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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大选 希拉里组建辩护组
时间:2012-08-03 13:49 来源:《希望与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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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林顿1992年的竞选历程反映在纪录片《战情室》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多亏了希拉里及其辩护组的秘密工作。
    詹姆斯·卡维尔在帮比尔·克林顿参加1992年总统竞选中所运用的策略手段,后来被拍成纪录片《战情室》(The War Room),成为政治传奇。该片主要拍摄于克林顿的竞选总部,即小石城陈旧的阿肯色公报大楼。该片的导演之一唐·艾·彭内贝克是真实电影流派大师,他在混乱的克林顿竞选中心极好地记录下了他们的战略谋划阶段。该片中有几个亮点一个是亲切淳朴的卡维尔,这位前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校队运动员拖着长腔高兴地说“国家经济要进入萧条期”;一个是容光焕发的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他在电话中对一位在投票日前夕威胁揭露克林顿不检点性行为的政治勒索者呵斥道:“你将成为人们的笑料。”
    距离拍摄现场不远,在小巷对面,有一座用砖砌成的朴实平房,竞选中事关成败的举措都是在这里做出的,该房子被竞选助手们戏称为“掩体”。房子里,克林顿竞选中最危险的任务往往交由少数几位竞选助手处理,他们多数不为世人所知,并且许多是女性,外人只知道他们被称为“辩护组”,这一称呼对他们而言是比较贴切的,因为该小组最初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克林顿担任阿肯色州长12年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另外,他们要帮克林顿抵御针对他个人行为的攻击,包括外界传言的风流韵事,以及他如何处心积虑地避免服兵役及参加越南战争。该辩护组后来又有一项同样棘手的任务—为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工作及其作为合伙人的职业伦理进行辩护。他们要像私人侦探一样艰苦耐劳而又不感情用事,寻找线索和事实,必要时给对方猛烈一击;不过,这一切要悄悄进行,除克林顿等几人外,一概不能为外人所知,他们的秘密工作由希拉里负责。
    在一份此前未公开的日期为1992年3月25日的克林顿竞选备忘录中,一共有75个“辩护组需应对的问题”,包括针对克林顿的“个人攻击”以及希拉里从事过的与州政府机构相关的律师工作等问题。在该清单中,约2/3的问题与克林顿夫妇或希拉里本人有关,可见希拉里方面要应付的问题很多。夫妇两人的问题当中,许多涉及纳税申报单和财务状况披露表。该清单中有18个问题只与希拉里在罗斯事务所的工作相关,其中一些问题的大标题为“希拉里方面的影响”。
    对于黛安娜·布莱尔而言,辩护组任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布莱尔是该辩护组早期成员,也是希拉里在阿肯色最好的朋友。她是阿肯色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当时53岁。许多年后,布莱尔说她相信希拉里把她看做自己的姐姐。因此,对她而言,为他们夫妇辩护就如同给自家人做事。
    要辩护的事情很多,而时间紧迫,人力又不足。1991年秋,当时任克林顿竞选顾问的戴维·艾夫申来到克林顿官邸,商讨是否需要不打自招,先透露一些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媒体揪出来。克林顿拒绝了该提议,这让他大吃一惊。艾夫申后来回忆说,克林顿当时讲“我不能开诚布公……这些问题会将我击垮”。因此,他们的任务不是如何公开自身问题,而是如何小心掩饰。
