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冯内古特，被誉为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与马克·吐温并称。其代表作《五号屠宰场》、《猫的摇篮》抓住了他处身时代的情绪，并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晚年冯内古特在曼哈顿和纽约长岛的田园里，颐养天年。2007年4 月11 日，因病在曼哈顿逝世。美国黑色幽默作家。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祖先是19世纪中叶来自德国的移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社会反德情绪甚嚣尘上，德国人及其后代备受歧视，这给冯内古特幼小的心灵留下浓重的阴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美再一次成为交战国，德裔美国人的原罪感更深，所受歧视比一战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冯内古特在向英裔美国人简·玛瑞·克可斯小姐求婚时，克可斯的一个叔叔还问她是否“真的想和所有的德国人混在一起”，不快之情溢于言表。冯内古特说“直到今天，在德裔美国人和英裔美国人之间还存在着一条圣安德里亚断层。”
作为德裔美国人，冯内古特的民族身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严峻考验。战争初期，冯内古特坚决反战，为《康奈尔太阳报》撰写了不少反战文章。但在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他改变了立场，志愿应征入伍，赴欧洲参战。这时的冯内古特，保卫西方文明的信念战胜了民族情感。1944年12月，冯内古特在著名的保吉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关押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1945年2月13—14日，英美空军在德军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对不设防的历史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实施了狂轰滥炸，整个城市被摧毁殆尽，十多万居民丧身其中。冯内古特因为被关押在一家屠宰场的地窖中，成为侥幸逃过浩劫的极少数人之一。这段恐怖经历对冯内古特来说刻骨铭心，让他看到民族间的仇杀如何达到歇斯底里的疯狂程度。冯内古特把自己生命最后一部作品命名为“没有国家的人”，这显示在精神归属上，他已经不再把美国当成自己的祖国。冯内古特用意何在﹖我以为他不是从自己的德裔立场出发，对主流的英裔美国人宣泄愤恨情绪。他实际上抛弃了历史上两个民族间的恩怨情仇，超越了对种族歧视的单纯批判，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思考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这种境界是令人钦佩的。
也因为这个缘故，冯内古特的幽默和讽刺时常关注现行的政府和政治。他在2005年出版的《没有国家的人》中用了“耶鲁大学的C等生”、“启斯东式警察”、“米老鼠政变”、“预言家”等形象。“耶鲁大学的C等生”指从耶鲁大学毕业，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在美国政坛，耶鲁毕业生有着强大的势力。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耶鲁大学校友会之称，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布什都来自耶鲁大学。冯内古特说这些耶鲁生出身高贵，知识贫乏，是“明目张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有“最令人恐怖的精神变态人格”。“启斯东式警察”原本指的是1914－1920年间，由美国启斯东影片公司拍摄的喜剧片中的美国警察形象。他们头脑简单，干活卖力，可始终装腔作势，保持着警察的那股子威风。冯内古特说，美国现在已经“被卑劣、低俗、愚蠢而无能的启斯东式警察接管了”。“米老鼠政变”源于迪斯尼卡通片中的米老鼠形象。在那些系列卡通片中，卡通动物无论做什么，都不用考虑后果，因为可以重新再来。“米老鼠政变”对内指轻率的政治决策，对外指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肆意推翻别国政府。冯内古特说：“那些人用米老鼠政变的方式控制了联邦政府，进而控制了世界。”“预言家”指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善于蛊惑和蒙蔽人民的统治者。冯内古特说，“现今世界上调门最大、最傲慢无知的预言就在华盛顿流行。”“我们宝贵的宪法中有一个悲剧性缺陷，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弥补它，这就是：只有神志不清的疯子才想当总统。”而正是这些疯子“使我们整个国家和这个星球的其他许多地方完全陷入混乱，也正是这些天生没有是非之心的人在突然之间掌控了一切”。
非“严肃作家”和“勒德分子”
冯内古特在大学里学的是生物化学。1947年，他曾到纽约的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任职。冯内古特能够写出《自动钢琴》、《泰坦族的海妖》（1959）、《猫的摇篮》（1963）等科幻小说，以“科幻小说家”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些经历可以说至关重要。60年代，一般批评家往往轻视技术教育，对冯内古特把科学思维、科技题材带到文学里来的做法并不欣赏，于是把他归入“科幻小说家”之列，以区别于其他严肃作家。进入垂暮之年的冯内古特提起这一点，仍耿耿于怀，说“我怀疑我可能在哪里冒犯了什么人，以致得不到他们的信任，让我成不了严肃作家。”事实上，冯内古特所受的科学训练，使他能够对现代科技与人类异化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他声称自己是“勒德分子”，仇视一切科技发明和创造。他认为“电子社会没建起什么来”，“进步已经让我忍无可忍”，生态灾难、环境危机是科学技术变革带来的直接后果。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里，人类制造出了发动机、汽车、轮船和飞机。世界经济靠着大量消耗矿物燃料而加速发展；与此同时，矿物燃料排泄的污染物也正在加速摧毁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冯内古特曾不无夸张地说，自己年轻的时候驾着一辆瑞典产的绅宝车在一个小镇上瞎折腾，发动机冒出的黑烟把镇子笼罩在黑暗之中。他把矿物燃料比作毒品，人用上了瘾就再也无法戒掉。他说 “我们用汽车狂欢了一个世纪，这极大地伤害了这个作为生命维持系统的美妙星球，在整个银河中这可是唯一的一个。”
