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在伊拉克政策的双重困境
    想当初，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想实现两个政治目的：一是“先发制人”消灭恐怖主义，完成反恐大计；二是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为中东民主改造提供“民主样板”。一年多来的结果表明，美国虽然在反恐和推进民主方面取得不少进展，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伊拉克政策的“伊战后遗症”日益明显：反恐是“越反越恐”；伊拉克政治重建步履维艰。简言之，就是“军事胜利，政治失败”。
    11月8日，美军又在费卢杰发动了代号为“幻影愤怒”的军事行动。此次行动是美军自占领伊拉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小布什再次当选后的首次“出手”。人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揣测布什能为摆脱伊拉克泥潭推出什么新招，但费卢杰之战仍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这次战斗本意是想医治“伊战后遗症”，但当费卢杰硝烟散尽，美国面临的问题却依然如故。“幻影愤怒”行动同样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一是清剿费卢杰反美武装，深化反恐；二是为伊拉克大选铺路，促进民主化。但这两个目标均可能再次落空。
    首先，就反恐而言，美军本想借清剿费卢杰“杀一儆百”，震慑伊拉克反美武装。结果却招至更大范围的报复。11月10日，费卢杰激战犹酣，8个反美武装组织就在一家伊斯兰网站发表声明，要对美军进行报复。摩苏尔、拉马迪等地的恐怖活动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依然未能摆脱“越反越恐”的噩梦。
    其次，就推进民主而言，伊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称，为明年1月顺利举行全国性大选，重新夺回费卢杰控制权已刻不容缓。但阿拉维是什叶派穆斯林，且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交往过密，此次阿拉维给美军“敲边鼓”，共同打击费卢杰的逊尼派反美武装，显然让逊尼派穆斯林难以接受。属于逊尼派的穆斯林长老会威胁称，如费卢杰遭到军事打击，他们将抵制大选，并号召在伊拉克全境开展不合作主义。由逊尼派穆斯林组建的伊斯兰党9日也宣布，为抗议美军和伊拉克军队对费卢杰发动军事进攻，该党已决定退出伊拉克临时政府。美国和阿拉维的本意是在明年大选前摆平冲突，让25万费卢杰人参加全国大选，增加大选的合法性，但这种暴力清剿的政策非但没有息事宁人，反倒“为渊驱鱼”，导致更大的分裂。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军在费卢杰战后面临的困境，也就是美国在伊拉克政策困境的缩影。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呢？
    二、对美国在伊拉克政策的冷思考
    1、 民主化与反恐没有因果关系
    民主化和反恐是美国在伊拉克政策的两大核心，更准确地说，在反恐压倒一切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想通过民主改造的方式进行反恐。按照布什的话说，“在中东地区，只要仍然存在暴政、绝望和怨恨，就将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及其安全的个人和活动。”美国显然把民主化当成了反恐的终极手段。民主究竟应该是目的还仅仅是手段，抛开这些姑且不论，仅就作为手段的民主而言，以民主改造方式消除恐怖主义，无异于缘木求鱼。
    “民主化可以根除恐怖主义”这一判断，是个似是而非的假命题。民主不是万应灵药。由于民主化涉及的主要是国内政治的改善，因而它的影响范围也以国内为主（如改善人权、促进自由等等）。按照美国的逻辑，如果滋生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完全是专制独裁所至的话，那么这种恐怖主义的斗争矛头当然应该是针对本国政府的。事实上，即便在那些实行了民主的国家中，仍避免不了恐怖主义（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况且，美国所反对的“恐怖主义”主要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具体说，就是滋生于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反美恐怖主义。而这种反美恐怖主义的产生，除了中东国家“治理无方”的原因外，主要是美国的中东政策缺乏“国际民主”所致。但美国没能从这种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即美国中东政策的弊端）着手，反而希望借民主改造实现反恐大计，结果自然是南辕北辙。
    2、过分倚重暴力
    迄今为止，美已经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想通过这种所谓的“破坏性建设”方式，同时实现政权更替和制度更新，进而实现反恐和民主化的双重任务。然而，伊战一年多的事实证明，美国的暴力征剿政策有效果，但效果十分有限。
    美国以暴易暴的做法，一方面在消灭现存的恐怖分子，但同时又在不断制造新的弱势群体。据英国《柳叶刀》杂志10月公布的调查示，自美军入侵以来，伊拉克已有10万丧生。这种滥杀无辜的霸道做派，在当地民众中激起更为强烈的反美情绪和报仇意识，最终使伊拉克这块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地带，沦落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最大温床。此次为躲避战火，费卢杰近３０万居民中，已有２０多万人流落他乡，倍受颠沛之苦。因此，美军在消灭费卢杰武装分子的同时，实际也把更多的人赶进了反叛者的行列。
