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这么多年的文学评论，其中一件让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是，由于经常被要求重新审视某位作家或某个文学发展，下笔时通常会发现，不但自己的品味与偏好已有所改变，连被审视的主题也不愿待在我之前所塑造的思考木乃伊裹布中。最明显的一次是在最近，当时我被要求对千禧年的美国文学现况，其实是小说与文学，做一简要的评述。

    由于一直都是个工作过量的机会主义者，我首先重回一篇十多年前自己写的反思性概论，题目是《房间里的人才》(The Talent in the Room)。当时的目的和现在很类似，就是将文艺小说中的主要趋势及人才突显出来。我希望最少能将前一篇文章的基础与架构保留下来，可是一旦开始阅读后，才发现不是这回事。不知怎么，当注意力摆在前景事物时，如回顾各个作者的生平，背景却已令人吃惊地缓缓转移。

    那篇早期的评论，是受到其他文章的激励，其中包括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59年发表的《评论：对〈房间里的人才〉一文快速而昂贵的评语》(Evaluations-Quick and Expensive Comments on the Talent in the Room)，还有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89年在“哈泼斯”(Harpers)杂志上发表的鼓动性文章《跟踪十亿只脚的动物：新社会小说的文学宣言》(Stalking the Billion-Footed Beast：A literary Manifesto for the New Social Novel)，我在该文的结论为：当代美国小说正处在退后状态。由于越来越多的作家无法应付急剧变化的后现代电子社会，遂大规模转向比较简单的世界图像。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不再以城市中的信息文化为题材，转而以乡村与小镇为主题，不是以极简主义(minimalist)就是极大主义(maximalist)的手法来呈现。

    我在这篇文章选择了拉塞尔‧班克斯(Russel Banks)﹑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安‧泰勒(Ann Tyler)﹑安‧贝蒂(Ann Beattie)﹑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休‧米勒(Suc Miller)和乔伊斯‧奥茨(Joyce Carol Oates)，这些作家都能强而有力地呈现美国经验，然却没有一人处理到我所认为的中心题材，这是我的看法。当然也有例外，像是唐‧德利洛(Don DeLillo)﹑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罗伯‧史东(Robert Stone)﹑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汤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保罗‧韦斯特(Paul West)，他们的作品比较能跟得上前述转变的律动。即使把例外考虑在内，我整体的评断仍是保守悲观的。

    新一代的崛起

    《房间里的人才》刊出后的十多年间，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我为此觉到得有意思及开心，然这些变化不是经由革命动乱产生，而是渐进式的转变及替换。这事关年轻一辈人才的逐渐成熟，要让自己的感性更带有新的后现代主义味道，而老一辈的作家，则多半要让掉把持已久的镁光灯焦点。

    在我看来，最大的转变是新一代野心勃勃作家的崛起，他们不但有全景式的动能，还能自我调适，和大家一起进入一个超级复杂与多语言的信息文化。此类作家最著名的是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他的小说《修正》(The Corrections)是关于中西部地区兰伯特家族两代间的故事，是一篇表达丰富且多重的故事，曾于2001年连续数月荣登畅销书排行榜。作者在提醒各地的严肃读者，一篇会让人一直翻下去的好故事，也能表现出这个充斥着“后什么”术语的年代，特有的破碎性复杂生活。

    和弗兰岑一样40几岁，同属能见度高﹑通过严格检验的备受尊崇作家，还有博学多产的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耕耘黑暗世界》(Plowing the Dark)是他的第七部小说，里面探讨虚拟(对于现实的数字仿真)的含义，下一部小说《我们歌唱的时代》(The Time of Our Singing)，是篇关于一个混血家庭的大故事，混合了音乐﹑种族政治及理论物理。还有杰弗里‧尤金尼兹(Jeffrey Eugenides)，他的《处女自杀》(The Virgin Suicides)，是一部反映出世代间焦虑的经典之作，《中性》(Middlesex)则融合了复杂的历史序列及变性人成熟所经历的痛苦。对许多年轻读者来说，戴维‧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一直代表着支离破碎和文化错置之新时代精神，他1996年的长篇巨作《无限诙谐》(Infinite Jest)，就是一部标竿作品，好比数十年前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彩虹》(Gravity’s Rainbow)。比较近的作品有《与可怕男人的简短访谈》(Brief Interview With Hideous Men)，里面一些令人不安、心有所苦的角色，会把读者卷入其中。