    1992年3月,克林顿竞选班子向克林顿以前的助手贝齐·赖特紧急求助,让她回小石城帮忙。在辩护组所在平房内,赖特设立了一间特别的“箱房”,里面放着大量顶级机密文件,包括克林顿的人事档案和他在职多年的材料。黛安娜·布莱尔则建立了一支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研究小组,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赖特拿着“箱房”的钥匙,不过,跟布莱尔和该平房内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她要听命于克林顿夫妇。没有人比希拉里更了解她丈夫的长处与短处,因此毫无疑问,辩护组如何应对外界提出的有关克林顿的公职和私人生活问题以及她自己的律师工作问题,都将由她决定。竞选主席米基·坎特回忆说:“她在那次竞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不是一位普通员工,而是与她个性相称的角色。”她又补充道:“各种决定需要在跟她讨论之后才能拍板,因为她十分了解克林顿以及他所想要达到的效果。”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希拉里改变了竞选方案。通常,候选人的妻子会听从那些高级战略顾问的建议,特别是如何应对记者提出的一些刁难问题,但希拉里不同。自己要如何去做,如何回答记者提问,她自有主张。她召集了几位助手,组成自己的参谋团队,同时又从全美各地数十位关系密切的朋友那里征求意见。后来,她在自传中提到自己在1992年竞选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说:“我与其他候选人的妻子不一样,在此后数月,这种差异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希拉里的辩护行动针对的是对手提出的超出他们意料的问题、细微小事,以及恶意诽谤。对各媒体所提问题的回答情况,助理们要给她提供备忘录。对竞选高级助理们,她要进行审查。她还听过有人偷偷录下的克林顿批评者计划发动下一次攻击的电话录音,该磁带内容包括有关另一个女人的讨论,她可能会宣称与克林顿有婚外情。克林顿的支持者监控到几个手机的频率,并在一次监控活动中录下了该谈话。
    18年前,有人向克林顿提出用行贿手段来获取阿肯色农村地区选票时,希拉里还极力反对,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克林顿再一次面临玩弄女性的传言,这危及到他的竞选。于是,希拉里又一次负责来摆平这一威胁。如果这需要去听通过非正常手段录下的磁带,她也不再犹豫。
    克林顿所面对的两个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女人与兵役问题。希拉里(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均参与其中,以全力解决这两个问题。在1991年10月克林顿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数周前,夫妇两人在华盛顿记者与政客例行的早餐会上,与一些记者悄悄会面,以期在女人问题上先发制人,避免被他人爆料。这个主意是希拉里想出来的,并且她还设计了一些谈话要点,以让克林顿知道如何回答有关他们婚姻的问题。
    在该早餐会上,克林顿告诉记者说:“我们夫妇之间的关系并不完美无憾,也存在着困难。”有记者后来称这次谈话是“典型的先发制人式宣传策略”。
    很快,1992年1月,克林顿与以前做过夜总会歌手的珍妮佛·弗劳尔斯两人之间的谈话出现在一家超市小报《星报》上。弗劳尔斯曾悄悄录下她与克林顿的谈话,称两人偷情已有12年。当克林顿听说该内容即将见报时,马上打电话给正在佐治亚州进行帮他竞选的、住在该州州长官邸的希拉里。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他“跟她讲了这件事情”。尽管克林顿否认这些传言,但它们仍是“爆炸性新闻”。
    对此事可能会造成的负面政治影响,希拉里比她丈夫更为担心。当录音带后来被弗劳尔斯拿出来时,希拉里正在南达科他州首府皮尔市。她很快用电话联系上克林顿。克林顿当时并不太担心,他认为没人会相信弗劳尔斯的话,特别是当听说《星报》为该新闻还付钱给她时。希拉里反驳说:“比尔,那些不认识你的人会问,‘那你为何还跟此人说话?’”她的担心是对的。弗劳尔斯宣扬的事情正是新闻媒体喜欢的材料,各媒体于是迅速转载跟进。很快,克林顿竞选辩护组就雇用了一个私人侦探,来“质疑弗劳尔斯的品行和诚实程度,直至将其在人们面前的形象彻底击碎”。然而尽管弗劳尔斯的形象被抹黑,但新闻关注的焦点仍在克林顿这里,而非弗劳尔斯。
