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凯瑟琳是《纽约客》的小说编辑，比怀特大好几岁，有九年的婚姻史和两个孩子。怀特从一本旧的《纽约客》上剪下雷•欧文的画，与画相配的是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人们渐渐习惯了这样想，即空间自身的物理状态就是最终的物理现实。”爱因斯坦的话被怀特换成了自己的话；他还在给妻子的信里说：“这个婚姻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每个人都祝我们幸福，可那都是虚情假意的。”不过，“渐渐地，像雷•欧文那幅画中的爱因斯坦所说，人们会渐渐习惯诸如此类等等的观点。”
 　几年前，怀特第一次在《纽约客》的办公室露面时，他就注意到向他致意的凯瑟琳，“她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头鬈发）”；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她那种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感觉轻松自在的本领。他后来回忆道：“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我未来妻子标致的容貌，像往常一样，对自己的举动毫无知觉。”
 　吸引力是奇妙的东西，没有多少人能清楚地知道它藏在哪里，会在什么时候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新婚不久，怀特说过这样的事情：“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没有选错妻子。一天下午，我帮她打点过夜行李，她对我说，‘再放些牙绳。’我立刻明白，一个管洁牙线叫牙绳的女子准定是我的妻子。为找到她，我寻觅了好久，不过很是值得。”
 　1977年，凯瑟琳去世，怀特一下子陷入困境：“我目前的生活十分艰难，除了要努力从失去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的妻子的伤痛中恢复过来，还得处理她的财物。”所说的处理财物，主要就是按凯瑟琳的遗嘱把大量的书籍和文学资料分送给几个图书馆和大学。“这番劳作耗时费力，而且令人伤感；此刻，我徜徉在这方旧宅中，凝望着空荡荡的书架，一段段回忆挥之不去。”
 　1978年，怀特获得普利策奖，在回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没错，凯瑟琳当然会为我获得普利策奖感到高兴，可没有她，生活对我已无甚意义，无论得奖与否。她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奖励，我竟能获此大奖，早已心存敬畏。我发现，没有她，生活变得十分艰难，这倒不仅是因为她在许多事情上给了我实实在在的帮助，还因为她使我无论白天黑夜都感到安定，而现在，我整天觉得飘摇不定，心里一团乱麻。我好像无法跟上日常生活的节奏，也无法处理邮箱里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