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非洲”（Back-to-Africa movement）运动的发起人、国际黑人进步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简称UNIA）创始人马科斯•加维是20世纪20年代另一位著名的非裔美国人领袖。加维坚持支持种族隔离主义，公开批评杜波依斯通过种族融合实现平等的努力。杜波依斯起初支持加维为了帮助海外非洲人贸易的“黑星线”船运公司，但是杜波依斯很快发现加维正在威胁NAACP的成果，便指责加维不够诚恳、缺乏远见。加维曾经提出“非洲人的非洲”（Africa for the Africans）的口号，杜波依斯赞同这个主张，但是谴责加维试图让非裔美国人统治非洲的倾向。
    1922~1924年间，杜波依斯在《危机》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加维的文章，称他为“美国和世界黑人最危险的敌人”。杜波依斯和加维从未尝试合作，他们所代表的组织（NAACP和UNIA）对慈善基金的争夺更加剧了他们的对立。1921年，哈佛决定禁止黑人入住学生宿舍。杜波依斯谴责这个决议体现了美国广泛存在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种族崇拜”的复兴，日耳曼白人治下的世界将以残忍暴力剥夺黑人、犹太人、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匈牙利裔、亚裔和南部岛民的公民权。1923年，杜波依斯乘船前往欧洲参加第三次泛非主义大会时，时任总统柯立芝（President Coolidge）任命杜波依斯为利比里亚特使，第三次泛非主义大会结束后，杜波依斯乘坐一艘德国货船从加那利群岛出发，访问了非洲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等国。1923年时《危机》杂志读者数量已由一战时的100,000人跌至60,000人，但它仍是民权运动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即黑人社区文艺复兴）
    杜波依斯经常在他的写作中支持非裔美国人艺术创作，当1920年代中期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时，杜波依斯在《一次黑人文艺复兴》（A Negro Art Renaissance）一文中庆祝艺术创造中终于不再缺乏黑人的身影。但是他很快发现，很多白人进入黑人社区并非为了欣赏黑人艺术作品而只是为了满足窥私欲，于是杜波依斯对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热情迅速衰落。杜波依斯坚持强调艺术家的道德责任，认为“一个黑人艺术家首先是一个黑人”。他非常关心黑人艺术家的作品是否能够反映黑人面对的问题，对于没有宣传效果的艺术作品不屑一顾。1926年，《危机》停止支持艺术活动。
    社会主义倾向
    1926年，即俄国1917年革命9年后，杜波依斯再度到欧洲旅行并访问了苏联。在苏联，杜波依斯被他所看到的贫穷和混乱所震惊，但同时对官员的尽职工作和工人的认同感印象深刻。尽管当时杜波依斯对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的共产主义学说并不了解，他仍然感到社会主义可能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实现种族平等。
    尽管杜波依斯基本赞同社会党主张，但是他的政治活动非常实用主义。在1929年的纽约市长竞选中，尽管社会党候选人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的观点与杜波依斯更加相近，杜波依斯还是选择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吉米•沃克（Jimmy Walker），因为他相信沃克将会给黑人带来更直接的好处。整个20世纪20年代，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不断地做出废除私刑、提高黑人工作条件、支持南方各州黑人投票权等承诺，杜波依斯和NAACP也因此在两党间不断徘徊。但是两党都始终没有兑现其承诺。
    1931年，NAACP和美国共产主义政党开始出现裂痕，逐渐产生了竞争关系。这一年，阿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地区的9个非裔美国男孩因强奸罪名被逮捕，美国共产党迅速回应表示支持斯科茨伯勒男孩（Scottsboro Boys）。杜波依斯和NAACP认为插手此案对反对种族主义事业没有帮助，因而坐由共产党组织其反对活动。但是，共产党人大范围的宣传和巨大的资金投入很快使杜波依斯感到，共产党人正试图取代NAACP在非裔美国人中的地位。面对共产党对NAACP的声讨，杜波依斯反过来批评共产党对美国种族主义现状认识不足，对NAACP的恶意攻击也非常不公正。于是，共产党领导人反过来指责杜波依斯是“阶级敌人”，他和NAACP的其他领导者构成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他们表面上为黑人权益而战斗，但是实际与黑人工人阶级毫无联系。
    重返亚特兰大