    1月26日,克林顿夫妇出现在CBS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中,借此维护他们的婚姻,平息丑闻。访谈是周日上午在波士顿丽兹酒店一间套房内录制的,晚上紧接着在橄榄球超级碗比赛后向观众播出。在当时的节目主持人史蒂夫·克罗夫特与他身边的同事看来,希拉里无疑是当时的负责人。节目录制前,她要求调整摄像机的拍摄角度;访谈中,她支配着谈话过程。
    他们夫妇两人的对策并不只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那些。在平息丑闻期间,他们悄悄与一些选民进行了交谈,发现人们(特别是中老年女性)对有关“通奸”或“偷情”的讨论很反感。于是,夫妇两人就避免使用“通奸”一词。他们十分谨慎地备好措辞,以尽量减少对其政治前途的冲击,对克林顿过去的不贞行为也准备采用一些婉转说法。克林顿所说的一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话是,他承认“伤害了自己的婚姻”。
    希拉里在该访谈节目中的一句话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最后依靠一个好莱坞明星出手帮忙才得以解决。
    当主持人克罗夫特谈到他俩的婚姻在许多人看来就像是“一个协定”时,克林顿对此否认,坚称“这不是什么协定或谅解,这是婚姻”。希拉里也生气地说:“我在这里,并非是塔米·温尼特那种站在自己男人一边的小女人。”接着,她直视对方,提高嗓门说:“我坐在这里,是因为我爱他,我尊重他,我认同他所经历的和我们所共同经历的人生。如果这对你们来说还不够,那么,你们就别投票给他。”
    她在此话中以如此方式提及塔米·温尼特这位著名的西部乡村女歌手,很快引发大批歌迷抗议。温尼特在看完该节目后,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发言人艾弗林·施赖弗说:“她竟说出这样的话!”第二天,希拉里的几个助手打电话给温尼特,以表歉意,但温尼特拒绝接电话。因为急于摆脱这一麻烦,希拉里的助手打电话给影星伯特·雷诺兹,让他帮忙说几句好话。于是雷诺兹“告诉塔米你必须跟她谈谈”。温尼特态度缓和下来,接受了希拉里的道歉。在自传中,希拉里承认自己措辞不当,说自己当时指的是温尼特那首著名的歌《站在自己男人一边》,“而非针对她个人”。
    对数百万美国人而言,这次访谈是他们第一次认识克林顿夫妇。克林顿这位罪人丢了面子,不过其形象并没有一败涂地。希拉里表面上是胜利者,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次在全美观众面前露面,她的形象遭到很大损害,迫使她后来花费数年时间进行修补。她责怪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全美范围内对她发起攻击。CBS播出克林顿夫妇访谈节目数天后,尼克松告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窦德:“如果候选人的妻子表现得太强,那丈夫就显得懦弱无用。”希拉里后来辩解道:“他是在报复我,因为我当年做过弹劾他的工作,他至今还记得;或者他准备站在共和党一方对我发动攻击,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小石城,一些来自外州的年轻竞选工作者在电视上看到希拉里为赢得民意而故意与丈夫拥抱时,都高兴不起来。他们知道,希拉里依然决定与克林顿待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切尔西。关于这一点,希拉里后来也承认的确如此。不过对一些竞选工作者而言,该说法并不能令他们信服。那次CBS节目播出后不久,一天晚上在竞选总部,一位年轻的助理让黛安娜·布莱尔解释一下希拉里为什么还会与克林顿在一起。布莱尔回答道:“希拉里在跟他结婚时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接着,布莱尔转向手头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帮他赢得竞选。”她说,“回去工作吧。”她认为,赢得总统宝座后,“这些是是非非又算得了什么”。 该助手觉得,这种哲学“太像浮士德为获得知识和权力而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过还是回去工作了。希拉里老早就跟克林顿做了约定—针对克林顿的婚外情传闻,无论真假,都不会阻止他们去实现共同的目标。如果她觉得这不是问题,其他人还操什么心?
