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在内战结束后获得长足发展，这一趋势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叠加，到19 世纪末，美国社会进入蝶变期，摆在美国政治家和学者面前的急迫课题是如何塑造国民精神。威尔逊新古典主义文学观折射出他对文化领域进行秩序重建的战略思考，集中体现了“道德——秩序——体系”三位一体的长老派基督教精神，对世纪之交美国学界的思想塑造起到了引领作用。
1870 年以来，科学主义强势介入语言学、文学以及宗教，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打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生态均衡，无论结构主义的“元叙事”还是人文主义的“普遍真理”都在建构各自的价值体系，这两种理论体系的内核呈二元对立的态势，前者是唯物主义，后者是唯灵主义（oversoul）。作为一名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型政治家，威尔逊浓厚的保守主义倾向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
一、结构主义价值体系
结构主义可溯及亚里士多德对世界本原的拷问，19 世纪以后，它逐渐渗透到人类学、语言学、文学以及艺术批评，世纪之交的美国高等学府，学科界限泾渭分明，英美文学日益边缘化，威尔逊从教25 年，他本人强烈反对学科细分以及功利化倾向，极力通过文学教育扭转重理轻文的学科偏向。
文学研究本应放在哲学和艺术框架下研究，然而自康德创立实证说以来，研求真理者，多以自然科学为本，结构主义是科学主义的延伸，具有“追根求源”的天然习性，它无涉统一与联结，专注于寻求构成世界的最小元素：从分子到原子。在人文科学领域，结构主义是理性工具主义大合唱的主调，其“体系——规则——元素”范式只相信实证哲学和绝对真理，迷信科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惟一手段。科学膜拜走上圣坛必然造成新迷信，埃米尔•左拉以追求客观，考据精密闻名， 龚古尔兄弟对文学进行外科医生式的解剖，从心理学或病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物情状：“用冷靖之度，精密之笔，记录于书，自然派之冷淡，已达其极，盖近于病矣。”结构主义把归纳与推理作为理解世界本原以及运行规律的主要手段，忽视人文主义的神圣品格。把语言学纳入实证学范畴是19 世纪科学主义在人文领域打开的一个缺口，索绪尔学派把自然科学方法论应用于语言学，把文本体系破解成最基本的语素，即语言的分子以及原子结构。我们不难发现，结构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它用共性扼杀了语言文学的个性，遮蔽并消解了不同历史文化的多样化表述；人文主义者的世界观有自己的共性范畴，柏拉图的抽象共性见之于文学则体现在人性与灵魂的表达、归纳和升华。激进的结构主义者声称人的共同本质不过是碳水化合物，它最多不过是伦琴射线透视出来的一副骨架，其性格、肤色、灵魂、教育背景则不在考察兴趣之内。语言学基本教义派认为，世界上语言的本质并无差异，都可以压缩成为基本要素，至于其丰富的个性表达，则不是他们的主要关切。
现代结构主义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弗拉迪米尔•普洛普，其《民间故事语素学》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把童话故事拆解成若干最小单元，用实验室的方法分析这些“组成部件”并归纳基本叙事元素。这种叙事结构学说的短处在于脸谱化，它闭口不谈人物情态、性格以及叙事方式的区别特征，其支持者则辩称普洛普原本就不在于发掘文本意义，更无意关注甲文本区别于乙文本的“个性，”而在于寻找到叙事结构的原物质。普洛普的童话转换生成语法亦同此理，他比照分析世界儿童文学后发现，无论是《白雪公主》还是《灰姑娘》，都不外乎最基本的人物元素和叙事结构：公主+继母+王子；其结构规则是“曲折+大团圆”的古典三一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元结构也是如此，只不过人物元素换成了阿里巴巴+吝啬的哥嫂+聪明少女。一切文学作品放在结构主义的显微镜下只不过是要素的排列组合，一旦看到皮肤下的骨架并找出结构规则，作品便了无可观。威尔逊坚持新古典主义文学观，反对这种文学批评理论，他认为读者更希望通过阅读文本提升抽象美感并增强价值判断力，而科学主义文学观过于刻板，泯灭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
二、超验主义价值体系