    再稍微年轻一辈的人才还包括瑞克‧穆迪 (Rick Moody)，他的创作囊括短篇小说《魔鬼的信仰》(Demonology)﹑长篇小说《紫色的美国》(Purple America)和回忆录《黑色的面纱》(The Dark Veil)等不同文学类型的作品。还有年轻的非裔美籍小说家科尔森‧怀海德(Colson Whitehead)，他在一部描写电梯安全视察员紧张不安的离奇古怪小说《直觉者》(The Intuitionist)问世后，便以小说《约翰‧亨利的日子》(John Henry Days)加入了极大主义的行列。该作品对现今种族关系进行全面的嘲讽，与媒体自我宣传(boosterism)文化产生冲突。戴维‧埃格斯(David Eggers)前几年出版的活力小说/回忆录《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与畅销，该书将个人忏悔的冲动与小说中的恣意叙事混合在一起。

    霍姆斯(A.M.Homes)﹑乔安娜‧斯科特(Joanna Scott)和海伦‧德威特(Helen DeWitt)这三位女性作家都决心呈现室内鸽巢(仍旧存在的刻板印象)之外的事物，她们在创新能力及反映时代精神(zeitgeist)方面与男性作家不相上下。她们不像《爱骨》(Lovely Bones)的作者艾丽斯‧西博德(Alice Sebold)﹑《白色的夹竹桃》(White Oleander)的作者珍妮特‧菲奇(Janet Fitch)及《从克劳森桥墩上跳水》(The Dive From Clausen’s Pier)的作者安‧帕克(Ann Packer)一样享有畅销的际遇，但有趣的是，她们的小说都以创伤般的失去为前提。

    国际视野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趋势转变是，文学主流有国际主义者观点及主题的注入。中国出生的小说家及故事家哈金，在《等待》(Waiting)及《疯狂》(The Crazed)中，开启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故事大门。乌克兰裔美籍作家艾斯科‧梅尼朱克(Askold Melnyczuk)在《死亡使者》(Ambassador of the Dead)中藉由两个乌克兰裔美籍家庭，生动地带出隐藏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可怕事情。来自赛拉耶佛(Sarajevo)的移民作家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写过《恐怖份子》(The Question of Bruno)，另一部小说《寻找自尊的男人》(Nowhere Man)则来回探索一名住在芝加哥之年轻赛拉耶佛男子的过去与现在。李昌来(Chang-Rae Lee)在《手势生涯》( A Gesture Life)中生动地表达一位韩裔日籍男子移民到美国的生活，他试图摆脱被牺牲之过去所带给他的阴影。普立兹奖得主钟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写过《固疾的诠释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朱诺‧迪亚兹(Junot Diaz)则是《沈溺》(Drown)的作者，这两人和另外几位更年轻的作家，都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探究印裔美人与多米尼加裔美人间因生活在种族分隔中，而产生的复杂摩擦。

    透过反向观点表达类似冲力的作品有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s)的《布拉格》(Prague)和乔纳森‧佛耳(Jonathan Safran Foer)的畅销小说《真相大白》(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这两部小说都是从旅居国外或在国外旅游之美国人的观点，来探索其他文化的生活。菲利普透过一群旅居国外的美国人反映出现今的文化状态，他在小说中开了一个小玩笑，即这群美国人不是住在布拉格，而是布达佩斯。佛耳则描述一位年轻美国游客(也叫乔纳森‧佛耳)来到现今的乌克兰，与祖先之过去有了接触。

    与这些发展相对的是，仍旧保有强大延续力的主流作家。各类的美国写实主义持续在一些作品中表现出来，这些作品来自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苏‧米勒(Sue Miller)﹑瓦德‧贾司特(Ward Just)﹑安德鲁‧杜伯斯三世(Andre Dubus III)﹑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与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罗斯最近完成的三部曲，里面包括《美国牧歌》(American Patoral)﹑《我嫁给共产党员》(I Married a Communist)与《人性污点》(The Human Stain)这三部小说，是过去10年显著的成就之一。还有写实风格不稍减、却更为精细的变种小说，    此类作家有安妮‧普露(Annie Proulx)﹑柯麦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约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及威廉‧佛尔曼(William Vollmann)。