    克林顿的问题当然并没有随着珍尼佛·弗劳尔斯丑闻的平息而结束。关于他逃兵役的问题很快缠了上来。希拉里努力协调此事,密切关注竞选班子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其关注程度甚至细微到考虑如何接洽当年那些负责征兵的官员。
    比尔·克林顿躲避兵役的过程现在广为人知。跟他那些同龄人一样,他当时也面临痛苦的选择:是不是要去参加自己并不信服且不为民众认同的越南战争。克林顿本科是在乔治敦大学读的,然后获得罗兹学者奖学金去英国牛津大学读书。不过,他面临着被征兵的危险。1969年7月,他在牛津待了一年后,同意参加阿肯色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这样做可以使他延期入伍。征兵通知被取消后,他马上回到数千公里外的牛津,并没有真正参加该后备军官训练队。政府没有迫使他回国,不过,他在英国依旧知道自己是逃不掉兵役的。
    10月30日,也就是抓阄征兵办法实施数周前,克林顿被重新划入“可征兵”。12月,在抓阄中,他有幸得到311号,于是正式从他从未加入过的后备军官训练队退出,申请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跟他那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克林顿巧妙绕出了征兵迷局。
    但该过程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答,因为许多重要文件已从政府和大学档案中消失,几位关键证人已去世,他们当年的助手记忆模糊,克林顿则无论是在1992年竞选时还是在他十分畅销的自传《我的生活》中都对此问题犹抱琵琶半遮面。1992年2月上旬,也就是在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夕,《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他与阿肯色大学后备军官训练队的交涉,于是,他这段让人看不清的躲避兵役过程被猛地抖了出来。不久,ABC电视台“夜线”节目找到一封1969年克林顿写给阿肯色大学后备军官训练队负责人尤金·霍姆斯上校的信。克林顿在该信中表明自己反对越战,并表示如果对方能通过延期“让我避开兵役”的话,他将非常感激。竞选辩护组几次有关如何处理该问题的会议,希拉里都参加了。她对辩护组在兵役问题上如何回答外界提出的问题,也差不多了如指掌。当克林顿提出自己上“夜线”节目带上该信时,希拉里马上打消了他这一想法。
    希拉里偏爱掩饰、不愿曝光的做法成了竞选班子对外反应的一贯特征。克林顿写给霍姆斯的信被曝光时,ABC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吉姆·伍滕问克林顿,他在申请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之前是否收到过入伍通知,克林顿对此予以否认。当时伍滕对他的话持怀疑态度,后来才意识到那“完全是撒谎”。这并非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唯一的一次撒谎。
    十多年后,克林顿承认,他竞选时所称的“我从没得到什么延期入伍”是一个“误述”。他当时一再否认躲避兵役,但选民对此表示怀疑。受此事以及弗劳尔斯丑闻的影响,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排名迅速下降。不过,他跟自己的竞选班子奋力反击,最终在候选人众多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排名第三—排在前三名在当时被视作一个伟大的胜利,他的竞选重新获得动力,继续向前冲。
    但是,征兵问题并没有完全了结,克林顿从没有正面回答他是否收到过入伍通知,如果他当初被命令去报到,那该命令怎么会被取消?另外,除了霍姆斯上校外,还有谁帮克林顿避开了兵役?
    这些问题被媒体与克林顿的政敌抓住不放,但他们并没有获得成功,被蒙在鼓里的不只是他们,还包括克林顿竞选阵营那些广为人知的人物,如詹姆斯·卡维尔和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1991年12月27日,在州长官邸召开的一次会议中,斯蒂芬诺普洛斯指出兵役问题可能会成为竞选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他告诉克林顿夫妇:“我们需要一些推理更为严密的说法。”希拉里勃然大怒,厉声说道:“比尔是不会为反对越南战争而道歉的。”
