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卢斯(Henry Luce，1898—1967)——著名的美国出版商，创办了《时代周刊》、《财富》与《生活》三大杂志，被称为“时代之父”。
    亨利•卢斯的简介
　　亨利•卢斯(Henry Luce，1898—1967)，原名亨利•鲁滨逊•卢斯，在世时被称为哈里（Harry），美国非常著名的媒体大亨，他创办了美国最重要的三个杂志，《时代》、《财富》、《生活》，他创办并留下的时代公司现在也因“时代华纳”这个全球最大综合性媒体巨头而占据世界传媒的重要地位。
　　人们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亨利-卢斯的影响力至少与美国国务卿相当，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请他担任大使，他拒绝了，因为他想当国务卿。卢斯头上的称号包括“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等等。《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人们甚至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卢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7个人之一。由于卢斯首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因此，20世纪50年代也被称为“卢斯的十年”。
    亨利•卢斯的生平
　　1897年亨利•卢斯的父亲亨利•W•卢斯和母亲伊莉萨白 •R•卢斯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亨利•卢斯就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据微软的大百科全书记载，亨利•卢斯于1898年生于中国山东，就是这个“传教士的后代”，在回到美国后竟然成了赫赫有名的“传媒帝王”。也有人说，即使是如今执全球传媒牛耳的默多克和他当年的影响力相比，也有点小巫见大巫。
　　1923 年，亨利创办了TIME(《时代周刊》)杂志，他开创了周刊概念媒体形式的先河。这种新形式的杂志，因内容的丰富性、和及时的新闻性受到大众的好评。此后的几年他还相继创办了好几家杂志，这就是后来的FORTUNE(《财富》1930年)、LIFE(《生活》1936年)、SPORTS(《体育》1954 年)等，而《生活》杂志是当时第一份着重新闻和图片报道的杂志。(细心的中国读者可以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对《生活》明显的模仿痕迹。)
　　《财富》周刊的创刊号在1930年的2月摆上了零售商的货架，当时美国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有人说，亨利•卢斯创办《财富》杂志，正处在一个不幸运的时代(FORTUNE，又译幸运)。对指责与嘲讽，亨利•卢斯不为所动，他认为“1930年，意味着一个新十年的开始”，亨利•卢斯决心的已定。
　　1930 年2月，第一期《财富》杂志与大众见面，3万份近2百页光艳浮华的创刊号照亮了亨利•卢斯未来的豪情壮志。在亨利•卢斯眼里，那些在华尔街趾高气扬的商人们既没有什么教养，也谈不上什么社会良知；那些拥有MBA学位的名校毕业生、与经济专栏评论家在他面前也成了饭桶，亨利•卢斯此时要的是那些能写一些噱头十足的文章的人。于是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了亨利•卢斯的专宠。“傲慢、尖刻、与捕风捉影”成了一时的文风。
　　亨利•卢斯要做的就是将那些艰难时代垂头丧气的企业家们从办公室里拖到大众面前，而当大众也渐渐意识到美国经济的复苏指日可待时，揭露丑闻与批评性文章也成了亨利•卢斯的秘密武器。亨利•卢斯的杂志不论是在对胡佛当局、还是罗斯福政府的批评报道中总能游刃有余。到1937年时，《财富》的发行量已超过46 万份，作为华尔街的必读刊物，《财富》成为世界经济报道期刊中当之无愧的市场领导者。
《时代》与中国
　　被公认为代表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主流社会声音的美国《时代》周刊，在新年第三期隆重推出题为“中国世纪”的封面文章，让全世界都为之一振。其实，几十年来，《时代》一直以其独特的报道风格和对中国的特殊关注，而受到中国人的瞩目。自上世纪20年代初创刊以来，《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就没有间断过，而其创办者亨利•卢斯更是有着极为特殊的中国情结。
　　不遗余力声援中国抗日
　　亨利•卢斯1898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省的登州(今蓬莱)，其父是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卢斯度过了14个春秋。后来，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返回美国。25岁时，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卢斯创办了《时代》周刊，并迅速将其打造成美国三大时事性周刊之一。1930年和1936年，他又相继创办了影响世界的《财富》周刊和《生活》杂志。正因如此，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将卢斯称为“美国近代最有名望的7个人之一”。
　　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卢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他甚至认为，中国是自己除美国之外最热爱的国家。早在1924年9月8日，《时代》就将军阀吴佩孚列为封面人物，而这只是它关注中国的开始。童年的卢斯目睹了上世纪初中国的贫穷和战乱，对中国既爱又恨。长大后，他又坚信只有依靠美国方式才能帮助中国实现“富强”和“民主”。为此，他在美国利用手中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摇旗吶喊。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社会还深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卢斯却对中国报以同情，他向中国前线派遣了十多名战地记者，率先在《时代》上大量报道中国抗战。不过，这些报道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报道、抨击日军暴行的同时，他还竭力树立蒋介石中国战时领袖的形象，以此获取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为此，蒋介石、宋美龄接二连三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人甚至在1938年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中的“风云夫妻”。国民党将领陈诚也登上过杂志封面。
　　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卢斯是真正关心中国的少数美国人之一。《时代》对中国大批量、轰炸式的报道，也确实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美国人通过《时代》了解到了抗战的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援助也迅速增加。
　　固守偏见歪曲新中国形象
　　如果说卢斯对中国的热爱，在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中国抗战，那么，他对蒋介石的偏爱就背离了他作为职业新闻人的初衷。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卢斯将他视为美国式中国未来的希望，并在几十年间全力给予其舆论支持。其实，早在1927 年，时为北伐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就登上过《时代》封面。1932年，卢斯时隔20年回到中国，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在此期间，他还迅速与宋氏家族结下了深厚的私交。当1943年宋美龄访美寻求援助时，卢斯则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据统计，在卢斯执掌《时代》的几十年间，蒋介石夫妇前后十几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伉俪”。为了极力美化国民党的统治，卢斯对记者从中国发回的国民党腐败不堪、溃不成军，以及共产党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观报道视而不见，却弄虚作假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这种丧失了原则的偏爱，最终使卢斯在中美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时，卢斯准备再次让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当时，他的密友、《时代》驻华资深记者白修德(此人后来曾获普利策新闻奖)对此坚决反对。他致电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国民党政府垮台后，抱着强烈反共心态的卢斯，开始极力扭曲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为此，他自创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先后登上过《时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恶意扭曲。曾有专家认为，《时代》的许多偏见，都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偏颇之处仍时时可见。不但渲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还对西藏、台湾以及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歪曲报道。
　　新世纪更加关注中国
　　《时代》的反华态度，直到卢斯晚年才有所转变。特别是在他1967年去世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在中美建交过程中，《时代》给予了充分关注，往日那种强烈的偏见也在淡化。1971年，当著名的“乒乓外交”启动时，该周刊就于当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上的合影。当年11月8日，《时代》又将周恩来列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成功访华后，《时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设计了一个抽象的汉字“友”，将画面切割成四块，分别为尼克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面、参观长城以及观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显体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代》对中国的关注随之进入到一个新时代。这种变化，最典型的体现在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上。从1976年1月到1997年，邓小平至少7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并且两度成为年度风云人物。迄今为止，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这一阶段，《时代》的报道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内政的关注，文体明星、普通中国人纷纷走入其视线。
　　步入新世纪，《时代》与中国的距离更加贴近了。去年评选出的2005年14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中，就有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和著名演员章子怡。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特殊的“中国情结”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