    1931年，沃尔特•弗兰西斯•怀特（Walter Francis White）开始担任NAACP主席。在工作中，杜波依斯和怀特的关系每况愈下，而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带来的财政压力加剧了关于《危机》杂志的权力斗争。由于担心其主编职位被取消，杜波依斯于1933年主动辞去了《危机》编辑的工作，转向了亚特兰大大学的一个学术岗位。1934年，杜波依斯一反他关于种族隔离的立场，声称对于非裔美国人，平等基础上的隔离是一个合理、可接受的目标；而这更加剧了他与NAACP的裂隙。NAACP的领导者们非常震惊，要求杜波依斯收回他的言论，但是遭到了杜波依斯的拒绝。这次分歧导致杜波依斯退出了NAACP。
    在接受了亚特兰大大学的教职后，杜波依斯撰写了一系列总体上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他并非共产党或工会的强烈支持者，但他感到马克思对于社会、经济的科学分析对于解释当时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状况非常有用。马克思的无神论观点也引起了杜波依斯的共鸣；他经常批评黑人教堂钝化了黑人对种族主义的敏感度。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杜波依斯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拥护，但却宣称有色人种与白人的矛盾不可调和——这个极富争议性的立场产生于他对长期排斥黑人的美国工会的厌恶。当时，杜波依斯并不是美国共产党的支持者；即使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共产党的候选人是一个非裔美国人，他们也没有获得杜波依斯的支持。
    美国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回到学术界后，杜波依斯重新开始了黑人重建（Reconstruction）的研究——早在1910年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会议中他就已经提交过这一主题的论文。1935年，他发表了他的巨著《美国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历史学家大卫•利弗林•路易斯概况了这本书的主题：“在一种充满了野性敌意的环境中，黑人突然间获得了公民权利。他们既展现出令人钦佩的意志力与智力，也暴露了经过长达三百年的束缚后遗留的懒惰与无知。”杜波依斯记录了在美国内战和战后重建中黑人怎样扮演了中心角色，也描绘了他们与白人政客结盟的过程。他同时提供了联合政府在南方建立起公共教育系统和诸多必要的社会服务项目的证据。这本书同时阐明作为重建的关键，黑人的解放如何促进了美国社会的结构性重组，以及为何在美国重建之后未能继续保障黑人的公民权。
    《美国的黑人重建》一书的主旨与白人历史学家保有的对重建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本书也仍然被主流历史学家所忽略。然而在此之后，它引发了重建历史编纂中的“修正主义”潮流，黑人对于自由和时代变革的呼唤终于被强调。到21世纪，《黑人重建》被公认为“非裔美国人历史学修正主义的奠基性著作”。
    在1932年，杜波依斯被菲尔普斯-斯托克斯基金（Phelps-Stokes Fund）、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通识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等几个慈善企业挑选为《黑人大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Negro）的执行编辑。事实上，杜波依斯已经对这项工作思考了近30年。在几年的策划、组织后，这些慈善企业于1938年取消了这个项目，因为一些董事会成员认为杜波依斯过于偏激，无法编纂一部客观的百科全书。
    周游世界
    在1936年，杜波依斯开始周游世界，其中包括了游历纳粹德国、中国和日本。在德国，他宣称自己受到了热情而尊重的礼遇，但一回到美国，他便发表了对于纳粹政权的反感态度。他十分欣赏纳粹对德国经济的改善，但他对纳粹处置犹太人的方式感到极度恐惧，并将其描述为“对于文明的攻击。其惨状只有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和非洲的奴隶交易能与之比肩”。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之后，杜波依斯对帝国主义的日本迅速提升的实力感到震撼。他认为日本对沙皇俄国的胜利是有色人种战胜白人的一个案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日本“黑人传道组织”的一个代表来到美国，会见了杜波依斯，使他对大日本帝国的种族政策产生非常正面的印象。1936年，日本大使还为他和一个学术小组安排了一次去日本的旅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杜波依斯反对美国参与二战，尤其在太平洋战场，因为他认为中国和日本正从白人帝国主义的魔掌中走出，同时他也感到，对日本开战其实是白人试图重建亚洲影响力的一个机遇。政府对军队中非裔美国人的规划沉重打击了杜波依斯：黑人被限制不能超过军队人数的5.8%，而且没有非裔美国人的独立军队编制，这与一战中的规定如出一辙。在1940年的总统竞选中，黑人以手中的选票为筹码，迫使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任命了一些黑人军事指挥官。
