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被炸的美国海军战舰西弗吉尼亚号(USS West Virginia)。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经写道，美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特征是在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与狭隘的孤立主义之间摇摆。这一人们熟悉的二分法──要么以堂•吉诃德的方式主持正义，要么对世界上的灾难视而不见──堪称简洁明确，但使长期以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趋势变得模糊不清。关于美国注定要担当传播民主、利伯维尔场和个人自由的旗手的信念始终是美国与世界交往中的一个的因素。诚然，决策者们对推进这些目标的方式或对美国影响这种转变的能力意见不一，但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领导人长期以来都认为，此项事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1913-1921)和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这两位在政治上针锋相对的领导人却都认为美国的命运与世界各国的国体和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威尔逊认为，"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是世界事务的参与者……凡是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事情必定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同样，罗斯福也主张广泛参与全球事务："的确存在国际道德。身为一个美国人，我竭诚促进自己国家的利益，但同时也尽我所能为整个人类的公正和尊严而奋斗，并因此感到有责任随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行为作出评判。"因此，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色彩仅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进程的一部份，具体政策常常必须以冷静的战略目标加以平衡。罗斯福对这些紧迫的目标和追求这些目标所必须作出的让步作了解释，他告诫说："为了努力实现崇高的理想，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我们不能一蹴而就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一步步迈进，只要我们沿正确方向上真正取得进展，那么我们就应当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满意。"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外交事务，我们可以把它视作理想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的反映，而不是在孤立主义与参与世界事务之间作出选择。      因此，美国二十世纪外交史基本上是决策者谋求如何在利益与理想之间求得适当平衡的历史。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最近在谈到这一平衡时说："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特征……并不是盲目追求任何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在原则和价值观的框架内进行选择。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每天去推行植根于这些价值观的政策，从而使我们得以始终朝某个目标推进……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联系，即通过日常的政策实施把理想和政策结果联系起来。"将布什政府的做法称为"现实理想主义"的赖斯显然与她的历届前任一样，指出了美国在二十世纪与世界交往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上个世纪中最危急的一些时刻，利益与理想之间的冲突最明显。在这些时候，美国外交政策既具有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色彩又体现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而且两种特征常常同时展现。

    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美国理想主义的代名词。随着此前一贯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建立一个能够保障民主的世界"的决心感染了美国公众。这位曾经担任教授的总统所提倡的独立自治的主张在全球各地民族主义者中引起了深远的反响，威尔逊本人因此被视为类似先知的人物。《华盛顿邮报》一名记者在报导1919年春埃及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时指出，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受到"威尔逊理想的激励 "，"在示威时，骚乱的人群呼喊着威尔逊的教导"。埃及民族主义者引用威尔逊的信条请求美国参议院支持埃及独立，但威尔逊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重申了美国对英国统治埃及的支持。虽然美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对自由的支持基本上停留在语言上，但事实证明威尔逊的主张在二十世纪推广民主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威尔逊推广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务实的现实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虽然他谴责土耳其人残酷对待亚美尼亚人，但却因担心危及美国传教团在中东的工作而抵制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的强烈要求。确实，由于美国不愿出兵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国家亚美尼亚很快灭亡。威尔逊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毫无理想主义可言，尽管他坚称"不惜一切代价动用武力"，并威胁要充份发挥美国战争机器的全部威力。因此，基于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战略是一个狭隘利益取向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原则交互作用的产物。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甚至更加突出地表明美国的价值观与地缘政治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在日本轰炸珍珠港的前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3-1945)发表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说。他在演说中宣称，"世界各地"人民有权享有言论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受贫穷困扰的自由和免除恐惧的自由。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美国参加二次世界大战的口号，为普通美国人提供了参战的意识形态框架。但是，当艺术家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通过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所登载的一组绘画作品使这四大自由名垂青史之时，罗斯福却在与专制集权的苏联谈判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当时到处是血腥清洗、徒有其名的公开审判和国家政策造成的饥荒，如何在推进罗斯福原则的行动中成为美国的盟友令人费解。

    1941年7月，罗斯福派遣深得他信任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远行俄罗斯，对斯大林作为一名战略合作伙伴的承诺程度和可行性进行摸底。霍普金斯指出，与苏联结盟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困境，他向罗斯福报告说，他的访问突显了"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分歧"。总统的响应是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而这仅仅是大批援助的开始。罗斯福总统同时授权制作一系列宣传影片在美国放映，影片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好人，为苏联过度使用暴力开脱。罗斯福维持美-苏联盟的愿望使他放弃了支持国外独立自治的长期承诺。乔治•W•布什总统在回顾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因其战略利益而受损时，对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为了稳定而牺牲自由"的外交政策深感失望"。