    可以列举的作家还很多，无法一一介绍。在某些点上，范围较广的类型可以再往细分，现出一些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优秀作家，像是比较敢言的实验派风格作家，他们包括罗伯‧库佛( Robert Coover)﹑戴维‧马克森(David Markson)﹑玛丽‧罗宾森(Mary Robinson)与乔治‧山德斯(George Saunders)。还有偏离轨道的怪异小说家，像是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保罗‧威斯特(Paul West)﹑马克‧史洛卡(Mark Slouka)﹑霍尔‧诺曼(Howard Norman)﹑查理‧巴克斯特(Charles Baxter)﹑道格拉斯‧鲍尔(Douglas Bauer)﹑强纳森‧迪(Jonathan Dee)﹑艾伦‧科兹威尔(Allen Kurzweil)﹑亚伦‧莱特曼(Alan Lightman)﹑迈克‧沙邦(Michael Chabon)﹑马格‧礼文斯(Margot Livesey)﹑莫林‧霍尔(Maureen Howard)﹑博伊尔(T.C.Boyle)与安‧派契特(Ann Patchett)。以及用声音来表达的南方作家，他们有帕吉特‧鲍威尔(Padgett Powell)﹑刘易斯‧诺顿(Lewis Nordan)﹑吉儿‧麦克科(Jill McCorkle)﹑伊莉萨白‧考克斯(Elizabeth Cox)﹑李‧史密斯(Lee Smith)﹑南希‧莱曼(Nancy Lemann)﹑巴瑞‧汉纳(Barry Hannah)﹑唐娜‧塔特(Donna Tartt)与埃伦‧吉尔克斯特(Ellen Gilchrist)。尼可森‧贝克(Nicholson Baker)应该可以自成一类，他的首部小说是《夹层》(The Mezzanine)，最近的《火柴》(A Box of Matches)以一名中年男子清晨坐在火炉旁的冥想，营造出一整串故事。我有没有遗漏谁？肯定还有数十个，数百个。和我一样有胆量做概论性文章的人，心中都会不断浮现将某人遗漏的遗憾。

    美国文学其中一项特征为“在地感”。尤以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优多拉‧卫尔提(Eudora Welty)与田纳西‧威廉斯这三位美国南方作家为最，他们就是以描述撰写美国南方这个独特区域闻名。

    吉儿‧麦科克(Jill McCorkle)是承袭这项传统的作家之一，不过她的作品呈现一幅新南方景象，即州际公路川流其间，郊区生活与短暂过客现象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然麦科克在她五部小说及两本短篇小说集里仍保留南方的口说传统与田园文化。她曾说她的风格为“用历史的迂回方式来说故事”。

    麦科克是北卡罗来纳州人，26岁从大学毕业并取得写作硕士学位，以《拉拉队长》(The Cheer Leader)及《7月7日》(July 7th)这两部小说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麦科克是阿耳冈昆丛书(Algonquin Books)旗下的小说家，该出版社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Chapel Hill)，是一家出版优质小说与非小说类书籍的小型独立出版商。麦科克已有七部作品在发行，她这些年来一直与阿耳冈昆丛书维持互利的关系。

    麦科克的故事虽然带有南方乡土幽默，却以人的奋斗为本。她曾表示，“我写的都是关于人们思考他们如何融入社会，及如何在社会上生存下去的故事。我往往是因为题材有趣而开始动手写作，接着就想要挖掘出故事的黑暗一面。”她那触动人心的绝妙诙谐及对南方风格的敏锐观察力的确让人称颂不已，一位评论家表示：“她的视野也具有类似的人道精神，她故事中的角色虽然都有弱点，她却没有对他们做任何严厉的评断，或让他们经历强烈的顿悟。”

    麦科克在她最满意的《卡罗来纳之月》(Carolina Moon)和《走向维吉尼亚》(Tending To Virgina)中创造出一些南方女性，年龄从青少年到老年不等。她将这些女性的生活交织起来，让人体会到她渴望拥抱人际关系并歌颂生命的延续性。虽然有着美国南方的出身，她在作品中却触及普遍性的主题，这也许是她的著作被翻译12种以上语言的原因。

    麦科克目前在哈佛大学与贝林顿学院教授写作，最新故事集《习性动物》(Creatures of Habit)于2001年出版。诚如某位观察家所言，这些故事代表“回家这件事本来应带给予，却很少达成的意义 — 安慰﹑澄清及无法抗拒性。”