威尔逊的文学观与拉尔夫•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有着深厚的渊源，爱默生时代的美国在“光明与进步”的旗帜下享受着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并驾齐驱的和平与繁荣，爱默生作为哲学家对此并没有盲目乐观，他用忧郁而深邃的眼光冷静地观察四下弥漫的拜金主义：“美国人几乎没有信仰，他们迷信金钱的力量，对道德情操充耳不闻，失去信仰的这一代多么可怜，美国制度脆弱得如同纸箱搭起的房子。”面对古典价值体系受到实用主义冲击的社会现实，英国的卡莱尔坚定地信奉长老派教义，他忧心忡忡地告诫说，信仰体系崩溃造成社会意志堕落，人类思想的伟大里程碑一旦崩塌，社会结构必将自我毁灭。超验主义思想家对科学工具主义附炎趋势的本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我们的科学是感觉的科学，因此它是肤浅的。”因为这个缘故，爱默生强烈反对生产力崇拜，坚称美国应该把更珍贵的思想奉献给世界：“我们依赖旁人过日子，我们长期做其他国家学徒的时代早该结束了。”19世纪末，世界进入了科技万花筒时代，对于爱迪生这样的天才发明家，爱默生有自己的看法：“机械发明没有多少意义，它们尽管让人惊叹不已，但都没有丝毫的价值。它们无法满足精神需要，至今还没有人为此而求索。新时代的主要价值在于提高生命的伟大和永恒，相比之下，美国的重商主义则微不足道。”
1890 年，威尔逊带着爱默生哲学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执教，他的学术兴趣开始从法律、历史转向文学，其文学观集中体现在古典主义新启蒙思想。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期间，他不断为《大西洋月刊》撰稿，并于1891 年在该刊发表《书籍何以不朽》的文章，完整地阐述了结构主义时代伟大作家的资质和文学经典观问题。关于书籍的不朽和速朽，威尔逊认为：众多书籍从书架拿下代之以优胜者之后，便被世人遗忘。读者念及卷帙浩繁，不免产生疑问：读者作古之后，书籍作为“阅读时光伴侣’将归于何方？哪些作品让世人竖起纪念之丰碑?哪些作品会避开时光之嫉妒而百代流芳?速朽与否在于文学能否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体系，书籍之不朽在于它超验的钻石品质。这一点与爱默生完全一致：所有富含想象力的书都会流传，一切看到了大自然中的真理，并以之作为描摹对象的书籍会永垂不朽，包含着朴实之美的每一首诗或每一个句子也都将获得永恒。
玛丽•克拉吉斯认为具有超验价值的文学作品真诚地为人类生存状态代言，它有任何科学方法无法替代的灵魂。经典具有人文主义秉性，不朽作品之所以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价值，是因为每一代人都能在阅读时发现作家为读者倡言的本能并让人产生心理共鸣。不朽作品有恒定、通适的价值体系，能触及人类灵魂的共同内核，经典作品作为“非物质”文学遗产，有着构建并提升道德价值体系的远大抱负。威尔逊自幼生活在长老教之家，前辈都是严格的基督教原始教义派，他长期受加尔文教义和斯多葛思想的浸染，成年以后立志在美国建立理想的社会体系，这一体系的上层建筑就是信仰与秩序，劳伦斯•布尔认为，在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所向披靡的时代，爱默生及其学说是美国最重要的世俗宗教，威尔逊以此为参照系进行价值重建，驱邪扶正，济世安邦之心昭然可见。在爱默生的价值体系里，权势和金钱崇拜没有市场，灵魂圣坛上供奉的是道德，他认为英雄如果缺乏思想就一无所有，天才离开教堂去参加议会或商业活动，文学就变得轻浮，科学变得冷酷，年轻人的眼睛里不再闪烁着希望。 在他看来，历史终将证明19世纪的威名是精神荒蛮时代的衍生品，拿破仑的丰功伟绩就像大炮里的青烟一样在历史的天空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超验主义思想体系也有光明与进步的范畴，它把学问、美德和意志当成消弭社会弊端的利器，帮助人们在困厄中实现伟大的进军。 有鉴于此，爱默生认为精神食粮不可或缺，人生价值在于智力、良心、美感与信仰，他不赞成为蛋糕而负债，希伯来和古希腊的经文里不朽的诗章一直是人民生活的面包；一旦道德不再是世界的最高主宰，人就成为灵魂的背叛者，高尚的灵魂往往将市侩经济扔到圣殿的拱亭之下，美德永远不会出卖自己的公正和高尚。
米开朗基罗告诫年轻的雕塑家说：“不要为你的雕塑作品在光线上殚精竭虑，广场上的自然光会检验它的价值。”关于价值影响力的高低，超验主义并不否认市场因素，但同时又相信公正的读者会组成一个严肃的法庭，他们不会被贿赂所收买，不会被诱惑所误导、更不会因威权而退缩，历史法官决定着每一个作家名望的高低。爱默生这样评论经典的价值因素：俱乐部贵族作家和御用文人镶金边的书籍，在精致羊皮纸上写成的书籍、捐赠给图书馆装帧华丽的书籍，都无法免于朝生暮死的宿命，布莱克默、科策布的作品活不过天亮，而荷马史诗却百代流芳。
1902 年，威尔逊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同年11 月，五卷本《美国人民史》的出版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威尔逊不赞成英雄崇拜，认为领袖与经典的评判至少需要半个世纪即两代人的历史坐标。他一方面承认作品在消费主义时代的人民性，同时也不赞成风靡一时的流行文化，他强调作家要有人格魅力，鉴评作品要参照道德坐标，如果单凭转瞬即逝的轰动效应裁定取舍，至少一半历史人物将占据榜单，“单有‘殊异’并不能使之免于消亡，其命运前途未卜，……沙金并下，良莠不齐，奸佞之流亦可与英贤一样声名远播。”
