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仍在继续 

    有人说，站在金字塔尖上的科学家都有一个异常孤独的大脑，纳什发疯是因为他太孤独了。但是，纳什在发疯之后却并不孤独，他的妻子、朋友和同事们没有抛弃他，而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他，挽救他，试图把他拉出疾病的深渊。 

    尽管纳什决心辞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职位，但他的同事和上司们还是设法为他保全了保险。他的同事听说他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后，给当时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打电话说：“为了国家利益，必须竭尽所能将纳什教授复原为那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纳什的身边，他们设立了一个资助纳什治疗的基金，并在美国数学会发起一个募捐活动。基金的设立人写到：“如果在帮助纳什返回数学领域方面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哪怕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不仅对他，而且对数学都很有好处。”对于普林斯顿大学为他做的一切，纳什在清醒后表示，“我在这里得到庇护，因此没有变得无家可归。” 

    守得云开见月明，妻子和朋友的关爱终于得到了回报。80年代末的一个清晨，当普里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戴森教授像平常一样向纳什道早安时，纳什回答说：“我看见你的女儿今天又上了电视。”从来没有听到过纳什说话的戴森仍然记得当时的震惊之情，他说：“我觉得最奇妙的还是这个缓慢的苏醒，渐渐地他就越来越清醒，还没有任何人曾经像他这样清醒过来。” 

    纳什渐渐康复，从疯癫中苏醒，而他的苏醒似乎是为了迎接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1994年瑞典国王宣布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约翰•纳什时，数学圈里的许多人惊叹的是：原来纳什还活着。 

    纳什没有因为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放弃他的研究，在诺贝尔奖得主自传中，他写道：从统计学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已经66岁的数学家或科学家能通过持续的研究工作，在他或她以前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我仍然继续努力尝试。由于出现了长达25年部分不真实的思维，相当于提供了某种假期，我的情况可能并不符合常规。因此，我希望通过目前的研究成果或以后出现的任何新鲜想法，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而在2001年，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艾里西亚与约翰纳什复婚了。事实上，在漫长的岁月里，艾里西亚在心灵上从来没有离开过纳什。这个伟大的女性用一生与命运进行博弈，她终于取得了胜利。而纳什，也在得与失的博弈中取得了均衡。 

    获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纳什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份诺贝尔奖候选者的名单中。 

    诺贝尔经济学家委员会直到1987年才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当时它委托另外一个学者提交第二份报告，他就是韦布尔。韦布尔简单介绍了他的报告的内容，向委员会解释了博弈论的中心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主要的贡献者。他也把纳什放在六个重要思想家的名单的首位。 

    韦布尔觉得委员会很有可能最终为博弈论领域颁一个奖，但是，考虑到纳什的精神疾病以及他的早期论文是在几十年以前发表的事实，他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纳什可能幸运中选。 

    两年后，1989年秋天，韦布尔匆匆穿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去和纳什进行第一次会面。站在普林斯顿那幢维多利亚哥特式教工俱乐部“远景堂”前面的汽车道上的那个高个儿、满头银发、面容虚弱的先生就是纳什。他站在那里，显得很不自在，一边抽烟，一边低头看着地下。显然，为了这次会面，他特意穿戴整齐，白色网球鞋，配的却是长袖礼服衬衣和长裤。韦布尔逐渐走近时，看到纳什紧张得要命，他马上致以友好的微笑，并伸出手来。纳什不敢看他的眼睛，并且在迅速地握了一下手后就把手抽了回去，插入口袋里。这次会面在韦布尔看来，最突出的记忆，同时也是当天将他从一个无关的旁观者以及一个客观的报信者转变为一个热情的支持者的事情，是纳什在他们走进教工俱乐部时说的一句话。“我可以进去吗？”纳什问，他没有什么把握，“我不是大学的教师。”这个非常伟大的学者竟然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在教师俱乐部吃饭的事实，深深震撼了韦布尔，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不公正现象。与此同时，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奖委员会差不多已到了提交报告的时候。这些报告将要决定以后最应该考虑颁奖的领域，其中之一就是博弈论，纳什的名字出现在6名候选人中间。 

    评委会的另一方强烈反对选择纳什。 

    但是，经济学奖委员会中的斯塔尔强烈而坚决地反对将诺贝尔奖颁给纳什。斯塔尔做了不少深入的调查。那年初秋，他打电话给瑞典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1962年菲尔兹奖得主赫尔曼德。赫尔曼德并不认为纳什在博弈论方面的工作有什么重大意义。在他看来，颁奖给这样一个人显得有些“荒诞无稽、相当危险”。斯塔尔还咨询了他认识的几位精神病医生的意见，他访问过的精神病医生曾经告诉他，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而无休止的变性疾病。“这是一种非常悲惨的疾病，它会平静下来，不过完全康复却是另外一回事。”斯塔尔知道，人们对纳什怀有很大的同情，他一个接一个地提出新问题。斯塔尔说：“他有病……你不能选择这么一个人。”他问到颁奖典礼怎么办。“他会来吗？他能应付过来吗？那可是一个大场面哪。”他提到纳什在读完研究生后就对博弈论丧失了兴趣。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名成员说，斯塔尔和其他人无疑越来越觉得“一些错误选择可能损害这个奖的声誉，纳什当然不是一个有力的得奖者。大家担心整个事情可能一败涂地，变成一大丑闻”。 

    争论搀杂着感情的因素。 

    委员会主席林德贝克一个接一个地驳倒斯塔尔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斯塔尔的反对意见，比如纳什是一个数学家、在40年前就对博弈论失去了兴趣，患有精神疾病，都是与主题无关的东西。他同样担心纳什可能会在颁奖典礼上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但是他相信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解决。总之，拒绝向一个从学术角度上看最应该得奖的人颁奖，是毫无理由的。与此同时，他注意到自己的感情也牵涉在里面。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在得奖之前已经非常出名，备受推崇，诺贝尔奖只不过是其获得的“其中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在纳什的例子里，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林德贝克对“他的人生悲剧”以及纳什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已经被人遗忘的事实想了很多。后来他说：“纳什与众不同，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表彰，生活在真正悲惨的境地中，我们应该尽力将他带到公众面前。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再次受到关注，这在感情上是令人满意的。” 

    纳什对获奖结果反应平静。 

    最后，1994年10月12日在科学院的投票中，纳什与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外两名候选人勉强以微弱多数胜出，这是历史上最接近失败的一次评选。纳什是他们最后一个通知的人。电话铃响的时候，通知人雅各布森满怀期望地等待着，他在科学院的大多数同事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弟弟，和纳什一样早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从此被囚禁在专门的医疗机构。对于雅各布森，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激动时刻，是他在科学院工作20年以来“最美妙的时刻”，他后来这样描述。“他出人意料的平静，”他在事后说，“这是我的想法。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