    诗的语言

    诗坛也呈现类似的多重模式，然与多位诗人交谈后发现，小说世界中感觉像是丰富与多样的东西，到了诗里却成为一种令人沮丧的分裂。几年前，流派的主要区分还是在“形式主义者”与各种不同类型的“自由”诗之间。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同，主要的分别来自诗人对语言的运用，一派诗人用指涉性(referential)的方式运用语言，针对的是一般的世界，另一派诗人的运用语言方式是将语言当作自己创造的领域。后者包括著名的约翰‧艾许贝利(John Ashbery)和他的众多追随者，以及受乔莉‧格雷姆(Jorie Graham)影响的诗人，格雷姆以感知的流动过程为表达重心。与他们相近的是实验语言派(L=A=N=G=U=A=G=E)，里面包括迈克‧帕尔默(Michael Palmer)﹑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和林‧贺金年(Lyn Hejinian)。贺金年在长诗《奥克索塔》(Oxota)中写道：“非关因果关系的连结原则，使我们不至堕入不好的无限/追逐文字不是随着偶然伴生之物。”

    比较直接的指涉派诗人还可以次分成不同流派，有表较年长的现代主义传人，像是前桂冠诗人罗伯‧品斯基(Robert Pinsky)﹑法兰克‧比达特(Frank Bidart)﹑路易斯‧格吕克(Louise Gluck)﹑查尔斯‧斯米克(Charles Simic)和威廉斯(C.K.Williams)。

    和他们同时并进的还有一群比较年轻的诗人，他们主张使用比较没有受到历史制约的语言。这些人包括汤姆‧斯莱(Tom Sleigh)﹑艾伦‧夏皮罗(Alan Shapiro)﹑罗莎娜‧沃伦(Rosanna Warren)﹑盖尔‧玛祖尔(Gail Mazur)和尤瑟夫‧科曼亚卡(Yusef Komunyakaa)，也包括形式上较多变化的威廉‧洛根(William Logan)﹑达纳‧乔欧亚(Dana Gioia)﹑布莱德‧莱特豪瑟(Brad Leithauser)﹑格林‧马克斯韦尔(Glyn Maxwell)﹑德博拉‧葛雷格(Debora Greger)和玛丽‧索特(Mary Joe Salter)。

    在其他分支中，要注意的是个人装饰意味较浓的诗人，如玛丽‧豪威(Marie Howe)﹑马克‧多帝(Mark Doty)和沙伦‧奥尔兹(Sharon Olds)，还有仁慈、略带超现实色彩的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史蒂芬‧多宾斯(Stephen Dobyns)则没有那么仁慈，却带有一种晦暗的趣味。本篇文章还需要更大的篇幅，才能放下托马斯‧鲁克斯(Thomas Lux)和戴维‧雷曼(David Lehman)的作品，还有比较年长和知名的诗人，像是艾德安‧里奇(Adrienne Rich)﹑罗伯‧布莱(Robert Bly)﹑ 唐纳‧霍尔(Donald Hall)﹑汤姆‧冈恩(Thom Gunn)和戴维‧费里(David Ferry)，他们具有强力独特的表达方式。

    严肃读者仍在

    从诗歌到整个文学领域，都可以这么说，即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转变，确实对它们造成冲击。出版界如同其他行业一样也是以金钱挂帅，最近由于财政的下滑，加上公司集团化的趋势，因而挤压了获利的“底线”，获利微薄的文学作品更是感到压力。除了作家失去创作的机会，编辑更难说服他们的主管出版那些看起来不会大卖的作品。过去每家独立出版商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出版业务，然而现在独立出版商已不复存在。

    同时，萌芽中的电子文化已开始入侵。然而，之前被大事宣扬的电子书籍(可对阅读产生革命性变革的手持装置)却没有造成风潮，这是个惨败，也让各地的专家百思不解。然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更为精巧的娱乐设备(录像带﹑DVD之类)却已侵入我们的阅读生活，因而经常可以听到有人在哀叹严肃性的消逝。

    在另一方面，或是事情总是有另外的一面，有价值的书持续有人在创作﹑出版﹑推销和阅读，《修正》和《爱骨》之类畅销书提醒了这个行业所有的人，严肃的读者并未消失。如果大趋势是偏向炫目的娱乐选项，我们也必须提出，读书会和阅读团体正在稳定地扩展。做任何可怕的预言，都有风险在，也通常有夸张的倾向，然以前关于无马拉车的预言，倒是例外。

