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霍桑
 

    菲亚和霍桑都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Salem）市，两家相距不过几条街，还有姻亲关系。然而，霍桑大学毕业以后就离群索居，长达十二年。他的父亲是船长，在他四岁时就死于海难，母亲从来就不曾从丧夫之痛中恢复过来。在他们家中，大家都各自在自己的房间吃饭，只是喝咖啡时才打个照面。直到1837年，霍桑和索菲亚才初次相遇，此时，他已经三十三岁，索菲亚则已经二十八岁，家人和她自己都相信，她永远也不会嫁人。
    象艾米丽•狄金森和其他许多同时代女子一样，索菲亚也有过奇奇怪怪的生理疾病。她的父亲是一名牙医，在索菲亚幼年出牙哭闹时给她用过带水银的药，从此以后，她对声音就异常敏感，任何一点小小的声音都有可能引发她的偏头痛，病一发，她就逃回自己的房间，整日以清水、牛奶和面包为生。直至她结婚以后，这些疾病也并没有消失；她终身都在试用不同的医生和治疗方法。然而，她并不是多愁善感的“残废人。”尽管身体有病，她性情十分活泼开朗，感情充沛外向，加上她自少年时期就开始受超验主义的影响，更使她对生活充满了乐观情绪。
    索菲亚还是一个相当有头脑和天赋的画家和作家。认识霍桑以后，索菲亚开始受到霍桑的性吸引。
    对理想婚姻的憧憬
    1837年到1842年，霍桑和索菲亚进入了他们漫长的恋爱马拉松；到1839年7月，霍桑开始自称为索菲亚的丈夫。然而，他们的秘密婚约并没有限制索菲亚的活动：她继续与众多的朋友交往，并且继续她的艺术创作。她为霍桑的《一个温和的男孩》（A Gentle Boy）画了插图，这幅画既是她的创作，又是二人的定情之作：她试图用视觉的方式，表达霍桑用语言表达的信念和情感。除了画插图，她在与霍桑恋爱期间还继续画油画。霍桑收到这些画后，在各种各样的灯光下欣赏它们：白天的光，黄昏的光，蜡烛的光。另外，索菲亚还开始试探以前所不熟悉的泥塑。
    以索菲亚惯常的乐观主义，她认为她和霍桑的婚姻会是一个理想的婚姻。在婚礼之前，她写信告诉朋友，婚姻会实现她“诗人的梦想。”霍桑不仅会是她的“国王，玩伴，情人，下属，骑士，或者，一言以蔽之，丈夫，”而且，他还会是她的平等伙伴，互相支持各自在自己的艺术领域里的追求。她给自己的姐姐描绘着她们将要过的婚姻生活：
    “他有一个书房，我有一个画室，一个在楼上，一下在楼下；早上，他任凭他的缪斯操纵着时，我也会听从我的缪斯。在我们从事的几门行业中，我们会快乐地分头发挥我们的能力。然后，下午时分，我们会聚到一起，交换那些从那深奥的未知世界来光顾我们的思想。哦，想一想，听着他讲话，或者告诉他我发现了什么，给他看我用铅笔和雕塑工具描绘下来的东西，将会是多么幸福！而他是一个多么公正、严谨和诚实的批评家！他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批评家。”
    更重要的是，索菲亚珍视霍桑的文学创作才能。她自己也曾经写过《古巴日记》，记录了她旅居古巴年间的生活，在波士顿的文化圈子中广为流传。霍桑读完《古巴日记》后，曾经抄录过她写的一些段落；他这样想象她以后帮助他写作的情景：“等我们住在一起时，在我编造我的不同的故事时，我想让我的小鸽子去阅读所有需要阅读的东西；然后，等我们脑袋挨着脑袋躺在枕头上时，她再将她研究出来的主要内容复述给我听。这样，知识就会象天国里的露珠一样，飘撒在我身上。”
    傅勒接到索菲亚要结婚的消息时，十分兴奋地写信给索菲亚，夸奖霍桑本人身上有一种少见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如果我见过一个既有微妙的温柔来理解一个女人的心，又有安详的深度和男人气来满足她，那就是霍桑先生。”她还说，她相信嫁给这个男人能够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让爱情生长为它最罕见的一种形式：“知性的友谊。”（Intellectual friendship．）
    康科德的伊甸园：从理想走向现实
    带着希望，索菲亚嫁给了霍桑。她认为，婚姻会给她带来个人生活和事业上的满足。
    1842年7月9日，在波士顿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新婚的霍桑夫妇当天就坐着马车来到了康科德。霍桑住到康科德，是由爱默生安排的。爱默生心爱的娃娃新娘和最亲近的弟弟查尔斯先后死于肺炎，他自己也辞去了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职位。他希望吸引一些人来到康科德。老庄园（The Old Manse）的主人、爱默生的继祖父去世后，房子空出来，于是由爱默生充当中介，请霍桑和索菲亚来看房子。霍桑和索菲亚来到康科德后，在老庄园里一住就是三年多。
    这三年多，是霍桑夫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初到康科德时，她和霍桑在康科德河边和森林中采集野花，享受着新婚的快乐和夏天的闲散；在给家人的信件中，她大胆地描绘着她和霍桑之间亲密的两性生活，以至于屡屡受到她母亲的苛责。
    婚姻生活很快就改变了她。婚后不久，她不幸流产。她用结婚戒指在老庄园的窗台上刻下一句话：“人间的事故，都是上帝的安排。”不久，她再次怀孕，并在女儿出生之前画了最后一幅油画，从此终身再也不曾提起过画笔。更重要的是，她从前梦想过的平等的艺术创作伙伴关系也随着婚姻而烟消云散。从此以后，她仅仅作为霍桑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而存在。
    婚姻只是改变了霍桑的生活方式：他从前回避的人，如今成了他家的常客；而婚姻却完全改变了索菲亚，从此，她开始用霍桑的眼睛去看待周围的人物和环境，从前在她天空里闪耀的星星，如今都变得黯然失色。最重要的是爱默生。她经常见到爱默生夫妇，她称爱默生为柏拉图，说柏拉图会来到老庄园，参加聚集在那里的人群。“爱默生先生非常和善，侃侃而谈。”她在日记中说。但是，几个月后，她对爱默生作出了新的评价。“沃尔多•爱默生先生不怎么懂得爱”她给母亲写信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表示他懂得爱的话，他从来不懂得结合对任何灵魂的意义。”婚姻，加上频繁的近距离接触，改变了她对爱默生和爱默生主义的看法。她曾经赞扬爱默生是一个“单独的个体”（Unit），是个人自立的绝好范例，现在，她批评他是一个“孤立的个体”（Isolation）。
    玛格丽特•傅勒给康科德带来了她的朋友，大大丰富了索菲亚的社交圈子。而且，她在婚前对婚姻是两个平等的人的伙伴关系的看法，也和傅勒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中表达的观念十分一致。但是，傅勒的书于1845年出来时，索菲亚却认为傅勒在这个话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结过婚：只有结过婚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婚姻的意义，而单身的傅勒，因为缺乏婚姻经验，说什么都显得有些书呆气。结婚两年之内，索菲亚就不再认为“自给自足的个人主义”是值得赞赏的东西，至少在已婚人士中间不宜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