《时代》周刊同时承认，考虑到保尔森面临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他很难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2009年1月，保尔森黯然离职。离开华盛顿时，保尔森说：“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早晨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还是财政部长的日子。”
    2007年3月8日，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发表演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致词，对保尔森的到访表示欢迎。
    中国领导人要重视民营经济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任职高盛期间，保尔森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2年，他首次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面。江泽民与保尔森谈到了经济改革。正是这次谈话，让保尔森意识到“中国存在巨大的机会”。此后十几年中，他频繁接触中国政界、金融界和学术界的高层人物。成为高盛掌门人后，他把中国列为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区，协助中国石油、中国银行等中国大企业海外上市。在此期间，他还应邀与云南省合作开展了滇西北保护与发展项目。热衷环保的他亲自进行第一手调查，带着妻子、女儿一起徒步十几公里，进入当时还不通公路的山村，住在每晚20元钱的乡村客栈里。
    在美国政坛，保尔森也以“亲华派”著称。他很早就对中国的经济成就表示赞赏，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持温和态度，并且数次尽力避免中美之间直接的经贸冲突。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他有着独到的观察。
    记者：中国新领导层上任后，您分别在今年4月和6月见到了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能否谈谈您对他们的印像？您认为中国目前是不是在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前进？
    保尔森：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是强有力的、自信的领导人。他们都致力于改革，并认识到了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推进法治的重要性。未来10年，他们可能面对来自国内外的重大挑战。
    首先，我希望他们把民营经济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促进创新和开启未来的一把钥匙。其次，他们必须处理好改革的节奏、范围和优先次序，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我相信，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途径，是继续进行经济和制度变革。当然，要改变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不是容易的事——中国经济如此庞大、复杂，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对政府行政依赖度较高，如何管理变革的进程，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但中国人民的期望却是很高的。
    记者：您是个中国通。在担任财长期间，曾带领美国代表团与中方举行了战略经济对话。对7月10日—11日的中美新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您如何评价？
    保尔森：这是两国政府换届后的第一轮对话，主要是让双方相互认识。虽然美国财长杰克•卢和国务卿约翰•克里都到过北京，但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与中国同伴相互了解。就战略与经济对话本身，一个关注点是网络安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使中美关系脱离正轨。另外，中国对美投资也是重要的议题。近年来美方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和贸易进行多次限制和干预，中国企业正在疑虑美方是不是真正对他们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