    兵役问题同时也是他们私人苦恼的问题。正如许多符合入伍条件的男子及其爱人一样,克林顿与希拉里长期以来为越南战争苦恼不已。“我初遇比尔时,”希拉里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们经常谈论越战、征兵以及美国爱国青年的矛盾心理—有义务去当兵但却从心里反对那场战争。”她又补充说,比尔“如果被征召肯定会欣然入伍”。然而事实上,他被征召过,但他从没入过伍,记者们想了解的是其中的原因。
    到1992年,克林顿在官方档案中几乎所有的征兵记录都被销毁了。最早的记录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征兵事务处签发的一纸命令。当时的记者们不知道,克林顿他们保留有数份已被销毁的重要文件的复印件,其中包括温泉镇征兵局于1969年4月1日签发的《入伍报到令》,日期为1969年5月16日的延迟入伍通知,和日期为1969年7月23日的入伍注销通知(而在7月23日前几天,克林顿才同意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
    在克林顿夫妇的内部圈子里,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已取得并销毁了克林顿《入伍报到令》的原件。1969年7月23日的入伍注销通知则包含另外一条重要信息,即注销克林顿入伍命令的军官的名字。
    1992年4月,克利夫·杰克逊公开了一封他写于1969年的信,信中表明克林顿确实收到过入伍报到命令。克利夫是克林顿在牛津大学时的阿肯色老乡和朋友,后来成为他的仇家。于是,记者们开始更加努力地寻找这些文件。希拉里在纽约参加了几次旨在找到应对策略的会议。他们第一次(尽管太迟了)承认克林顿的确收到过一张入伍通知,但不管媒体如何要求,他们决定不公开该通知的内容。
    与此同时,夫妇两人开始担心辩护组在征兵方面的调研工作,他们的任务之一是查看哪些有关克林顿的记录还在官方档案中。1992年4月20日,贝齐·赖特在给手下一位工作者的电子邮件中说:“比尔与希拉里迫不及待……问我们曾向哪些机构询问有关比尔·克林顿的档案记录以及对方告诉我们了些什么,这事要先做。” 辩护小组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告诉克林顿,他的征兵通知和后备军官训练队文件可能已被销毁,但他们不能完全保证。当时有关克林顿躲避兵役的问题已经闹得很大,如果继续升级,克林顿的竞选将很危险。
    希拉里和辩护组成员悄悄权衡克林顿是否需要和盘托出他手头与征兵相关的档案,他们替他起草的一份声明是:“那件档案显然已被销毁,于是,我查了一下自己的旧文件,结果出乎意料地从中找到这些文件。”不过由于该声明可能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它并没有发布。相反,克林顿信誓旦旦地告诉记者说,他和他的助手在给“世界上所有人”写过信后,“并没有发现尚未被报道的信息”。他的话不假,因为那些档案材料基本都被销毁了。
    同时,有关克林顿的确曾收到过入伍通知的消息给他们的竞选带来了新问题。当年后备军官训练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如果他们当时知道他已收到入伍通知的话,“我们是不会要他的”。在克林顿与希拉里的指示下,竞选助理们咨询了外界律师,这些律师告诉他们,即使克林顿收到了入伍通知,他仍然可以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这是合法的,但竞选助理们对此并不确定,他们在1992年4月的备忘录中告诉克林顿:“我们认为州长先生在收到入伍通知时是不可以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的。”
    不过,他们在结论中称,仍有可能通过“特殊的例外或豁免”,让克林顿“成功绕过”入伍通知。入伍通知是由地方征兵事务处签发的,但这些单位都是自治的,有着不同的标准,它们有时会受到外界压力。在阿肯色州跟在其他州一样,影响这些地方征兵事务处决策的一个主要压力来源是州征兵事务处主任。
    竞选班子知道,克林顿的入伍通知被延期是应阿肯色州征兵事务处主任威拉德·霍金斯上校的要求,而入伍通知取消则是应副主任小米德尔顿·雷少校的要求。当时霍金斯已去世,但雷还活着,住在小石城。希拉里同意竞选班子成员与征兵专家交谈,她还对敏感文档(如克林顿自学生时代即开始的日记)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允许小组成员查看。希拉里要求竞选班子要抢在共和党人和媒体之前与雷少校交谈。贝齐·赖特于1992年5月6日告诉一位助理说:“希拉里认为我们应赶在其他人之前从小米德尔· 雷那里取得一份书面声明。”
