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杰西卡 C.E.吉诺-赫克特(Jessica C.E. Gienow-Hecht )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任历史专业任教。她的第一本专著﹐《不可能的传播﹕美国新闻在战后德国的文化外交, 1945-55》(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55)﹐作为共同获奖作品荣获斯图加特‧伯纳斯最佳外交史处女作奖(the Stuart Bernath Prize for the best first book in diplomatic history)。第二本专著《健全的外交﹕1850年以来德美关系中的音乐和情感》(Sound Diplomacy: Music and Emotions in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850)即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她曾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德国比勒弗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ielefeld)﹑哈雷-威登堡马丁路德大学(the Martin-Luther-University Halle-Wittenberg)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任教。

    1981出品的影片《上帝也疯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讲述了一名飞行员在飞越伯兹瓦讷的卡拉哈里沙漠(the Kalahari Desert of Botswana )时﹐从一个非洲部落的居住地上空扔下一只空的可乐瓶。土著居民本能地认为这只瓶子是他们的主宰神灵赐给他们的礼物。但是这个"礼物"使他们本身的传统和社会道德出现一片混乱。最终﹐部落居民委派一名代表在他们认为的地球边缘丢弃了这只瓶子。

    这部影片为人们逐渐熟知的所谓"世纪大辩论"提供了一些启示。这场辩论的主题是:人们认为美国人无孔不入地大量传播流行文化﹐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征服和侵蚀﹐是否已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者"﹖

    理查德德‧佩尔斯(Richard Pells)曾写道﹐构成今日美国流行文化的很多元素毫无疑问来源于20世纪各种外来影响之集大成。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全世界如此众多的人对他们认为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大张挞伐。这也无法叙述为什么这种观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已经孕育成一支如此强大的力量。我们如果希望更好地了解人们的这种心态﹐就不得不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美国文化在国外的形态及其影响﹐正如佩尔斯所做的。另一方面则是非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历史背景

    美国历史有一个有趣的悖论﹕这个国家传播文化引起颇多争议﹐最初竟然对输出文化毫无兴趣。以往美国人一贯认为其本身的独特性基本上在于自己的政治制度﹐并不在于美国的诗人﹑艺术家﹑小说家。他们通常视自己的流行文化为个人娱乐的一个来源﹐不是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他们从未认真考虑过在联邦政府内设文化部。1938年﹐美国国务院设立了对外文化关系局(the Division for Cultural Relations)﹐但是不少美国官员不赞成以文化为外交手段。即使在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仍笃信文化属于创造性工作﹐关系到公众的口味和自由企业﹐与政府并不相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官员感到美国应该对国外介绍美国的生活方式。当时苏联热衷于输出共产主义﹐公众人物和决策人员积极通过文化对全世界施加影响。欧洲战事告捷后的几年﹐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些机构和项目促进美国文化的信息传播﹐例如美国新闻署(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和富布赖特交流项目(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从客观的角度看﹐美国当然不是第一个输出生活方式的国家。文艺复兴以降﹐欧洲大国历来积极推广各种文化交流项目。英国在印度和中东﹐德国在非洲﹐法国在印度尼西亚﹐都积极输出本国文化﹐作为扩大贸易﹑商务和政治影响的有利工具﹐同时广纳精英为己所用。1959年﹐联合国科教文群组织(UNESCO)对81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所有的大国。调查结果表明﹐一半以上的国家设有正式的文化关系项目。欧洲联盟今天进行的某些活动采取集体文化外交的形式﹐建立各类团体促进语言学习和文化信息交流。

    阿根廷(Argentina)﹑墨西哥(Mexico)﹑埃及(Egypt)﹑瑞典(Sweden)和印度(India)也一贯向邻近国家输出本国的媒体产品。然而﹐近年来好莱坞(Hollywood)的一些制片场被以外国为基地的公司兼并﹐引发了有关美国人是否已经从"文化帝国主义者"变成兼并的牺牲品的问题。即使美国不是第一个输出本国生活方式的国家﹐来自外国的批评仍然一再强调他们对未来万般懮虑﹐主要是因为美国。

    例如在七﹑八十年代﹐西欧一再爆发反美示威﹐和平群组织与大批民众上街游行反对美国驻军。欧洲这股反美情绪很快扩大到文化领域。批评人士认为美国产品造成的影响远远不止在消费者中间的享有的知名度。美国产品似乎不仅占据了外国市场﹐而且占据了外国人的头脑。不少欧洲知识分子认为﹐大众文化﹑好莱坞影片和商业主义看来已经威胁到欧洲的主权和传统﹐以印刷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也岌岌可危。大众文化也似乎模糊了社会界线﹐冲破了民族国家的边境﹐扩展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地盘。

