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法官八十岁高龄。她有种令人畏惧的威严感，像正襟危坐的女皇。金斯伯格相当小只，身高一米五二，体重90斤。脸上没有表情的时候，她嘴唇绷紧，像是在怀疑什么。她着装有贵妇人的雍容，经常穿戴的是她从全球各地带回来的有异国风情的服饰；有时候，在室内她都戴长手套。谈话时，你必须作好她可能会在开口前停顿很久的准备。她的这个习惯容易令人紧张，尤其在最高法院，在那里沉默本来就像扩音器，让人意识到时钟的每秒滴答。为这，她手下的职员找到了一种应对之道：讲话后停两拍，数够两次“密西西比”，再接着说下一句。金斯伯格的停顿习惯与年龄无关。这就是她的习惯。

鲁思•金斯伯格

    贫困的童年
    1933年3月15日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贫困的犹太人、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聚居区中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是内森•巴德和西莉亚•阿姆斯特•巴德。金斯伯格是家中的次女，但其唯一的姐姐早夭，后来就成为了独女。金斯伯格的母亲从小给她灌输自我努力的价值和重视良好教育的理念，在母亲的熏陶下，金斯伯格在学校学习非常勤奋，成绩优异。据她的同学回忆，她非常好胜，有时甚至到了讨人嫌的程度。在她高中毕业典礼的前一天，金斯伯格的母亲因癌症去世。虽然母亲给她留下了足以支付大学学费的遗产，但金斯伯格自己争取到了足够的奖学金，而将绝大部分遗产留给了她的父亲。
    从康奈尔到哈佛到哥伦比亚
    高中毕业后，金斯伯格进入了康奈尔大学。在那里她结识了马丁•金斯伯格，即她后来的丈夫。金斯伯格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康奈尔毕业后，与马丁•金斯伯格结婚，并随被征召入伍的马丁•金斯伯格迁居到他的服役地，俄克拉荷马州的Still要塞。两年后马丁•金斯伯格退役，夫妇二人均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当时，哈佛法学院的500多名学生，包括金斯伯格在内仅有9名女生。教职员普遍对女学生持歧视态度。然而金斯伯格战胜了种种歧视，成绩优秀，还担当了法律评论编辑。在美国大学的法学院，只有最出色的学生们才能担任法律评论编辑。
    后来马丁•金斯伯格罹患了睾丸癌，金斯伯格一边继续学业，一边照顾患病的丈夫和尚未到学龄的女儿。幸而马丁后来成功战胜了癌症并顺利毕业。马丁毕业后加入了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金斯伯格随他来到纽约，转学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哥大，金斯伯格再次获得了法律评论编辑的位置，这使她成为第一位在两大名校都赢得这项荣誉的女性。转入哥大一年后，1959年，金斯伯格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
    结婚50周年聚会
    结婚五十年时，金斯伯格法官在最高法院为她各个阶段的法律助理办了一场聚会。当众人聚紧，她丈夫走向她，双臂将她拥起，在她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在她后背上粘上一张纸，上书 “女王殿下”。和鲁斯不同，去世于2010年的马蒂爱社交，好开玩笑，很擅长烹饪。他也是位很有成就的律师。“通常都认为他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税务律师”，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法官劳伦斯•西伯曼表示。马蒂常常将自己的职业角色形容为，“我将职业生涯中不成比例的巨大部分，贡献给了帮助理应富有的人免于将财产交至穷人和受欺压者手中这项事业。”在二人婚礼前，未来婆婆给了鲁斯下面这项建议，她后来经常向别人讲起，“每个好婚姻的前提都是，你得偶尔装个聋，卖个傻。” 讲起这段轶事时，鲁斯有时会加上一句，“在最高法院，也是一样。”
    离开康奈尔后——对马蒂来说，也包括离开军队后，他就是在俄克拉荷马的一个军事基地，从烹饪指南上学会法式烹调的——两人一起入读哈佛法学院。那几年相当艰苦。他们边完成要求极高的学业，边照顾襁褓中的女儿简（主要是鲁斯），之后马蒂又诊断出睾丸癌。他康复了，毕业了，两人搬去纽约，他加入Weil Gotshal & Manges事务所。第二个孩子詹姆斯于1965年出生。
