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为我开了门。他戴着一副时髦的眼镜，穿着蓝色波尔卡圆点紧扣衬衫，艾莉跟在他身后徘徊着，小心翼翼，明显已有孕在身。房间很整洁，有两个大窗卧室，宽宽的白色皮沙发，一幅旅馆风格的喷漆画，上面画着罂粟。小小的厨房里储备着大米、酱油、大葱和
哈根达斯雪糕。皮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Naked Juice果汁。“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他问，一面用手指着标签。
卧室里有一张白色的四脚床，对面是电视机，只能接收到中国的频道，包括河南、江西等地的省电视台。皮特抱怨说，他想看
美国电视台，但看不到。“他们，”他说，他指的是美兆月子中心的房主，“他们控制这个。”（美兆月子中心的一位代理人说：“我们就和宾馆一样。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客户提供服务。”）另一间卧室空着。他们先前的室友是一位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女人，几天前，她带着婴儿离开了。
皮特已有38岁，但看起来只有25岁。他脸上没有皱纹，头发给毛巾擦得又光又亮，精力充沛，就像是男孩乐队的经纪人。艾莉小心而又矜持，穿着一件American Eagle运动衫，腹部从中显露出来。她嘴唇丰满，略有点地包天，极少首先说话。可一旦说到她喜欢的话题——医生，还有美国昏暗的室内照明——她就变得甚至有些执拗起来。
讲到他的奇遇，皮特看起来兴致很高。他们看过湖人队的比赛（“要是没见过科比，你就不能说自己来过这里”），去过威尼斯海滩，拜访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全世界最顶尖级的12所大学之一”）。早上他去皮特 F. Schabarum公园跑步，给墙边上紫色的三角梅拍照。他极其赞赏美国人的高素质，这里的汽车会停下来为行人让路，他说：“这事在中国永远发生不了。”感恩节，旅馆为他们提供了火鸡。他坚称自己很喜欢火鸡，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是在力求赞美另一种文化中的古怪食品。
艾莉兴奋地谈起商场购物的经历，皮特则飞快地说了一大串商标的名字：American Eagle、Costco、Tommy Hilfiger），还有Cheese Factory。我们用汉语交谈，但他在句子里插入含混的英文单词。有位摩门教徒作为志愿者，一周两次来这里教英语。他会说基本的汉语，教学的主题有“守时”、“激励青年”等等，但皮特经常缺席。艾莉开始从卧室往外拿东西。她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摞婴儿装。“看看我们买的东西！”她说道。
皮特也和她一道。他拿出7套婴儿服，上面绣着足球和圣诞老人；两双新生儿的耐克鞋，两双配套的成人耐克鞋，正是皮特的尺码（“看看这质量。这是真品！”）；几艘玩具潜艇、一只毛绒兔子、一只毛绒猴子；绿色、橙色、黄色、深蓝色、紫色的毛毯和T恤衫。他们跑来跑去，热心地展示着买来的一大堆东西，直到两张沙发全都盖满，活像市场上出售婴儿用品的货摊。
待我问起他们是如何负担得起这笔费用，皮特把头偏了偏，脸上的稚气消失了。“我们要是真的有钱就不用来这里了。”他说，“你要是有钱，生在美国还是中国都不要紧。将来不管怎样，你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我们，我们得付出很大代价来到这里。”
皮特生长在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是家里3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不喜欢学校——大概这并不奇怪。他更愿意出去打弹弓，或是跟着父亲钓鱼。
他得到了青岛一所大学里的职位，但还是决定去北京工作，业余时间学习。他和哥哥同租一间公寓，只有一张床，哥哥叫他睡在上面。狭窄的街区里，皮特发现了盗版的美国电影录像带，喜欢上了施瓦辛格和兰博。他阅读面很广。《围城》是他最喜欢的图书之一，这是一部色调黑暗而又妙趣横生的中国小说，写的是一个社会中层的男人陷入一段悲惨婚姻之后的挣扎。书名来自一句法国谚语。这句谚语把婚姻比作遭到攻击的城堡：“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母亲去世之后，皮特放弃了学业，做过一系列临时工作。23岁，他挨家挨户地推销杂牌洗发水，直到他在一个沙龙里遇到一位女人，她安排他在商场门外、汽车站里卖人寿保险。他学会了如何做一名优秀的销售员，但很快，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一行里缺少有钱的朋友，限制了他的发展潜力。他先后卖过苹果汁、打印机墨盒和办公用品。起初他感到羞愧，因为自己社会地位相对低下。“你呆在井里，一直处于低谷，别人压根不会去注意你。”他说。得到机会成功之后，一切都变了：“忽然之间，每个人都愿意见到你，和你吃饭，问你是怎样取得了成功。”这只叫他越发愤世嫉俗。“人们只看重你外在如何，看你有没有Prada、Miu Miu或是保时捷。”他说。
