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就生与死作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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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垄断了有关原子弹的知识。1946年6月14日，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向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提交了一项美国方案：置原子能于国际控制之下。巴鲁克(1870-1965)是个富有的金融家，曾任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顾问。“政界元老”这一名词似乎是专为形容他而创造的。

    苏联反对巴鲁克方案，因为该方案要求国际核查。由独裁者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要求立即销毁现存原子武器，今后禁止制造原子武器，但不作核查。苏联的这一立场阻碍了国际合作，直到1963年，美、苏、英三国才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

    因此当时巴鲁克方案未获通过。人们可以想象，倘若该方案取胜，世界是否仍会有一场国际军备竞赛，全球的资源将会如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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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就生与死作出抉择。这是我们的职责。

    在新的原子时代，黑暗的不祥之兆背后存在着希望：如果人们抱着信念抓住这希望，那么它就能拯救我们；假如我们失败了，那么我们就会使每个人沦为恐怖的奴隶。我们切莫欺骗自己了：我们必须在世界和平与世界毁灭之间作出抉择。

    科学从自然揭示出一个奥秘，其潜力如此巨大，以致于我们的心灵在它制造的恐怖中颤抖。但恐怖不足以制止原子弹的使用。由武器所造成的恐怖从未阻止人类使用武器。每一种新式武器一出现，很快便产生一种抵御它的方法。然而现在我们面临有效的防御手段不复存在的状况。

    给我们造出这种可怕力量的科学证明，这种力量能够被用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科学没有告诉我们怎样阻止用它来从事破坏。因而我们奉命来寻求我们各国人民观念和心愿的共同点。唯有在全人类的意志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正是为着表达这种意愿使它能得以实现，我们才会聚集一堂。我们必须规定一种有效途径以确保原子能只用于和平目的，阻止人们在战争中使用它。为此，我们必须规定对违反各国达成的协议者给予直接、迅速和确实的惩罚。倘若和平不应当仅仅是两次战争之间狂热的插曲，那么处罚措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联合国也可以就苏联、英国、法国和美国在约伦堡应用的原则规定个人的责任和惩罚条例  ──  这样做肯定有益于世界的未来。

    在此关键时刻，我们不仅代表本国政府，而且从更大范围来说，我们代表世界各国人民。我们应牢记，各国人民不属于各国政府，而各国政府属于各国人民。我们必须答复他们的要求；我们必须对全世界对和平与安全的渴望作出回答。

    美国热切地、满怀希望地抱同样的愿望。在美国，对那种绝对武器的科学研究已获成果。但是美国随时准备禁止和销毁这一战争工具──将它的用途从死亡转向生命──倘若全世界为此目的订立一个条约。……

    现在是到了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舆论支持维护安全的世界性运动。如果我的观察准确，那么我发现世界各国人民所要求的方案不仅包含善良的意向，而且包括可以实施的制裁手段──一项具有强制力的国际法。

    我们美国人民极愿为维护世界和平尽力，而且由于我们拥有生产原子弹的手段，由于原子弹已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大责任。鉴于此，我们准备为有效地控制原子能作出我们的最大贡献。

    但是在一个国家准备放弃任何克敌制胜的武器之前，它需要比言语更可靠的东西使它消除疑虑。它必须得到安全保证，制止用原子能作为进攻武器，而且制止其他武器──细菌武器、生物武器、毒气──的非法使用，或许──为什么不？ ──制止战争本身。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消灭战争，因为只有消灭了战争，国与国之间才会停止在生产和使用令人畏惧的“秘密”武器方面攀比竞争，而这类武器完全是根据其杀伤力如何来评定其价值的。这一该诅咒的方案不但把我们带回到中世纪黑暗时代，而且使我们从和谐有序回到混乱状态。倘若我们能找到一种控制原子武器的恰当方法，那么就有理由希望：我们也可能阻止使用其他适于大规模杀伤的武器。一旦一个人学会了说“A”，那么只要他乐意，他便能学会说其他字母。

    让我们永远铭记：和平绝对不可能由金属的力量或军备竞赛所长期维持。和平唯有通过以制裁手段作后盾的谅解和协议才能得到稳定和保障。我们要么接受国际合作，要么接受国际分裂，二者必居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