    但罗斯福拥抱苏联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理想。虽然罗斯福总统与一个残暴的政权结盟，但他也抓住机会，通过建立一个符合美国理想的国际秩序来推广民主和自决。令美国的欧洲盟国懊恼的是，罗斯福自称是帝国主义的敌人并努力将英国人和法国人逐出远离其本土的殖民地。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Casablanca Conference)期间，罗斯福在一次晚宴上向摩洛哥的统治者表示他支持摩洛哥独立，而当时丘吉尔正坐在餐桌对面，为英国殖民地的命运发怒和担忧。此外，罗斯福谴责说，英国对西非的统治和法国对印度之那的统治与盟国宣称的战争目的不一致。罗斯福也希望纠正一次世界大战后达成的有问题的协议中的错误。他设想建立一个能够有效确保集体安全和避免全球性冲突的国际组织。虽然创立联合国的任务后来落在其继任者的身上，但联合国的最初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罗斯福的想法。与一次世界大战相同，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面为推行其价值观作出更广泛的战略承诺，一面与一个专制政权结盟，表现出战术上的灵活性。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nan)在罗斯福1945年去世后出人意料地登上总统宝座，这位服装经销商出身的总统随即面临巨大挑战。杜鲁门初次给人的感觉是，他与其温文尔雅、有贵族风度的前任罗斯福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然而，靠死打硬拚而自我奋斗成功的杜鲁门，像罗斯福一样，制订出一项将美国各种利益和理想贯穿于其中的政策。在杜鲁门视察日本城市广岛和长崎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毁灭的同一年，他称赞联合国宪章是"呈献给全能上帝的一份情深义长的感恩大礼"。美国总统对"决心为后世免除战争之祸"的组织表示的由衷支持，与美国对日本进行的"毫不怜悯的战争"形成对照，反映了美国二十世纪外交政策中崇高的理想主义与铁石心肠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鲜明特征。

    杜鲁门也许比美国世纪任何其他的总统都更能够将美国的利益与理念结合为一体。规模庞大的《马歇尔计划》(Marsahll Plan)向遭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提供援助，解救了欧洲大陆濒临崩溃的经济，同时阻挡了共产党的推进。该项目以自由企业为重点，因而打破了欧洲的经济壁垒，使经济迅速得到复苏并为欧洲一体化奠定了基础。被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誉为"整个历史上最高尚的行动"的《马歇尔计划》可说是秉承天意，它调和了(尽管并不持久)美国在战略上受到的制约与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贯穿冷战时期的40年里，美国决策者在协调原则与实用性方面鲜有这样的成功，经常是冷静的现实主义占据上风。

    苏联的灭亡和自由民主的胜利并未终结美国利益与理念之间的冲突。美国与中国在九十年代的关系证明，这一不可避免的对立依然存在。在老布什政府1992年向台湾出售 F-16型歼击机后，克林顿总统(Bill Clinton，1993-2001)上任后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后，对中国实行的制裁和民主党内发出的对中国继续践踏人权的行为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的呼吁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并迫使总统签署1993年行政命令，将人权状况与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延续联系起来。在有达赖喇嘛和天安门运动领袖柴玲出席的签字仪式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胜利地宣布，"自从近四年前天安门广场事件以来，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愿意为实现积极转变而采取行动的总统。 "

    这种高尚的理想主义很快成为各种因素的牺牲品，导致克林顿改变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这些因素包括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五角大楼因北韩测试核武器造成迫在眉睫的危机而施加的压力以及与北京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公开对抗。克林顿总统认为，可以通过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来最好地推广美国的理想，因此他奉行接触的政策，并于1994年5月宣布对中国的贸易地位与其人权问题分别处理。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在解释这一政策变化时说，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是"帮助加快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 毫无疑问，在人权、宗教自由、安全以及经济问题上，我们与中国有着严重分歧……问题在于，什么是推进我国利益和信仰的最佳途径。我们认为，接触是在与中国的所有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最可能行之有效的方式。"1996年秋，克林顿总统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中国加入这一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此一结果普遍被膂b为是克林顿外交政策的最大成就，它再次突显了美国理念与利益之间的冲突。

    乔治•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的第二次就职演说表明，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理念与利益之间的长期冲突。他宣称"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和我们根深蒂固的信念终于合二为一"，并致力于有效化解相互对立的力量。但美国价值观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冲突并非总是易于解决；尽管总统如是说，但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美国的重要盟国实行的统治往往与美国信念相左。正如过去一样，在忠实于美国理念与关照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将是美国领导人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核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