三、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
19 世纪以来的文学评论偏离人文主义轨道，不少学者穿梭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寻找到研究支点，以期发现理论新边疆，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工具理性用实验方法肢解文艺美学的“科学化”倾向严重偏离了艺术的内在规律。威尔逊站在超验主义的立场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充分展示了他敏锐的眼光和不同凡响的学术胆魄，作为最早批判结构主义的美国学者和政治家，他反对科学主义造成的新迷信，维护文学的人文属性，坚持文本解读的传统策略。威尔逊深知自然科学的最终归宿必然要服务人文关怀，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更多适用于局部问题，对于解决体系化的人文需要，其作用非常有限，甚至误入歧途，今天看来，威尔逊强烈抵制“科学化人文观”的立场有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威廉•华兹华斯在比照理性与艺术的时候发现科学分解现实世界，艺术圆通现实世界，想象力则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现代结构主义批判人文学科“主观、柔性以及直觉”，前者对后者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恰恰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硬性”与“科学”，结构主义学者用共时的方法解析文本，寻找体系、结构以及本原，却忽略了历史的、动态的文学生态。列维•斯特劳斯寻求一种稳定的永恒，但这种永恒却是僵化的教条结构，约翰•济慈很早就指出亚里士多德“科学传统”所遵奉的理性思考其实就是把现实世界条块分割后加以剖析，人为阻塞了感性与文学的互通，造成了科学与诗性相互排斥直至水火不容，而诗人的正确立场应当是“无为”，甘于“无定性”、“去真值”。
19 世纪后半叶，法国思想界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的论战不亚于18 世纪末法国革命对立阵营之间的激烈交锋，文艺评论家伊波利特•泰纳是法国实证主义旗手，竭力主张把心理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以及文学艺术放在实验室加以研究，小说家保罗•布尔热则信奉保守主义，号召青年遵循传统道德观念，不要盲从科学理论。两派观点针锋相对，美国超验主义者则坚定支持后者，批评经验科学蒙蔽视觉，使学者放弃宏大思索，进而成为毫无意义的工具，同时告诫人们切勿迷信细节和精密，因为科学主义一旦违背了自然界的和谐契约就失去了人性。作为一名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威尔逊对急于跻身文坛核心的作家不以为然，提醒他们从科学主义的程式化教条中脱身，弃绝陈规桎梏，走入现实生活中来，他反对英雄崇拜，断言领袖越伟大，个体越渺小，并勉励初涉文坛者独立思考，切勿鹦鹉学舌并对科学顶礼膜拜。面对无孔不入的科学迷信主义，威尔逊鼓吹亲近生活，因为方圆之内有哲理，寄语学者建构完备的知识体系，因为大道之行可以规范尘世万端，“至道宏旨”源自身体力行，而决非在斗室蜗居冥思苦想所致，他告诫知识界切勿轻慢人间万象，盖因府墙之外有真知。威尔逊还建议打破学科壁垒，鼓励知识分子强学多闻，勿自满于一隅之专，更不要轻慢同仁，而要“摈弃学术之穿凿，研究之冷漠，学识之寡味，方法之鄙陋。……孜孜于锱铢之无解，必失至道于无形。”
四、威尔逊的经典观
塞缪尔•约翰森赞同古典主义文学蕴涵的经典美学，认为古代希腊文学历经千载而不朽是因为它包含了穿越时空的道德元素，威尔逊青年时期就接受了这种观点，他后来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念融汇了孟德斯鸠的法制与体系观念、罗伯特•伯顿的古典主义思想，托马斯•卡莱尔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元素，其经典观体现了加尔文主义和新启蒙运动的合理内核，意在以新古典文学观为立足点，建构一种秩序理念和思想体系，它主要涵盖了三个基本要素。首先，文学经典是道德、忠诚和信仰的“三位一体”，具有导师特性。威尔逊推崇法学家孟德斯鸠的思想，认为经典的特质之一就是哲学家的启蒙精神：有博学多闻之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此君治学，由表及里，点点滴滴，释疑解惑之时，能因时因地，循循善诱；阐微探幽之际，可纵横捭阖，大道如一；至于晦涩艰深之专术，亦能独辟蹊径解之以敷妙用，以斯人观之，大道之行，驭之有方；世间器物，莫不相谐。世人有若伯顿之属者，敬德之心足以明鉴，其发幽思之论也，亦庄亦谐，斯人诗韵灼灼，口吐英华。亦有贤哲居安思危，恤民疾苦，……谈论时局人政之时慷慨陈词，壮怀激烈。诚如前文所述，书籍之不朽首先要有道德和信仰作为导航的指针，卡莱尔曾经指出经典具有导师元素，而导师必定有独特的人品印记：“如果一位长者睿智含蓄兼具令人羡慕的风采，他会吸引众人的注意力，人们会敬佩他，会把智者奉