    1940年，杜波依斯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自传——《黎明前的黑暗》（Dusk of Dawn）。 他在这个题目寄寓了对非裔美国人从种族主义的黑暗中走向一个更加公平的时代的期望。这是一本部分自传性质、部分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论著。杜波依斯将其描述为“种族概念如何在隐秘的思想与行动中被阐明、彰显并且毫无疑问被扭曲的传记。因此无论在任何时代，我的人生都是值得所有人注意的”。
    1943年，其时杜波依斯已值76岁高龄，然而时任亚特兰大大学校长鲁弗斯•克莱门特（Rufus Clement）突然地中断了他的教职。很多学者对此表示愤慨，这促使亚特兰大大学向杜波依斯提供终生养老金并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 亚瑟•斯平加恩（Arthur Spingarn）评价说，杜波依斯在亚特兰大期间，“用他的生命和无知、偏执与懒惰作斗争，创造出只有他才能理解的思想，提出了改变社会的愿望，而这种改变也许一百年后才能被人们所理解。” 。之后杜波依斯拒绝了菲斯克学院（Fisk）、霍华德大学（Howard）的聘请，以特殊研究部指导的身份重新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即NAACP），并很快以充足的活力和决心投入到工作中。在杜波依斯离开NAACP的这十年间，它的收入已经翻了4倍，会员人数也飙升至325,000人。
    晚年岁月
    联合国
    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NAACP派出了包括杜波依斯在内的三人代表团。NAACP代表团希望联合国能够支持种族平等，并且终结非洲的殖民地时代。为了让联合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杜波依斯撰写了一份倡议书，其中写道：“政府的殖民系统…既不民主又危害社会，也是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 NAACP的这份倡议书受到了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支持，但是被其它主要力量所忽略，倡议的内容也并未出现在《联合国宪章》中。
    在联合国大会之后，杜波依斯发表了《肤色与民主》（Color and Democracy）一书攻击殖民帝国。一位评论家称它“足以冲击和推翻一直以来用于取悦白人、充实资本家们的腰包的这种邪恶的制度。”
    1945年底，杜波依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参加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泛非主义大会，这次大会也是五次会议中最有成效的一次。在这里，杜波依斯遇到了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后者后来成为了加纳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并邀请杜波依斯前往非洲。
    杜波依斯帮助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些关于反对歧视非裔美国人的请愿书。1951年，黑人权利组织民权会议（Civil Rights Congress）提交了一份名为《我们控诉种族灭绝》（We Charge Genocide）的报告，使这种呼声达到高潮。这份报告控告美国“以制度来制裁、加害、谋杀非裔美国人，从而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
    冷战
    20世纪40年代中期冷战开始之后，NAACP与共产主义者们保持距离，以避免它的资金状况与名誉受损。1947年，亚瑟•史列辛格二世（Arthur Schlesinger, Jr）在《生活》（Life）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NAACP已经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影响；在此之后，NAACP加倍地努力与共产主义者划清界限。杜波依斯则不顾NAACP的愿望，继续亲近共产主义同情者们，例如保罗•罗宾逊（Paul Robeson）和雪莉•格雷厄姆（Shirley Graham），后者之后成为了杜波依斯的第二任妻子。杜波依斯写道，“我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另一方面，我……相信……卡尔•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 1946年，杜波依斯写了一系列评论苏联的文章：他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并且批判共产主义政权的独裁行为；然而，他也认为，资本主义是贫穷与种族主义的罪魁祸首，而用社会主义来代替它，有可能使问题有所改善。苏联人明确地反对种族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待遇，这使得杜波依斯认为苏联是“地球上最有希望的国家”。由于杜波依斯与当时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们保持联系，NAACP将他视为其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开始积极地调查共产主义同情者之后；所以在1948年底，杜波依斯与NAACP协商之后决定从NAACP辞职。离开NAACP之后直到1961年，杜波依斯定期为左派报纸《国家卫报》（National Guardian）写文章。