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冯内古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年幼时，父母和兄长在餐桌边谈话时总不让他参言，他想“一鸣惊人”，以引起家人的注意，就故意讲些逗趣的玩笑话。他还爱听收音机里的喜剧节目，并在无意中模仿它们。战后冯内古特曾为电视台制作过滑稽系列片，使自己的幽默天赋得到了训练和发挥的机会。这些经历都与他创作中幽默风格的形成有关。
那么，冯内古特幽默中的“黑色”又从何而来﹖少年时代父亲的失业，母亲的自杀，尤其是在德累斯顿经历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原因。最突出体现他黑色幽默风格的作品是《五号屠宰场》。在战后很长时间里，冯内古特一直想把那一场惨绝人寰而又荒诞之极的大屠杀诉诸文字。最初他想走好莱坞战争片的路子，结果写的东西全无价值。直到有一天，他去找一个朋友聊天，朋友妻子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你们那时候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些孩子。”把战争中人类的行为当作婴儿的游戏来描写，以童真的眼光表现战争 的屠杀和暴力，这全新的“黑色幽默”视角催生出他的《五号屠宰场》。
但到了晚年，在《没有国家的人》中，冯内古特用了不少篇幅讲述他晚年幽默“细胞”丧失而产生的痛苦。冯内古特承认，“逗人发笑他妈的是一件费力的活计”。他自己分析，这种情形与他对生活感到彻底绝望有关。幽默是“远离残酷生活，从而自我保护的方法。但到最后，大家已经非常疲倦了，而现实又是那样残酷，于是幽默再也不起作用了”。晚年的冯内古特自命为“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当他完全厌倦了生活，黑色幽默也就弃他而去了。正如他最后一本书中那首名为《挽歌》诗的结尾：当生命终于我们记述的那样，它将多么富有诗意。如果地球会以漂浮的声音说话，也许，从大峡谷的低处——“一切结束了。”
个人创作
冯内古特生平写过数量巨大的剧本、散文、短篇小说，但使他成为美国反主流文化大师和年轻人偶像的，却是他的长篇小说。他著有14部长篇小说，在19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他的小说人手一册。在大学寝室里，都有卷了边的平装冯内古特小说。
冯内古特小说提出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人们来到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智者使得世间的一切有意义？有没有一个神最终能让人们摆脱痛苦？他与马克·吐温都是深刻的悲观主义者。1991年，冯内古特在《比死更糟的命运》中写道：“最终，马克·吐温不再嘲笑自己的痛苦以及周围的一切。他宣布生命是扯蛋。他死了。”
作为德裔美国人，冯内古特的民族身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严峻考验。战争初期，冯内古特坚决反战，为《康奈尔太阳报》撰写了不少反战文章。但在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他改变了立场，志愿应征入伍，赴欧洲参战。这时的冯内古特，保卫西方文明的信念战胜了民族情感。1944年12月，冯内古特在著名的保吉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关押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1945年2月13—14日，英美空军在德军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对不设防的历史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实施了狂轰滥炸，整个城市被摧毁殆尽，十多万居民丧身其中。冯内古特因为被关押在一家屠宰场的地窖中，成为侥幸逃过浩劫的极少数人之一。这段恐怖经历对冯内古特来说刻骨铭心，让他看到民族间的仇杀如何达到歇斯底里的疯狂程度。冯内古特把自己生命最后一部作品命名为“没有国家的人”，这显示在精神归属上，他已经不再把美国当成自己的祖国。冯内古特用意何在﹖我以为他不是从自己的德裔立场出发，对主流的英裔美国人宣泄愤恨情绪。他实际上抛弃了历史上两个民族间的恩怨情仇，超越了对种族歧视的单纯批判，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思考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这种境界是令人钦佩的。