若神明。” 这一点他和爱默生英雄所见略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导师，只要倾听，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教诲。” 爱默生崇拜干练的哲人，稳如泰山的大师：“他能言善辩、举止优雅、魅力无穷，用自己的魅力将所有人都吸引过来，成为其追随者。” 爱默生是道德与智慧的坚定追随者，誓言如果有什么磁铁能指出那些内心富有、精神强大的贤哲所在，他宁肯倾家荡产也要找到他们的思想宝藏。经典体系的第二元素在于朋友特性，它体现了鲜活的人格魅力。超验主义学者把好书比喻为好朋友，它像推心置腹的伴侣，读者可以与之发生心理共鸣，人们之所以能从书籍里获得愉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诗句凝缩了时代的沉积，精妙文章往往一语成箴，早在几百年前就说出了后代读者的贴心话。爱默生认为与书籍为伴犹如与朋友相处，每每发现好书，即索而据之，“人在红尘间奔忙，疲惫与烦恼常在，每当失去书籍的陪伴，就渴望友谊归来。 经典的亲和力量来自古典人文主义，而非居高临下的威权主义，这一点结构主义非所能及，威尔逊认为书籍之魅力见之于世人犹如君子之魅力见于友人：“一本书如无深刻学术内涵则会消亡；缺乏睿智诙谐，既不足以使人心旷神怡，亦不足以彰显真知灼见，则不免消亡。”
威尔逊的平民主义思想和爱默生反对权威崇拜的观点如出一辙：作家如果从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灵感出发，书籍则成为有害之物，导师则沦为暴君。其三，经典体系离不开构造者的独立特性，这与科学主义预设文本“基原体”的僵化立场不同，爱默生在1833 年拜访卡莱尔时发现后者鄙视苏格拉底：当文学不注重个性而转向形而上学时，它必定衰落：“苏格拉底标志着希腊文学的衰落。……在他这个时代，仰奉文艺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辩论家一定有一种非常痛苦的集体意识。苏格拉底是一个转折点，在他之后，希腊陷入了混乱和毁灭。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与卡莱尔凝重精神是新古典主义的辩证统一，威尔逊视两人为导师，称赞他们的著作以个性化表达方式向世界昭示时代精神，为酷爱诗文者代代传颂。卡莱尔重视原创，认为没有音乐性的文本向读者展示的一切无非是粗糙和僵硬的体系，而独特之美则是艺术的精髓，由于把绘画还原成颜料和画布的哲学兴盛，希腊再没有出现力透纸背的悲剧文艺。
威尔逊在担任普林斯顿校长、新泽西州州长以及在美国总统任期内，一直提倡学术包容，支持并拔擢具有独立思想的文人学者，这种理念和实践在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初就已经形成：在众口铄金之评论界，特立独行、有胆有识之作家涉足于百家争鸣之间，当需立场坚定，观点鲜明。作家不应唯他人马首是瞻，如欲慧眼独具，尚需一定铮铮傲骨，遗世独立之品格。世之才俊，茕茕孑立确非偶然，实乃秉性所至，立身之本也。欲使匠心独运，必有若干不朽之工巧，而工巧或许只有隐逸方可获致。作家首当尽力捕捉心灵之启迪，毕竟独上高楼，境界殊异。鲁迅十分赞赏威尔逊的文学观，他在《热风四十三》中谈到：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人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人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平均分数，作品须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威尔逊自幼受长老教家庭背景的熏染，青年时代受欧洲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在美国社会转型期力主建立一套区别于结构主义的人文体系，它的美学特征既是秩序的，又是开放的和包容的。他认定的经典三法则——导师特性、朋友特性和独立特性是一位学者对文学原理的深度掘进，同时也折射出一位政治家重建价值体系的治国理念，这充分表明威尔逊登高望远，比起当时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市井观天，他具有更深沉的历史感和更广阔的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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