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烘饼机烫伤了胳膊满是水泡，包上纱布第二天照样去打工；不小心打破盘子，被老板指着鼻子臭骂，回家在先生面前垂泪一场，早晨还是出现在餐厅里；被粗鲁小气的客人打铁不给小费，气得火冒三丈骂爹咒娘，对下位客人又硬逼自己笑脸相迎……初来异乡，生存比什么都重要。
　　过了几个月，我给国内乡下的父母寄去五百美元，告诉他们我在美国生活得挺好，住的地方和国内的宾馆一样，能轻松挣不少钱，并穿上从国内带来的旗袍高跟鞋在房东车前照了几张相寄去。
    本来以为来美会经常参加宴会，像好莱坞电影里淑女绅士杯盏交错的生活，没想到，天天都穿一身黑皮打工，带来的衣服只能照相时穿穿臭美一下。傻妹妹回信说：“姊姊，你能出国，是我们全家人的光荣，我好羡慕你。”我心里说你看到我成天马不停蹄地端脏兮兮的盘子就不光荣不羡慕了。
　　一起做跑堂的以女性为多，基本上都是留学生太太，二、三十岁的样子。先生上学，太太打工维持生活，她们在国内都有很好的工作，医生呀老师呀文秘呀，可谓“高级”跑堂。我们常被厨房的师傅们笑话：“你们这些女人都是养老公的。”
　　“养就养，关你屁事儿。”这也是“陪读”们无奈的选择，刚来美国语言不好没有身分，只能到中餐馆打工，但想想“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我们也会为争台子好坏吵嘴，更多时候是说说笑笑的，中午包蟹角摘雪豆时，几个女人就开了一台戏，聊孩子说老公，讲方言唱黄梅戏，说笑话讲荤段子。周末几个人凑在一起，还去爬山摘苹果。谁生了孩子，大家也去看看她，给她个红包，略表心意。我们称自己“洋插队”。
　　不久，我们用我打工挣来的两千多美元买了辆旧车，先生先考取了驾驶执照。每天下班前，我都会投二十五分在公用电话里，让先生来接我：“现在来吧，我好了。”就这么一句，也能流露出我的情绪，先生一听我电话上的语调就知道今天生意怎么样，收入怎么样。小费好时声音清脆欢快，不好时低沉丧气。做跑堂这一行靠小费吃饭，有时客人大方，吃三十块给十块，碰到印度人苏联人就完蛋了，吃五十块给两三块。
　　我总是早一些离开餐馆，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让晚风吹吹，享受一会儿独自安静，看看天上那个和家乡不同的月亮。
　　“我也要上学。”先生毕业的那个秋季，通过考试的我成了一所大学ESL中级班的学生，告别了跑堂生涯。其它留学生太太有些随找到工作的先生搬走了，有些回国发展了，有些生了第二个孩子做全职妈妈了……
　　这十几年多次搬迁，我一直没有扔掉我初来异国做跑堂端盘子装过账本铅笔小费的围裙，可能是为了纪念那段万里长征的移民路上一段酸甜苦辣的经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