    鲁斯的法学院第三年学业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哈佛当时那任法学院院长拒绝授予她学位，虽然她大多数课程完成于哈佛，因此她算作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哈佛大学法学院此后几任院长，包括金斯伯格目前在最高法院的同事艾蕾娜•卡根法官，曾提出希望纠正这一错误。“马蒂总建议我拒绝，” 金斯伯格告诉我，“不如等学校授予我荣誉学位。” 这在2011年成为现实，和她同时接受荣誉学位的另一位是普拉西多•多明戈。金斯伯格对歌剧的热爱几乎和对法律的热爱一样深厚。在学位授予仪式上，多明戈为法官骤然高歌出一支夜曲，这一幕的照片至今都摆在金斯伯格办公室的壁炉架上。“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她说。
    虽然于1959年毕业时，金斯伯格在同年法学院学生中成绩最优秀，她却连一项工作机会都没有得到。七年后，同为女性的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时，也面临同样的处境。金斯伯格拼命找工作，一位欣赏她的教授杰拉德•冈瑟几乎是逼迫曼哈顿一位联邦法官爱德华•帕米瑞雇佣了她。“冈瑟告诉那位法官，假如他不给我一次机会，他就再也不会把任何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推荐给他了”，金斯伯格回忆。之后，金斯伯格开始为第一个工作项目学习瑞典的民事诉讼法，为这她学会了瑞典语。她在纽瓦克的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诉讼法，于1969年得到终身教职。
    儿子称父母性格互补
    我的父母相互补充，” 詹姆斯•金斯伯格告诉我，“父亲是外向的那位，派对上挑起活跃气氛的那位，负责下厨的那位。母亲明显安静很多，更少表露感情。他们在一起真是合适。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使我小时候没有意识到在那时父母双方都工作还是很少见的事。人们总会问我父亲的职业，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他们不问我我母亲的职业又是什么。在他们婚姻的初期，母亲因父亲而去了纽约，后来，父亲又随她去了华盛顿。” 詹姆斯•金斯伯格在芝加哥创立并运营一个非盈利性的古典音乐厂牌，简•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法学教授（她与约翰•罗伯茨法官曾是＜哈佛法律评论》编辑同事）。
    激将法助丈夫选择学校教书
    为纪念她丈夫的长期服务，“罗斯说，我想捐赠一个马丁•D•金斯伯格教授讲席。你来挑所学校吧。” 而她丈夫马蒂回答，“ 噢罗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宗教里命名这件事只能等人死之后。”
    马蒂和鲁斯拖拖拉拉，总决定不下来应该在哪所学校讲席。“我们觉得有一点点难办，直到罗斯说，‘你们花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那算了，我去奥罗-罗伯特大学设一个得了。’ 是这刺激了马蒂，他不假思索地喊了出来，‘乔治城！我希望马丁•D•金斯伯格教授讲席设在乔治城大学！”
    成功的丈夫为鲁斯留下巨额财产
    “马蒂是个极为优秀的人，持有最高的道德和伦理标准”，佩罗告诉我。在佩罗将他的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卖给通用电器的过程中，马蒂给了他重要的建议，在其后帮助佩罗脱离不愉快的公司合并时，马蒂也帮助他省下了一大笔钱。多年来，佩罗也逐渐地对鲁斯•金斯伯格十分了解。佩罗说，“他们实在是惊人的一对，当你想想他们各自有怎样的才智。但是他们真正的献身是对彼此。”
    马丁的私人执业十分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丈夫，金斯伯格是目前所有最高法院法官中最富有的，根据她2011年公开披露的财产报表，她的身价在一千万美元到四百五十万美元之间。在二人位于水门的寓所，他们经常举办晚宴，马蒂负责烹调。他以一位税务律师的精确对待厨艺。他撰写过一份法式面包的食谱，长达1300多字，包括这样的描述 “面团的自分解有发生的可能，这将使面团吸收水分，并使正处于膨胀过程中的面筋松解，此过程完成后，则应开始揉面流程”。而产品则是... “三只较小的法棍”。