    竞选班子成员在与雷交谈后,雷表示不会跟媒体讲述有关克林顿入伍的事情。对此他们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们仍想做更多工作,以让雷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些我们想让他说的话”。这种声明就可以让对手无故事可讲。
    后来表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克林顿的政敌与媒体基本上没理会雷。1992年9月,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只是讲,州征兵事务处主任可以要求地方事务处重新考虑某位被征召入伍者是否符合条件;如果被征召去陆军的人去了海军或其他兵种,这时取消入伍通知是很正常的。他推测说,克林顿的入伍命令肯定是被取消了,因为他从未被强迫去报到,但写这篇文章的《洛杉矶时报》记者威廉·伦佩尔并不知道克林顿的入伍令是雷亲自取消的。伦佩尔在文中写道:“《洛杉矶时报》记者并没有在征兵事务处档案中找到正式注销克林顿入伍通知的文件。另外据贝齐·赖特称,克林顿的文件中也没有这一文件。”涉及到雷的新闻就这些。
    克林顿竞选班子另外宣称,阿肯色州前参议员詹姆斯·富布赖特并没有帮克林顿进入后备军官训练队以使他免于入伍。《洛杉矶时报》与《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都试图反驳这一说法。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读书时,曾在富布赖特手下做过职员。由于富布赖特在鼓动公众反对越战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年轻的克林顿跟许多人一样也深受他的影响。克林顿本人一再否认曾得到过征兵官员的特殊对待,称“我当时根本没那本事”。不过,对于克林顿是否找过富布赖特,他的竞选班子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他们称,克林顿如果找过富布赖特的话,他也只是谈论过“自己对越战的看法”。
    学者们与记者们仔细查看过富布赖特在阿肯色大学的文件,其中一些文件当时还处于保密期。《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通过非官方渠道,取得富布赖特当年第一助理李·威廉斯写给后备军官训练队负责人霍姆斯上校的一张便笺,其内容是感谢霍姆斯上校在已满额的情况下让克林顿加入该训练队。
    不过,富布赖特写给别人的信与克林顿写给富布赖特寻求帮助的信是两码事。当时正撰写富布赖特传记的阿肯色大学教授兰德尔·班尼特·伍兹找到了一封克林顿写给富布赖特询问暑假可否在他那里打工的信。不过,伍兹公开宣称此信没什么价值。
    尽管如此,伍兹的发现促使克林顿在接受小石城一家周报采访时,断然否认自己曾写信给富布赖特或他的下属以寻求帮助,避开兵役。他在竞选中告诉记者们说:“我肯定地讲,自己从没有为此事找过什么人,绝对没有。”
    希拉里及辩护组成员知道克林顿没说实话。1969年和1970年时他的确写过几封信给威廉斯,内容十分明了,但富布赖特保存在阿肯色大学的卷宗里已经没有这些信了。
    在一封日期为1970年3月8日(克林顿竞选班子并没有公开)的信中,克林顿感谢威廉斯帮他找过霍姆斯上校,并对自己没有如约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表示歉意。他还吐露说,自己“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是由于这是唯一可以服役但不必(至少不会马上)去越南战场的途径”。在后来的征兵抽签中,他获得上签,不过他依旧给威廉斯写了信。克林顿知道,继父曾找过霍姆斯,求他免除克林顿的兵役。霍姆斯同意了,不过告诉克林顿他欠祖国两年兵役,同时认为他“聪明但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在3月8日这封信中,当时23岁的克林顿写道,有件事仍然困扰着他,即自己没有依先前跟霍姆斯与威廉斯说定的去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让威廉斯失望更让他于心难安,他在信中说:“您可能会认为我食言了,并有违您的好意,因为您替我找过霍姆斯上校。”
    差不多40年后,威廉斯回忆起这封信说:“我记得收到过他的道歉信。”然后又补充道:“自己曾帮许多反战青年避开兵役,而克林顿只是其中之一。”
    1970年3月21日,威廉斯向克林顿转达了州征兵事务处主任霍金斯上校的通知,称虽然他获得上签,但仍有可能被征召入伍。在克林顿的自传中,他提到威廉斯写给他的这一短笺,但他没提自己3月8日这封信。在总统竞选过程中,他对此并不承认。