    担任近半个世纪的编辑暨出版商，杰森‧艾普斯坦(Jason Epstein)为美国出版业制订出一套标准。他是锚版图书(Anchor Books)的创办人，他率先将平装书(paperback)变成轻装书(soft-cover)的替代选项。他曾担任蓝灯书屋(Random House)的编辑主任﹑合创声名卓著的文学期刊《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创设美国图书馆(Library of America)以发行经典美国小说﹑非小说及诗集的精致版本﹑并开风气之先以研究与实验的方法将图书出版接上计算机时代的发展。艾普斯坦是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杰出贡献奖项(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American Letters)的首位得主，得奖原因是他在“发明新出版及编辑方式”上的表现。

    问：目前是图书的好时机吗？

    答：目前非小说类图书的出版，就像我们20或30年前出版的东西一样有趣，甚至超过。好的历史学家，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的，都已学会如何面对一般读者，读者对于一流历史著述的兴趣，因而有了扩展。科学界的情况也一样，科学作家学会了如何向非专业的读者讲述。就我所知，选取并编辑这些书籍的编辑们，都是非常合格的专业人士，他们不但知道如准备付印的手稿，也知道如何引起读者的兴趣。

    小说类图书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其中反映了第一世界文化特有的文化问题。现在这新一代的小说家，并未如一般人所预期，出现相对等的世界级作家。有趣的作品并不缺，却看不到新一代的诺曼‧梅勒﹑菲利普‧罗斯﹑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达特罗(E.L.Doctorow)或唐‧德利洛，他们的作品对于严肃读者来说是必要的。我想这个现象也许和20世纪的毁灭性战争有关。最有趣的新作家都是来自印度﹑中国﹑拉丁美洲甚至冰岛，合理的预期是，由于美国境内有庞大的拉丁美洲与亚裔人口，他们中间出现越来越多的写作人才。这些族裔所碰到的文化不和谐，应该有很多可以让他们发挥的地方。

    同时，美国阅读人口的比例似乎有在成长，每当在纽约地铁看到年轻人阅读好书，我总是觉得很高兴。目前没有理由担心美国图书的未来。

    问：就你所看，目前图书出版及文学面临到的何种挑战？

    答：现阶段的出版业，有许多让人担心的地方，它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原因是零售市场的过度集中现象。一个世代以前，文学市场是由四千至五千家的独立书商组成，现在的市场则被一些连锁店支配，这些连锁店需要快速的替换才能支撑昂贵的营运费用，对于书目的选取则采中央控管。这严格限制了书籍的架上寿命，也影响到读者可以选择的种类。

    目前美国书目超过10万册的独立书店，约在50至60家，这说明亚马逊及其他在线零售业者的成功之处，在于能一直能维持庞大的书目选项。然而，这种营运方式尚无法证明为有利可图，最终可能无法维持下去。

    现存的供应链已明显过时，终将被电子分销所取代，届时在交货时，只要有数字档案就能印刷并装订成图书馆等级的平装书。这种高度破坏性的科技已经存在，但尚未就位，原因是会让一些传统的出版功能变得多余，像是中央化的印制﹑实体储存﹑存货交运及传统营销，还包括相关人员在内。一旦这些技术就位，结果是数百万的书目变得可以广泛地﹑便宜地及永久地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以他们的语言取得，形成第二次的古腾堡革命(Gutenberg revolution)，不过这次是全球性的革命。

    到目前为止，经济下滑似乎并未影响到出版商的出版。然某些大企业的利润不但已经下滑，还有可能继续往下掉，结果是可预期的。例如，博德曼(Bertelsmann)出版公司开始合并部门，以将某些固定资产变现，它要减的不只是经常性开支，还包括出版品的数量。

    出版业的士气并不高，然令人鼓舞的是，小型出版社开始大量出现，他们大多自定高的文学标准。在我看来，出版集团似乎正在衰退，连锁书店也是一样，他们的店面销售额，在过去几季都呈落后的状况。

    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就开始书写故事，也一直在看故事。这暗示着，正在折磨出版业的结构性危机，迟早会被克服，不管是用哪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