也因为这个缘故，冯内古特的幽默和讽刺时常关注现行的政府和政治。他在2005年出版的《没有国家的人》中用了“耶鲁大学的C等生”、“启斯东式警察”、“米老鼠政变”、“预言家”等形象。“耶鲁大学的C等生”指从耶鲁大学毕业，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在美国政坛，耶鲁毕业生有着强大的势力。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耶鲁大学校友会之称，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布什都来自耶鲁大学。冯内古特说这些耶鲁生出身高贵，知识贫乏，是“明目张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有“最令人恐怖的精神变态人格”。“启斯东式警察”原本指的是1914－1920年间，由美国启斯东影片公司拍摄的喜剧片中的美国警察形象。他们头脑简单，干活卖力，可始终装腔作势，保持着警察的那股子威风。冯内古特说，美国现在已经“被卑劣、低俗、愚蠢而无能的启斯东式警察接管了”。“米老鼠政变”源于迪斯尼卡通片中的米老鼠形象。在那些系列卡通片中，卡通动物无论做什么，都不用考虑后果，因为可以重新再来。“米老鼠政变”对内指轻率的政治决策，对外指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肆意推翻别国政府。冯内古特说：“那些人用米老鼠政变的方式控制了联邦政府，进而控制了世界。”“预言家”指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善于蛊惑和蒙蔽人民的统治者。冯内古特说，“现今世界上调门最大、最傲慢无知的预言就在华盛顿流行。”“我们宝贵的宪法中有一个悲剧性缺陷，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弥补它，这就是：只有神志不清的疯子才想当总统。”而正是这些疯子“使我们整个国家和这个星球的其他许多地方完全陷入混乱，也正是这些天生没有是非之心的人在突然之间掌控了一切”。
非“严肃作家”和“勒德分子”
冯内古特在大学里学的是生物化学。1947年，他曾到纽约的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任职。冯内古特能够写出《自动钢琴》、《泰坦族的海妖》（1959）、《猫的摇篮》（1963）等科幻小说，以“科幻小说家”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些经历可以说至关重要。60年代，一般批评家往往轻视技术教育，对冯内古特把科学思维、科技题材带到文学里来的做法并不欣赏，于是把他归入“科幻小说家”之列，以区别于其他严肃作家。进入垂暮之年的冯内古特提起这一点，仍耿耿于怀，说“我怀疑我可能在哪里冒犯了什么人，以致得不到他们的信任，让我成不了严肃作家。”事实上，冯内古特所受的科学训练，使他能够对现代科技与人类异化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他声称自己是“勒德分子”，仇视一切科技发明和创造。他认为“电子社会没建起什么来”，“进步已经让我忍无可忍”，生态灾难、环境危机是科学技术变革带来的直接后果。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里，人类制造出了发动机、汽车、轮船和飞机。世界经济靠着大量消耗矿物燃料而加速发展；与此同时，矿物燃料排泄的污染物也正在加速摧毁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冯内古特曾不无夸张地说，自己年轻的时候驾着一辆瑞典产的绅宝车在一个小镇上瞎折腾，发动机冒出的黑烟把镇子笼罩在黑暗之中。他把矿物燃料比作毒品，人用上了瘾就再也无法戒掉。他说 “我们用汽车狂欢了一个世纪，这极大地伤害了这个作为生命维持系统的美妙星球，在整个银河中这可是唯一的一个。”
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冯内古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年幼时，父母和兄长在餐桌边谈话时总不让他参言，他想“一鸣惊人”，以引起家人的注意，就故意讲些逗趣的玩笑话。他还爱听收音机里的喜剧节目，并在无意中模仿它们。战后冯内古特曾为电视台制作过滑稽系列片，使自己的幽默天赋得到了训练和发挥的机会。这些经历都与他创作中幽默风格的形成有关。
那么，冯内古特幽默中的“黑色”又从何而来﹖少年时代父亲的失业，母亲的自杀，尤其是在德累斯顿经历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原因。最突出体现他黑色幽默风格的作品是《五号屠宰场》。在战后很长时间里，冯内古特一直想把那一场惨绝人寰而又荒诞之极的大屠杀诉诸文字。最初他想走好莱坞战争片的路子，结果写的东西全无价值。直到有一天，他去找一个朋友聊天，朋友妻子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你们那时候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些孩子。”把战争中人类的行为当作婴儿的游戏来描写，以童真的眼光表现战争 的屠杀和暴力，这全新的“黑色幽默”视角催生出他的《五号屠宰场》。
但到了晚年，在《没有国家的人》中，冯内古特用了不少篇幅讲述他晚年幽默“细胞”丧失而产生的痛苦。冯内古特承认，“逗人发笑他妈的是一件费力的活计”。他自己分析，这种情形与他对生活感到彻底绝望有关。幽默是“远离残酷生活，从而自我保护的方法。但到最后，大家已经非常疲倦了，而现实又是那样残酷，于是幽默再也不起作用了”。晚年的冯内古特自命为“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当他完全厌倦了生活，黑色幽默也就弃他而去了。正如他最后一本书中那首名为《挽歌》诗的结尾：当生命终于我们记述的那样，它将多么富有诗意。如果地球会以漂浮的声音说话，也许，从大峡谷的低处——“一切结束了。”
个人创作
冯内古特生平写过数量巨大的剧本、散文、短篇小说，但使他成为美国反主流文化大师和年轻人偶像的，却是他的长篇小说。他著有14部长篇小说，在19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他的小说人手一册。在大学寝室里，都有卷了边的平装冯内古特小说。
冯内古特小说提出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人们来到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智者使得世间的一切有意义？有没有一个神最终能让人们摆脱痛苦？他与马克·吐温都是深刻的悲观主义者。1991年，冯内古特在《比死更糟的命运》中写道：“最终，马克·吐温不再嘲笑自己的痛苦以及周围的一切。他宣布生命是扯蛋。他死了。”
( 编辑:J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