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叔叔曾经参加过越战。我到这儿来，他并不是很高兴，但他还是写信告诫我要处处留心自己的屁股，别出什么意外，叫我不要逞英雄，要照顾好自己的弟兄们。”
　　“我认为我们所承担的使命是正义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来到这里，总统完全有理由把我们派遣到这里。我们训练有素，准备与世界上任何邪恶势力作斗争。敌人可以用炸弹炸死我们，或是用毒气毒害我们，或是用枪杀死我们，但我们会战斗到底。我们很多人从一出生就已经准备好了。”
　　《纽约时报》的记者带了个橄榄球来。我和柯汉一边相互传球给对方，一边同那个记者聊天。他站在我们之间，眼睛跟着球不停地转动。他看上去像位人类学家，一位研究灵长类动物行为的专家。他人很随和，讲话慢条斯理，很想听到我们讲述自己对这次军事行动的真实看法，想知道我们在这里每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想了解前线步兵们真实的内心世界。但是我能提供给他的仍然只是事先准备好的语句，我受命只能传递给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但我真想与他坦诚相对，告诉他：我只是个穿着神秘侦察迷彩服的普通士兵，且见识有限。我才不管什么新世界国际秩序，才不管科威特城里的什么人权遭受到侵犯之类的事情。什么大赦国际，见鬼去吧。强暴他们，杀掉他们，卖光他们的石油，抢光他们的金子，把他们的小孩全都卖到妓院去。我才不管什么国旗、上帝、国家，什么海军陆战队，也不管什么石油、收益和每天开采上百万桶石油，更不在乎美国政府给我提供的工作。我有工作，我将一直这样度过余生，我是个普通士兵，我应该履行我的职责并爱我的工作。我已经20岁了。我如此愚蠢地签约当兵，而现在我就坐在这里，可怜巴巴的，哦，这真是场悲剧，哦，这丑陋的充满悲剧的地狱，现在我就坐在这该死的地方，手里玩着球，在这世界上最臭的便坑上面将橄榄球掷来掷去。我都能听见敌人炸弹爆炸的声音，《纽约时报》的记者先生，我听到了炸弹的声音，真的很害怕。
　　我冲出去，跳过便坑去接一个长距离的传球，一只手一勾，接住了球，但左肩和脸重重地撞到了地上。我为这个高难度的接球而感到自豪。柯汉在旁边叫道：“底线得分。”美式橄榄球得分规则，持球越过对方门线身体触地得分。——译者注沙子钻进了我的嘴里，在牙齿和牙龈上沙沙作响。我转动舌头，舔干净所有的沙子，并将它们吞下，好像这些沙粒也是我的好运气的一部分。然后我将球投进球门，随后听到一阵埋怨和叹惜。
　　这时，凡恩吼道：“斯沃夫，快把球扔到粪坑里。”
　　但上校已经看到了橄榄球，他走下汽车，命令塞克上士取消体育训练，让我们在记者面前打一场球，而且还要我们全副武装地穿上MOPP式防护服，戴上防毒面罩。
　　在二十九棵棕榈基地时，每人发了套防护服，自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将它们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它们重达10磅，本来是密封好的，但在背包里经过六周的颠簸后，大部分防护服的包装已经变形，与黏结呼吸管的胶带和断开的尼龙线纠缠在一起。防护服是用来保护我们的皮肤的，使其免受生化武器攻击污染的侵害。我们很高兴能穿上它参加这场愚蠢的球赛，因为现在它们就快要没用了，我们要把它们扔进便坑，然后烧掉，让军需处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更换。
　　这就是士兵的数学运算法：从军用背包里减掉10磅得出一个快乐的士兵。让我想想，还有什么可以拿来烧掉的？
　　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医务兵约翰•邓肯医生报告说，防护服里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华氏112度。
　　作战时，我们要在防护服里面穿上迷彩服，但平时为了降低温度，里面都只穿着汗衫，甚至有些人，包括我在内，什么也不穿。塞克总是告诉我们，上校已经向他保证第二天就派淋浴车到我们营地来。总是该死的第二天。
　　我只穿着内衣，感觉像是钻进了一个大火炉。邓恩命令我们集合。我们每个人先喝了一壶水，然后戴上面罩，系上兜帽去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