    和平主义行动
    杜波依斯一生中都是一名激进的反战人士，但是他的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变得较为明显。1949年，杜波依斯在世界和平科学与文化会议（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nference for World Peace）上发表了演讲：“我来告诉你们吧，美国的人民们，黑人世界正在行动！他们渴求自由、自治和平等，也终将得到这些。他们的基本权利决不会在政治掣肘中丧失……白人们或许会压制，但那只是无用的挣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终将会迈过阻碍，迈向自由！”
    1949年春天，在巴黎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World Congress of the Partisans of Peace）上，杜波依斯向聚集的人群说道：“领导这个新的殖民帝国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父辈用汗与血建立起来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因上帝的恩惠而富饶，因谦卑的人民的辛劳努力而繁荣。但是沉醉在权力中的我们，正用那曾经毁了我们先辈的奴隶制，带领着世界走向新殖民主义的地狱，走向一场把世界化为废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杜波依斯加入了一个左派组织——国家艺术科学专业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1949年底，他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了苏维埃和平会议（All-Soviet Peace Conference）并发表了演讲。
    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
    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发起麦卡锡主义反共运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杜波依斯成为目标之一。历史学家曼宁•马伯（Manning Marable）将政府对杜波依斯的行动描述为“残酷的镇压”、一次“政治暗杀”。
    FBI在1942年已经开始编写一份关于杜波依斯的文件，但是政府对杜波依斯最严重的攻击行为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由他对核武器的反对态度所诱发。1950年，杜波依斯出任新成立的和平信息中心（Peace Information Center）主席，致力于在美国宣传《斯德哥尔摩和平呼吁》（Stockholm Peace Appeal）。这份文件主要是为取缔核武器收集签名。美国司法部门因此断定和平信息中心是外国的特工组织，要求它向联邦政府进行登记；杜波依斯与和平信息中心其他领导者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因而被起诉。被起诉之后，杜波依斯的一些同僚们与他保持距离，NAACP也拒绝继续支持他；但是，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等工党人士与左派人士，仍然支持杜波依斯。1951年的审讯中，在律师瓦托•马肯托尼欧（Vito Marcantonio）的辩护下，对杜波依斯等人的指控被驳回。虽然杜波依斯并未被宣判有罪，但他的护照被政府扣留了八年。
    共产主义倾向
    杜波依斯因为他的很多伙伴，尤其是NAACP成员，没有1951年关于和平信息中心的审讯中支持他而深感失望；另一方面，黑人与工人阶级白人却热情地支持他。在这次审讯之后，杜波依斯在曼哈顿生活，除了发表文章与演讲，他继续与左派伙伴们保持联系。此时他主要担心世界和平问题，对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等军事行动表示了不满。在他看来，这些战争只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试图使有色人种对他们保持顺从。
    1950年，82岁的杜波依斯作为美国劳动党竞选人参选纽约州参议员，获得了大约20万张选票，占全州的4%。杜波依斯依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范围内有色人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元凶，因此，虽然认识到了苏联的一些缺陷，他仍然由于共产主义可能解决种族问题而支持它。他的传记的作者大卫•路易斯说，杜波依斯支持共产主义，并非出于其本身的意义，而是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想法。杜波依斯对于约瑟夫•斯大林的态度也非常矛盾：1940年他以一种轻蔑的方式把他写成“暴君斯大林” ；但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杜波依斯写了一篇颂词，将斯大林描述成一个“单纯、冷静而有勇气”的人，称赞他“让俄罗斯第一次走上拒绝种族歧视的道路”，“将140个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而不破坏它们的独立性”。