    法国作家拉·封丹曾讲过一个寓言：太阳和风比赛谁能让路上的行人把衣服脱掉。风使尽全力，行人反而将衣服更紧地裹在身上，但太阳用暖暖的阳光，则使行人主动脱下了外衣。在许多时候，宽容远比暴力来得有力。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指出：“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仅会使政府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更加疏远，还会在伊拉克民众中强化军事占领的印象。现在要做的是打破暴力循环的怪圈，书写宽容与和解的新篇章。”但美国始终没有意识到这点。
    3、忽视民生问题
    对伊拉克普通民众来说，民生问题其实远比民主化更为重要。英国学者阿克顿曾指出：“人民的幸福并不在于自由。自由对广大民众来说没有什么利益可言，民众需要的是进步，财富、安逸。而自由对进步是一个障碍。”萨达姆倒台后，如何解决诸如就业、食品、卫生、水电等基本生存问题，一直是伊拉克百姓关心的头等大事。但美国关注的重新则是重新分配权力、清剿反美武装等“宏大叙事”。为此甚至把本该用于战后重建的经费挪作安全经费。
   去年１０月，美国国会曾为伊拉克重建批准了１８４亿美元资金，但到今年６月２２日，这笔预算的实际支出仅有３．６６亿美元，占预算总额的２％。目前９０％以上的伊城市没有污水处理系统，三分之一的伊拉克人不能使用安全饮用水。伊临时政府曾列出了需紧急投资４０亿美元的７００个工程项目。由于资金不能到位，绝大多数项目仍在等待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不可能对民主有多大兴致。美国学者科恩指出：“只有丰衣足食的人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热心公益的公民。……贫穷的国家负担不起公正与自由的民主，许许多多的好处，只有富国能实现。”
    4、对传统缺乏尊重
    在伊拉克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影响不容低估的“潜规则”（即传统），这些东西不是简单地好不好的应然问题，而是是不是的实然问题。它们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积累。在维系日常生活方面，这些东西很“管用”。因此，民主改造不应该是传统改造，它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利用当地传统。想当初，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造时，日本作为东方国家，文化传统与西方格格不入，因此，美国十分谨慎，并吸收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意见，保留天皇制这一传统政治象征，结果日本民主改造非常顺利。
    而在中东伊斯兰地区，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不乏与民主政治契合之处。如伊斯兰教中的“舒拉”制度（协商制度）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以及“伊智提哈德”（创制，即运用理智推导出结论的方法）所包含的理性主义，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对这些传统价值进行创造性阐释，无疑有助于现代民主的本土化。
    而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是一种进攻性的理想主义。它以形而上学的理念为基础，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论和启蒙主义色彩。尽管美国政要也强调改革要从内部开始，但在骨子了，他们对当地文化的复杂性还是缺乏认知。费卢杰之所以成为抵抗之都，就是美国激进变革，忽视既存事实的恶果。伊战结束后，当时费卢杰并未陷入混乱。原因是宗教领袖和部落首领势力强大，足以控制局面。费卢杰人提议以当地人放弃抵抗，换取美军不进入该城。但美军最终违反协议，不但派兵进城巡逻，而且在城内驻军。由此引发双方矛盾不断升级。
    因此，美国推崇激进变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倒洗脚水连婴儿一块倒掉”。这种“休克疗法”导致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传统政治的重新反弹。想当初，法国大革命高呼“自由、民主、博爱”，结果等来的却是拿破仑的个人独裁。
    说得不好听些，自1958年伊拉克革命以来，萨达姆之所以能在政变频频的伊拉克政坛生存下来，正是因为萨达姆熟谙当地的政治生存术。它那套铁腕统治方法不好看但十分管用。目前，由于伊拉克战乱不止，伊拉克政坛最需要的就是类似萨达姆那样的铁腕人物。今年6月30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伊拉克人被问及今后一年最急需的是什么时，只有31％的人说是民主，而50％的人认为最急需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有人直接将阿拉维称为“不留胡须的萨达姆”，以喻其日趋强硬的统治手法。划了一个圆圈，伊拉克政治重建仿佛又回到起点。
    三、能否争取民心将决定伊拉克政局走向
    事实上，无论反恐也好，民主化也罢，美国都是有私心的。这是其政策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反恐而言，美国不愿意承认从自身找原因，因而其反恐战略只能“扬汤止沸”，最终使反恐战争成了“一场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战争”；就民主化而言，美国的落脚点是政权改造，建立亲美政权。这就使他们始终“见物不见人”，一方面对民众疾苦缺乏发自心底的关心；另一方面，又对反对占领的反美力量感到真正的恐惧。这也是伊拉克反美武装野火般不断蔓延的根本原因。历史表明，一个为了民族解放而战的民族永远是不易制服的。
    从长远来看，伊拉克政局的未来发展既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能力，也取决于美国的战略意志，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是民心向背。从这一意义上，美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不是清剿费卢杰反美武装，也不是明年的大选，而是如何争取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