    但是﹐当彼得(Peter)对你介绍保罗(Paul)的时候﹐你对彼得的了解会胜过对保罗的了解。如果介绍全世界的人对美国文化的看法﹐我们会对这些人﹐而不是美国﹐有更多的了解。

    文化全球化

    今天﹐全世界有不少政治家和文化批评家对美国影片的大量涌入懮心忡忡。例如﹐欧洲民意人士担心丧失本国的文化特征﹐哀叹美国产品已经夺走本国大量观众。1991年﹐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Jack Lang)在接受采访时猛烈批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当时的大标题是"卫星覆盖越广﹐文化下坠愈烈"。这种批评意见并不新鲜。早在七十年代﹐智利学者阿曼德‧马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教授和小说家兼评论家阿利尔‧多弗曼(Ariel Dorfman)曾出版一本很有影响的小册子﹐Para leer al pato Donald(如何阅读唐老鸭)﹐严词批评好莱坞曲解现实﹐同时呼吁智利人民对本国文化进行自救。

    一些小国﹑偏远地区的民族和鲜为人知的部落大声疾呼﹐抗议西方施加的影响﹐经常成为国际新闻的头条。从冰岛到拉丁美洲﹐从中非到菲律宾﹐经常可以听见民意人士面对英美电视和文化影响的日益增长﹐怨声连连地痛惜本国文化的衰落。

    但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在很多方面都不很恰当。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强调﹐有关的现象可能只是因为现代化扩展﹐使地域文化丧失根基﹐但这并非文化扩张的结果。在全球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和融合的条件下﹐民族文化很容易失去重心。因此﹐把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归罪于某一个国家实有误导之虞。应该看到﹐所有的国家都受到全球文化变革的影响。

    今后"全球化"这个词有可能成为受批评的对象﹐取代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责难。全球化一方面指全世界趋于紧密(compression)﹐另一方面也表明﹐有关全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很多人仅仅视之为经济现象﹐但是全球化的原因及其影响都具有多重性。这个术语语义宽泛﹐蕴涵着现代化的很多特征﹐其中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技术和科学精神的扩展。需要指出的是﹐其核心观念并没有变﹐即文化和社会不可能必然以民族国家的边境为界。换言之﹐现代大众文化的传播不能归咎于美国。

    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很多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已经脱离反美的立场﹐更多地强调全球层面的问题﹐矛头不再针对某个敌人﹐甚至一些对美国批评最激烈的声音也根据以上情况调整了以往的做法。早在1980年﹐阿曼德‧马特拉特就提醒人们注意﹐"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过于浮泛﹐不够恰当。他强调﹐有关的概念不应指外来的阴谋﹐实际上可能仅仅是国际因素和当地(精英)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既然有关美国文化优势的概念如此令人置疑﹐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反美情绪在几乎每一个地区日益膨涨﹐至今尚未平息﹖其中的原因往往更多的在于抗议者方面﹐不在于美国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领域的反美情结并不具有单一的形态﹐这种现象采取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往往包含对地理因素的考虑﹐也受到历史周期的制约。有关现象的形态和内容不仅随空间维度变化﹐也随时间序列转换。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群体都有各自的反美形式。20世纪﹐很多意见都着重从经济方面批评美国的文化输出。进入21世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似乎更担心美国的强势对全球政治的影响。

    冷战时期﹐法国的反美情绪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为背景。当时人们公开指责美国通过北约(NATO)实行扩张主义﹐并认为美国艺术具有腐蚀性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使法国的精英阶层﹐而不是选民大众﹐感到懮虑不堪。相反﹐法国年轻一代倾向消费主义﹐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经济增长﹐使他们对美国生活方式情有独钟。

    法国的例子很发人深省﹐因为这个例子揭示了文化领域反美情绪包含的最基本的悖论﹕在时间序列的任何一个点上﹐如果不存在亲美的这一面﹐反美的一面不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无从谈起。这两者的对立恰恰叙述了维持两者共存的一个必要条件﹕高度的期望和极度的失望往往并行不悖。

    尽管如此﹐大多数强国都对一个基本的历史教训深有体会﹐即强势往往引人猜疑﹐一个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影响越大﹐其他国家就越有反感。在两次大战争的间隙﹐甚至在冷战初期﹐不少政治和文化观察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要求美国决策人注意这类事态发展的结果。根据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说法﹐随着美国成为全世界的超级大国﹐国外人士不可避免地"会憎恨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人"。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来说﹐这一点都毫无疑问。在考虑全球化的未来和美国在这个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之际﹐我们可能需要记住这位智者说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