    美国政府阻止了杜波依斯参加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这场会议可以说是杜波依斯40年来的梦寐以求的成果——29个亚、非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最近刚刚独立的；它们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有色人种。这次会议庆祝了其中一些国家的独立，这些国家也开始声称它们在冷战中不会参与结盟。1958年，杜波依斯重新获得了他的护照，在此之后他和第二任妻子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一起环游世界，并且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在两个国家他都被热烈欢迎，并且被带领在当地旅行，被展示了共产主义最美好的一面。这时90岁的杜波依斯并没有意识到他所访问的国家们的缺点，即便他在游览中国的这段时间内，中国正在进行悲剧性的“大跃进”运动；他之后仍然以一种肯定的态度来描写当时这两个国家的情况。
    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对麦卡锡主义相关立法的重要部分《麦卡伦国内安全法》表示支持，它要求共产主义者们向政府进行登记，这让杜波依斯感到非常愤怒。出于义愤，1961年10月，已经93岁的杜波依斯加入了美国共产党。那段时间他写道：“我相信共产主义。我是说，共产主义实现了一种对生产财富进行计划的生活方式，设计好了用来建立一个国家的工作方式，它不仅仅是为一部分人谋求利益，而是为所有人民谋求最大的福利。”
    宗教
    虽然杜波依斯在孩童时代参加了新英格兰的公理会，进入费斯克大学学习后，他便抛弃了这个僵化的宗教组织。作为一名成年人，他将自己描述为一名不可知论者，或者自由思想者；而他的传记作者大卫•路易斯则认为杜波依斯实际上几乎是一名无神论者。当杜波依斯被要求指挥在公共场合的祈祷时，他会拒绝这么做。他在他的自传里面写道：“当我成为亚特兰大大学的一名系主任时，我的工作因为拒绝指挥祈祷而受到阻碍……我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拒绝加入任何教会，或者在任何教会信条上签名。……我认为苏联对现代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废除教堂的牧师、僧侣，并且禁止在公立学校中把宗教列为授课内容。” 杜波依斯相信，在美国的一切机构中，教会是歧视性倾向最为严重的。杜波依斯偶尔也承认宗教有一些可取之处，例如“基本摇滚（basic rock）”，它几乎是非裔美国人群体的精神依靠；但是总的来说，他对非裔美国人的教会和牧师们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他们不支持种族平等的目标，从而对实现种族平等产生了阻碍。虽然杜波依斯本人并不信教，但是他的文章中充满了宗教符号，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也将他视为一名预言家。他于1904年写就的散文诗《信条》（Credo）也是用一种宗教信条的风格写成的，这首散文诗在非裔美国人群体中广为流传。
    在非洲去世 
    1957年，加纳邀请杜波依斯到非洲参加他们的独立庆典，但杜波依斯因为护照被扣留而未能成行。1960年，也即“非洲独立年”，杜波依斯已经拿回了他的护照，从而能够飞越太平洋来到非洲，庆祝加纳共和国建立。1960年底，杜波依斯回到了非洲，并且参加了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Azikiwe）就任尼日利亚第一任非洲籍总督的就职仪式。
    1960年访问加纳期间，杜波依斯经过与总统讨论，决定编写一部关于海外非裔人的百科全书，也就是《非洲百科》（Encyclopedia Africana）。1961年初，加纳方面告知杜波依斯，他们已经找到合适的基金支持这项百科全书计划，并邀请杜波依斯来到加纳负责管理这项工作。1961年10月，93岁的杜波依斯和他的妻子在加纳取得居住权，着手制作这部百科全书。1963年初，美国拒绝更新他的护照，因此杜波依斯象征性地成为了一名加纳公民。在加纳的两年间，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最终于1963年在阿克拉去世，终年95岁。杜波依斯被葬在他在阿克拉的家附近，现在这里改建为杜波依斯纪念中心。在他去世后一天，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在“向华盛顿进军”（March on Washington）集会上请求数百名参加者默哀片刻以怀念杜波依斯。杜波依斯去世后一年，《1964年民权法案》正式颁布，体现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许多改革目标。
    个人生活
