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施特劳斯，政治学与哲学必然在其根源上互相纠结。他把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看作这样一个时刻，那时政治哲学，如施特劳斯所理解的，曙光初现。哲学家们相对自由地从事自然与政治研究，直到苏格拉底在雅典的生活与死亡。施特劳斯在《城市与人》中提及，亚里士多德描绘了在苏格拉底之前数代的第一位关心政治的哲学家成为城市计划者。然而苏格拉底在现代意义中不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苏格拉底没有哲学地研究政治现象；而且，苏格拉底是第一位由城邦促使其政治地对待哲学的哲学家。这样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就是苏格拉底与其学生的论辩，认为哲学家或科学家不能研究自然而不考虑他们自己的人性，这，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即“政治的”。苏格拉底的审判是“政治的”哲学的首次行动，而柏拉图的对话是政治地对待哲学的最纯粹的形式，他们唯一全面的主题是苏格拉底，这位对施特劳斯与他的许多学生来说最卓越的哲学家的生活与死亡。
　　施特劳斯仔细区分了“学者”与“哲学家”，认为他自己属于前者。他写道，如今，多数自认为是哲学家的人其实是学者，谨慎而系统，而不是大胆的。他主张，伟大的思想家大胆而对缺陷机警，而学者受益于确定的范围。施特劳斯总结说，学者存在，因为伟大的思想家在基本点上不一致，而这些基本的意见不同使学者得以推究。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施特劳斯以对马克斯·韦伯认识论的批评开始，继之以与马丁·海德格尔(who goes unnamed)相对主义的简短约会，跟着通过分析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的思想，讨论自然权利的演进。通过批评让-雅克·卢梭与艾德蒙·柏克，他作出结论。在这本书的中心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摘录，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