    丈夫先她而去
    马蒂不可思议的快乐性格贯穿了他一生中与各式各样健康问题的不断搏斗。在2005年前后，他感觉到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后背疼痛。最终，医生在他脊柱旁发现了肿瘤。2010年六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医生告诉鲁斯他们已束手无策。她告诉我，“我到达医院，领他回家的那天，我拉开他病床旁边的一个抽屉，那里有个黄色便笺本。” 马蒂在本子上给她写了一封信：
    “2010年，六月十七日
    我最亲爱的鲁斯，你是我一生中爱的惟一的人。除了（也许吧）父母，孩子，孩子的孩子以外。几乎自从五十六年前我们在康奈尔第一次相遇的那天起，我就一直佩服你，爱你。
    能够看着你一路在法律世界中走到最高峰，这是我怎样的幸运！
    从现在开始到六月二十五日，我都会在约翰•霍普金斯医疗中心。我想，从现在到那时之间，我会很努力地思考我剩余的健康和人生，去想想是否总地来说，现在已经到了我应该作出决定的时候：是继续坚持，还是承认在生命质量的损失下，我不如从生命中告退。我希望假如我消极怠工，你仍能支持我，但我也懂得你可能不会支持我的决定。我对你的爱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减少。马蒂”
    马蒂于六月二十七日在家中去世，那是个星期天。次日早晨，金斯伯格法官回到了最高法院审判席上，在法庭开庭期限的最后一天宣读了法律意见。“那是因为马蒂也会希望我那样做的”，她告诉我。
    丈夫离开后的生活
    “父亲死后，我们很为母亲担忧。她可能会只以果酱和奶酪维生。你想，过去做菜的人一直是他。” 简•金斯伯格告诉我们。因此，现在她每月回华盛顿一次，为母亲烹饪好足够吃几个星期的食物，把食物分在每顿一份的小盒里，塞满母亲的冰箱。自马蒂去世以来，金斯伯格的社交和旅行日程表也几乎填满了。“她和马蒂在一起时，他总是更有活力的那个。她通常坐在一旁，” 美国国家广播电台法律事务通讯员妮娜•图登堡从七十年代起就认识金斯伯格，以她为采访对象，也成为了她的朋友：“她在心里一定知道自己不能光依赖他，她现在更需要积极地参与社交。她比以前更主动了。假如你邀请她一起吃晚餐，她会来的。她比以前更多参与和法律无关的谈话。”
    金斯伯格的“半母校”哈佛大学法学院为她举办了一场长达一天的活动，其高潮是为她举行的晚餐仪式。（菜谱来自于马蒂的食谱编纂成的一本书，《最高厨师》，它是在他去世后由最高法院法官的配偶们在安•艾里托夫人的领导下编成的）金斯伯格照旧向学生们谈起事业与家庭两全的生活的诸多好处。
    “人们常说，如果你要爬到树的最顶端就必须牺牲家庭，听到这种话时我总是很烦”，她对我说。“他们说你看艾蕾娜•卡根法官，索妮娅•索托马约尔法官。” （这两位法官未婚、无子）“那么，奥康纳法官可怎么讲？她有三个儿子。而我有简和詹姆斯。” 在哈佛这全天的庆祝活动中，法学院院长玛莎•米诺很谨慎地谈起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任职的这二十年。很明显，金斯伯格不希望这个场合成为她的告别辞。但是，她的年龄仍然是个问题，她何时离开最高法院成了隐然回荡于整个仪式的一个问号，就像她最近出席一切公众场合时那样。
    因为金斯伯格的清瘦和娇小，她长期以来都看起来略显虚弱。上下楼时，她通常需要他人搀扶。在最高法院的公众活动中，她通常扶的是斯蒂芬•布雷耶法官的手臂。1999年，金斯伯格因结肠癌接受治疗。（奥康纳法官在八十年代曾患乳腺癌，她根据经验建议金斯伯格将化疗都安排在星期五，这样就来得及用周末来康复，准备下一周的口头辩论。两位女法官都从未告假一天）2009年，金斯伯格又因早期胰腺癌接受了手术，这次她照样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辩论。
    话虽这样讲，金斯伯格衰弱的外表以及她的病史，或许不能表现出她实际的健康情况。“在我患结肠癌后，马蒂说，‘你必须找个私人教练’。他说我当时就像刚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放出来一样”，她告诉我。因此，过去这十多年间，她在最高法院小小的底楼健身房随健身教练训练。最近，布雷耶法官也开始使用金斯伯格用的一台健身仪器，她可以调到第六档，而他只能用第五档。卡根法官和金斯伯格的健身教练是同一位，当年轻的卡根法官艰难地与15磅哑铃作战时，教练会说，“加油！金斯伯格法官轻轻松松就可以举15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