    杜波依斯是一个自律而有条理的人：他一生作息稳定，早上7：15起床，白天工作，晚上5点到7点吃晚饭、读报纸，夜间阅读、参加社会活动，总是10点前上床睡觉。杜波依斯凡事规划仔细，经常在大片的图纸上筹划他的日程计划和目标。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疏远冷漠，而且他坚持人们称呼他“杜波依斯博士”。尽管不擅社交，他还是与几个合作伙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如查尔斯•杨（Charles Young）、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约翰•霍普（John Hope）和玛丽•奥文顿（Mary Ovington）。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约尔•斯宾加恩——一个白人，但是杜波依斯从来没有允许斯宾基恩直呼他的名字。杜波依斯注重仪表——他总是穿着正式，手拿一根拐杖，走路带着自信与高贵。他身高较矮（5英尺5.5英寸，166厘米），总留着精心修饰的小胡子。杜波依斯唱歌、打网球也都不错。
    杜波依斯结过两次婚，第一次跟尼娜•高莫（Nina Gomer，1896-1950），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博加特（Burghardt）婴儿时夭折，女儿约兰德（Yolande）后来嫁给了康蒂•卡伦（Countee Cullen）。妻子死后，杜波依斯与雪莉•格雷厄姆（Shirley Graham，1951-1977）再婚，雪莉同时是作家、剧作家、作曲家和活动家。雪莉再婚前育有一子大卫•格雷厄姆（David Graham），大卫跟杜波依斯一起生活，随了他继父的姓。他也为非裔美国人事业而工作。历史学家大卫•路易斯写过杜波依斯有几段婚外情，但是另一位历史学家雷蒙德•沃尔特斯（Raymond Wolters）认为杜波依斯所谓的情妇方面找不到相关证据，对此表示了怀疑。
纪念W. E. B. 杜波依斯和玛丽•怀特•奥文顿的特别纪念币
1920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授予斯平加恩奖章
1959年，荣获国际列宁和平奖，苏联颁发
1976年，马萨诸塞州Great Barrington的故居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
1922年及1998年，美国邮政两次将杜波依斯的肖像印在了邮票上。
1994年，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图书馆以杜波依斯的名字命名。
北亚利桑那大学的杜波依斯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宿舍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那里进行了名为“费城黑人”的实地社会学调研。
《非洲文献—非洲人及非裔美国人的经历》一书是作者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和小亨利•路易斯•盖茨受杜波依斯而激发的灵感，并向其致敬的。
在柏林洪堡大学举行的一系列讲座以杜波依斯的名字命名。
2002年，学者莫莱斐•科特•阿桑特将杜波依斯列在了其100位最伟大非裔美国人的榜单中。
2005年，杜波依斯被授予The Extra Mile上的纪念奖章。The Extra Mile是华盛顿对于重要的美国志愿者的纪念碑。
8月3日是一个以杜波依斯名字命名的美国新教圣公会节日。
201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杜波依斯名誉教授头衔。
非虚构书籍
《黑人问题的研究》（1898）
《费城黑人》（1899）
《经商的黑人》（1899）
《黑人的灵魂》（1903）
《天才的十分之一》（《黑人问题的研究》第二章，非洲裔美国人的文章精选集，1903年9月）
《黑人的声音（二）》（1905年9月）
《约翰•布朗》（1909）
《对美国黑人状况改善所作的努力》（1909）
《亚特兰大大学对于黑人问题的研究》（1897--1910）
《黑人》（1915）
《黑人民族的天赋》（1924）
《非洲：地貌、民族和物产》（1930）
《非洲：现代历史中的地位》（1930）
《美国黑人的重建》（1935）
《黑人为美国和德克萨斯所做的贡献》（1936）
《黑人民族：彼时与现在》（1939）
《肤色与民主：殖民地与和平》（1945）
《黑人百科全书》（1946）
《世界与非洲》（1946）
《世界与非洲：对非洲在世界历史中所作贡献的调查》（1947）
《和平是危险的》（1951）
《我对和平的立场》（1951）
《为和平而战》（1952）
《非洲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战斗》（1960）
《非洲》（1961）
自传
《黑水：面纱里的声音》（1920）
《黎明的黄昏：对于一个种族概念的自转的随笔》（1940）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小说
《银绒的追求》（1911）
《黑公主》（1928）
《黑色火焰三部曲》
（《孟沙的考验》（1957）、《孟沙办学校》（1959）、《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颜色的世界》（1961）
杜波依斯从1910年到1933年参与了《危机》杂志的编辑，其中包括了他很多重要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