    1969年5月8日,克林顿写给威廉斯的另一封信的内容也非常明显地揭露了某些事实,竞选班子自然也不会公开这封信。在该信中,克林顿在前面告诉威廉斯自己已被征召,而后面的话则充满讥讽、失望和愤怒:“可能终于轮到我去越南参加这场完全神圣而正义的屠杀……”该信和其他信件,连同克林顿他们手中多数与征兵有关的文件,统统被隐藏起来。
    随着竞选辩护组手头与克林顿征兵相关的档案文件的增多,他们有时会在备忘录中提及竞选班子对外宣称的内容与真实内幕间的“许多矛盾”。1992年9月,布什竞选班子攻击克林顿,称他在当年躲避入伍的经历上撒谎。当时的副总统丹·奎尔在电视台采访中提到这一点。不过几天后,奎尔越战期间在国民警卫队的服役过程被《纽约时报》记者揪了出来,记者发现他去印第安纳州国民警卫队服役“明显曾受到过特别照顾”,这些报告帮助克林顿平息了有关他受到特别照顾的批评。
    当竞选接近白热化时,辩护组开始想记录下他们的经历。彭内贝克的摄像机一直在拍摄战情室的工作,辩护组的工作则无人记载,多数帮克林顿赢得总统宝座的人并不知道辩护组的存在。
    希拉里的好友黛安娜·布莱尔认为有必要为这段历史写些东西,她跟克林顿夫妇提及此事,他们很快就同意了。于是,她卸下竞选战略家的头衔,恢复了自己政治学教授的身份,对一些高层竞选助理(包括辩护组成员)进行了认真的采访。由于她对自己的问题事先做过大量准备,那些信任她的助理都袒露心扉,她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这场不屈不挠的竞选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兴奋与沮丧,很快就写出大量富有深刻见解的文字。最后,她将自己的报告编辑起来,“达数卷之多”,单引言部分就有30页。
    布莱尔的报告只有两套,一套在克林顿夫妇1993年8月到阿肯色州布莱尔家中拜访时送给了他们,另一套她自己留在身边。
    黛安娜·布莱尔知道克林顿夫妇不会希望她发表该报告。在他们夫妇读完她的报告后,“我当时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大致讲,我们还是等一下再说吧”。克林顿就任总统后,在白宫的第一个夏天,他就遭到国会中共和党人和全美各地激进分子猛烈的政治攻击。夫妇两人向黛安娜·布莱尔吐露说,他们10个月前同意她写那份报告,但现在他们对该报告的内容感到不安。当时的竞选班子面对一群一心想将克林顿搞垮的敌人,采用了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进行了回击。现在夫妇两人已入主白宫,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不让外界知道辩护组当年做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做为妙。
    2000年5月,布莱尔接受采访,描述了一下自己这份报告,准备将该采访内容放在阿肯色大学口述历史档案中。这时,希拉里打来电话,打断了该采访。当时,布莱尔身患肺癌,化疗带来很多副作用;而希拉里正竞选参议员,她每天会抽空询问一下老朋友在做什么。
    一个月后黛安娜·布莱尔在费耶特维尔市去世,克林顿夫妇不顾劳累,从亚洲飞抵费耶特维尔。希拉里主持了追悼仪式,并发表了感人的演讲。布莱尔的书房至今从未公开过,即便克林顿当年的竞选班子主席也是在2007年有人采访他时才知道该报告。克林顿1992的竞选历程反映在纪录片《战情室》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多亏了希拉里及其辩护组的秘密工作。
    最后,选民更关心的是家庭经济问题和国家的经济状况,很少理会候选人的私人生活。于是,比尔·克林顿击败一度领先的老布什总统,并间接得益于得票甚多的第三方候选人罗斯·佩罗。
    当夫妇两人入主白宫时,曾帮他们赢得竞选的积极策略并没有遗弃在阿肯色。在其后8年中,华盛顿内部的钩心斗角比此前更趋严重,特别是因为某几个人的出现与24小时电视新闻的兴起。克林顿与希拉里本以为当选总统后就可以不再使用那些竞选时采用的手段,但他们很快认识到自己错了,那些手段仍需长期采用。有时,他们面前的路一直向前延伸;有时,他们会陷入可怕的循环当中—一旦陷入该循环,往事就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他们夫妇,其中一个幽灵就是白水案。
    本文节选自《希望与野心》。
 

(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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