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人物简介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广东香山县（即中山市）翠亨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1] 

    1894年6月，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时政，被置之不理。遂后赴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革命。这年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此后他在海外16年，先后5次环游世界，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 

    孙中山应中国时报演讲

    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里，孙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积极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起义有1907年5月的黄冈起义、6月的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0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2月的钦州起义、4月的河口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以及1911年4月27日（阴历3月29日）的黄花冈起义，加上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共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中国人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在美国闻讯，立即在欧美各国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各国的支持，并于同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12月29日，在南京举行的17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4年7月，他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被推举为总理。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1917年9月1日，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军政府成立后，滇、桂军阀通过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赴上海。孙中山在上海完成了《孙文学说》、《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箸述。 为了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1919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10月，孙中山督促陈炯明率粤军攻克广州。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新护法军政府。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成立正式政府。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初驱逐陈炯明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并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邀请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革命。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 

    孙中山遗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等刊行。

    人物生平

    投身民主革命

    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1900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即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即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1] 

    推翻封建帝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1][5] 

    接受共产国际帮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孙中山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12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 

    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掌握广东军队统率权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击叛军，奋斗50余日，因待援无望，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3年1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1] 

中国革命的旗帜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

     人物轶事

    名字

　　孙中山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孙中山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不再面临满清的追捕，其本人之所有公私档案均以本名“孙文”署名。　 

    此外，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亦采用此说。 

    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 

    清政府官方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3] 

    性质 名字 释义

    谱名

    德明 族谱上的名字。

    幼名 帝象 “帝”字，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

    名 文 在家乡上学时所取的训名。

    字 载之 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

    号、教名 日新 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1883年于香港加基督教受洗时的署名，亦即教名号、教名 逸仙 由汉文教师区凤墀牧师依“日新”之粤语谐音所改。

    通称 孙中山 1903年革命人士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之著作《三十三年之梦》翻译为《大革命家孙逸仙》时，将本姓与化名连用，成为后人对孙文的通称。[7]

尊称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后，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公家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之后，孙中山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其“国父”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不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建政前或后，都尊称孙氏是“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民间则有人沿袭民国时代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这一做法。另外孙中山先生之夫人宋庆龄女士，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享有较中华民国时期更崇高的地位，有时也被人进而尊称为“国母”。　[9] 

    遗嘱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国、拯救民众。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四分五裂状态，段祺瑞坚持召开“善后会议”，实行军阀间的重新分赃，使中国继续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孙中山则极力谋求和平统一主张召开有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从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在遗嘱中谆谆以此为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 

    孙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临终时遗留下的私产，除了衣物书籍外，只有一幢南美华侨赠送给他的上海住宅（即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他的《家事遗嘱》写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先生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这份遗书的中文译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签字）” 

     个人思想

    信仰

    孙中山青少年时就有无神论思想，否定神佛有灵，还打断神像之手。孙中山早年游家乡北帝庙时曾折断佛手，并说：“佛若果有灵，能即祸我！木偶由人而作，岂能操人祸福哉？”十二岁时在夏威夷读书曾接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后来又在教会学校读书，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在香港拔萃书室加入基督教。从事革命事业成立兴中会后，利用宗教进行革命。民国成立后，主张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注意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功效，如说“佛教为救世之仁”。到了后期，孙中山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他就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作了回顾：“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他指出：“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又曾就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抨击：“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其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思想

    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11] 

    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 

    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 

    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 

    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 

    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经典语录

    1、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历史评价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指出：“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 

    朱德：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26]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特别是在学医行医期间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华人华侨等为以后革命奠定了基础与支持。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中国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介石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