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轻机枪的箱式间谍武器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军事情报领域一些动向的报导不断见诸报端。例如，美国在“911”事件后反思自身的情报工作，提出要注意加强传统情报工作方式；台湾当局因对大陆情报工作不断受挫，其“国防部”副部长霍守业表示，台军已经加大投入，强化情报人员的业务水平，以提高情报搜集能力；英国政府高级官员和安全部门官员最近披露，俄罗斯目前针对英国的间谍和情报搜集活动，规模已经回升到“冷战”时期的水平，等等。这些情况表明，自“冷战”结束以来，没有硝烟的战争——军事情报领域的较量不仅一直在悄悄地进行，而且近年来显得高度活跃和日益强化。在这种活跃和强化背后，军事情报领域的一些关系和特点值得思考。

    1、战略情报和战役战术情报、传统情报搜集方式和（高）技术侦察的紧密联系

    笼统地说，军事情报工作在性质类别上可划分为战略情报和战役战术情报，在工作手段上可划分为侧重传统情报搜集方式和侧重（高）技术侦察，但这不是绝对的。“二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的情报侦察是传统情报搜集方式的典型例子，它主要是通过日侨或日本原住民的观察记录来掌握美国海军的行动规律，最终达成了战斗的突然性。美国在中途岛大海战中击败日本舰队的情报侦察，是技术侦察的典范，主要是靠侦听和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并巧妙地设置情报陷阱确认“AF”就是中途岛，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盟军“D日”在诺曼底登陆前与德军的错综复杂的情报斗争，则是传统情报搜集方式和技术侦察高度交叉混用的典型例子，例如在加莱方向设置强大无线电信号群，模拟大规模军队集结和演习，同时也让死人穿上英国军官军服，以飞机失事的形式将假的作战意图传送给德军。“二战”中的这些众所周知的情报斗争，因其服务于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战斗，而同时具有战役战术情报和战略情报的属性。在现代，由于卫星侦察和海量数字处理等技术的高度发展，技术侦察的比重大大增加了，但同时也对人的“后处理”能力和战略思维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世界总体上毕竟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战略情报的地位高度突出，而且大量的战略情报需要通过许许多多“战役战术情报”来反映和映证。例如，在战争年代，情报主体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主要的战略方向和主要的战役上，而在和平时期，边境地区一个步兵连的异动，往往都会引起情报主体的战略思考。所以，应当充分认识战略情报与战役战术情报的“互换”和联动关系，它是军事情报工作中的一个基本关系，并不会因时代变迁和技术发展而有所改变。如果情报主体只会就事论事而不会就事论理，不会在思维中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贯通转换，那就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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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的比重关系以及假情报泛滥

    在传媒高度发达、信息扑天盖地的今天，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的比重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的情报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与此相应，通过公开情报释放大量假情报，也成了军事情报领域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释放假情报的方式极大地多样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示假易于辨假的极大不对称性，而这就对情报主体的信息过滤和假情报辨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于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的海量信息，如果情报主体没有自己的“底数”，没有科学合理的、相对稳定的思维框架，就不仅工作效率低下，而且很容易被假情报牵着鼻子走，陷入越勤奋就越坏事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通过传统人工方式获得的秘密情报的重要性，并没有因为公开情报比重的上扬而降低，相反特别在战役战术层面和对于相对弱势军力一方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技术反侦察的手段和能力已大大提升了。美国有很多聪明的脑袋，但他们连拉登的助手可以拿着拉登本人的卫星电话往相反方向跑这一最简单的战术示假都想不到，这种低级的情报失误，表明了他们也聪明不到哪里去。

    3、“透明化”

    由于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活动频繁，作为重点侦测对象的高级军事领导者的性格特点、素质能力、思想倾向、行动规律等等的“透明化”，以及他周围人员思想和工作活动的“透明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特点。回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麦克阿瑟直到“二次战役”时，都搞不清楚他的对手是彭德怀而不是林彪。即使后来知道彭德怀是志愿军司令员并紧急加以研究，也弄不出个所以然。美军这种轻敌加无能的情报工作，与彭德怀等人在多年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反透明化”习惯加在一起，就吃了大亏。在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和侦察手段、强度不可同日而语的情况下，“透明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并不因为当事人是否有“隐匿”自己的意识和能力为转移，是很难摆脱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侦察和反侦察也就有了一层新意、一些新的特点。情报主体在“思维对等”的前提下，结合大量相关情报的综合分析，跟踪模拟高级军事领导者的思维活动，成为一种极具稳定性的情报来源。

    4、金钱和信念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范围内的尖锐意识形态对立似乎不那么剑拔弩张了，“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峙也不复存在，商业化社会的氛围越来越浓。在这种情况下，情报主体在对于金钱和信念的关系上不能不有所变化。前边提到台湾对大陆情报工作不断受挫，其实也与此有关。台湾的军事情报工作除了其情报传统和历史积累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维系因素，那就是其老一代情报主体的意识形态信念和优越感。特别是当大陆陷入“文革”浩劫等时，台湾经济发展较快，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很强。但是当大陆摆脱了无休止的“运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其老一代情报主体即使不因为自然原因退出工作舞台，意念和锐气方面也已消极许多（斗争双方都长期依托的老一代华侨华人社团，同样也有原因不同、表现各异的此种情形）；新一代情报主体则信念因素有所淡化，主要是为金钱而工作，其主动性和效率比以前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要看到，除了金钱的因素以外，民族和宗教的因素代替传统意识形态，形成了另一种信念因素，对情报工作起到越来越大的支撑作用。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强大高效是举世公认的，巴解组织作为它的直接对手也具有令人吃惊的强大情报网，它们的信念支撑一直来之于民族和宗教因素，即使在“冷战”时期“卷入”意识形态分野，这一基本面也没有改变。但不管怎么说，在当今商业化社会，情报主体的“特定激情”有所淡化，更多的是以“工作”来解读自身。而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布线方面就产生了许多新特点，策反、双重间谍等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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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盲区和“模糊地带”

    手段和能力，是军事情报领域的一个亘古不变的相关变量关系，但是其内容在当今时代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侦察手段大为增多，情报搜集能力在理论上也大为增强，但同时很多手段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而退出历史舞台，就是因为社会文明的原因而不能随便使用。从后一种意义上说，情报搜集和传递能力也有萎缩、受制的一面。这种情况表明了在现今情报工作领域，客观上存在着一些盲区和“模糊地带”。例如由于历史、文化、心理、民族处境、部族生活习惯、智慧表现方式等方面的原因，美国在伊斯兰社会很难以人工渗透的办法获取情报，而调动庞大的高技术侦察网络，即使有效也代价太大，于是这时就出现了某种情报盲区和“模糊地带”，它的情报工作并不很成功。这种情况即使在技术领域也普遍存在。例如在没有制电磁权的情况下雷达不敢开机使用，不能获得对象的活动情况并失去反制权；在担心核心密码被破译的情况下轻易不敢使用密码，或者频繁更换密码造成自身不便和有更大范围被破译掌控和泄密的危险，等等。在现代条件下，研究、弥补和利用这些主动和被动的情报盲区和“模糊地带”，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除了上述关系和特点以外，像情报机构的调整和改组，情报机构系统内部的制衡和协调，国际情报合作对象和合作方式的变化等等，也是当今世界引人瞩目的动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