2005年，朋友为皮特和艾莉安排了相亲。他们来到一家私人驾校，皮特特意穿了亮红色的彪马衬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艾莉戴了顶风格活泼的软呢帽。看到她猛然关上车门的样子，皮特被迷住了。“这姑娘没有那种服服帖帖的性格——她举止相当自信。”他说，“我喜欢男人脾气的姑娘。”
他们约会了几年。皮特在网上为一位老板经营企业管理程序，并且开办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2009年，他们结了婚。3年后，他们在北京市郊靠近商业中心的一栋楼内买了新房。但和中国不少中产阶级市民一样，他们没有当地户口。在中国，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都和正式登记的居住地联系在一起；皮特和艾莉都不是北京人，他们的孩子想要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会遇到困难。等到上高中时，孩子很可能得回到乡下，到皮特多年以前离开的故乡去上学。
“一回家，同学就都羡慕我，‘能呆在城里，你太棒了。’”皮特说，“但我们没觉得很好。我们已经动摇了很多回。”
又一次拜访Pheasant Ridge的时候，皮特为我引见了美兆月子中心的一位经理，一个精力充沛、烫过头发的女人，名叫琳达（Linda）。她上下打量着我，轻快地走了起来。我们走上蜿蜒的小路，路两边都种着灌木，她挥舞着手肘。我们跟着她上了楼梯，来到二楼一间典型的美兆客房内。房间的布局和皮特、艾莉的那间一样，不过摆着紫色的兰花，卫生间里还有一堆叠好的毛巾和赠送的Ultrabrite牌牙膏。
皮特问到我们能否去参观自助餐厅，琳达带我们下楼，来到一间改建过的底层房间内，顾客在那里拿着塑料外卖餐袋走来走去。一堵墙边摆着餐盘，盘里有蘑菇、西兰花、切片热狗和炖菜。一张早餐桌上堆着香蕉、咖啡和
美汁源橙汁。琳达掀开一口锅的锅盖，锅里盛着鱼丸汤，她背出一大串孕妇饮食的注意事项。一位孕期妇女每日的食宿开销是115美元——恢复期的价格则是两倍，那时每天得给女人准备五顿饭——丈夫的开销则是每天40美元。“我们有两位厨师。”琳达说，“一位做（中国）北方菜，一位做南方菜。这样每人都高兴。”
回到外面，她把另一间用作洗衣房的屋子指给我们看。走上窄窄的楼梯，她打开另一扇门，里面也是一个改建过的房间，黑而且静，屋角摆着空气净化器。这是婴儿房。19个摇篮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每个都标着粉色和蓝色的号码。一幅巨大的画上画着一个金发小女孩，一位护士正在旁边的剪贴板上核对些什么。“请不要拍照。”琳达侧过身子小声说，“我们有些顾客并不希望中国国内的人知道他们在这里。”
2013年2月，在收到公众的大量投诉之后，洛杉矶县对月子宾馆进行了调查。由不同机构组成的工作组——包括公共卫生部、儿童与家庭服务部、公共事业部和消防队——接到投诉，称该县有97处地点被用作月子宾馆，最终，18家宾馆因违反区域规划而被关停。在Pheasant Ridge，工作组发现了广场上大规模的厨房、洗衣间和婴儿室，但当官员们回来进行后续调查，这些设施都不见了。（当然，一年之后我重访此地，这些设施又全都建了起来，重新运营。）最终，该地区针对月子宾馆的新条例并未通过。工作组决定，“超越当地区域权限的投诉”将被提交州级和联邦机关。
从那时起，当地居民就在不断投诉。罗萨纳· 米切尔（Rossana Pilar Mitchell）是相邻的Chino Hills的一名家庭律师，她带领当地民众抵制月子宾馆。2012年，化粪池不堪重负，水漫Chino Hills的一个开发区，她便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到月子宾馆的现象。污水涌入了邻家的草坪。多达30名中国妇女都居住在山顶的独立屋内。此后不久，米切尔建立了名叫“别在Chino Hills”的组织，该组织向当地权利和组织机构提出建议，抗议那些看来可疑的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