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深入发展秘密情报工作的同时，乔治·华盛顿一直都希望政府能把秘密情报工作作为一项至高无上的政府基础工作来对待。所以1776年到1780年间，他在通信中不断地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引起当局的重视和积极回应。

    华盛顿对秘密情报非常重视，这一点从对“秘密情报人员”生存问题的关心上就能看得出来。尽管国会已经同意为“情报”拨付专款，但区区的20000美金根本无法为那些一旦被捕就会被套上绞索的间谍提供足够的“抚恤金”。因此当取得两次大捷之后，华盛顿便开始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精力倾注在争取更多拨款上。

    1777年11月，华盛顿给负责秘密情报工作的主要官员约翰·克拉克写了一封这样的信。

    “……随信附上约翰·米克和约翰·亨德里克斯（即贝克·亨德里克斯）的护照。戴顿上校告诉我，这几个人对我们会非常有用。而且，像他们这样的间谍从来就没有被敌人发现过，但其经常能提供优良的信息的代价也很大。所以我恳请你能从掌管的国家经费中为其提供适当的补偿，并在第一时间让我了解任何来自纽约的情报信息……” 

    无疑，通过这封信可以清楚显示出“秘密情报”在华盛顿心目中有多高的地位。当然，情报带给他的也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胜利。1777年开展的秘密情报工作尽管使他的军队得到喘息机会外，但却并没有阻碍英国人的调兵遣将。8月24日，英国海军顺利地把大批英国士兵运到马里兰州的麋鹿头码头，豪将军随即开始对费城发动进攻。

    华盛顿通过内线在战前便得到了这个情报，但因大陆军的势力较弱，所以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阻止英国士兵前进的步伐。在组织了几番“调戏”式的骚扰后，他的部队在白兰地溪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败仗。之后，豪的军队长驱直入，很快便占领了费城。

    随着费城失守，华盛顿被“边缘化”了。由于他的部队既没有牵制住纽约的敌人，也没有在危急时刻及时回防，国会自然对他感到非常失望。幸亏这时霍雷肖·盖茨领导的革命军两次击败英国约翰·伯戈因将军率领的英军，这才算暂时缓解了危局，10月17日，霍雷肖在萨拉托加接受了英国人的投降，一时间人民对于霍雷肖的威望空前高涨。而对于华盛顿，至少对国会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对政治家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法国人的加入至少使情况变得没那么坏。没用多长时间，华盛顿就和法国人结成联盟式的合作，由此重新得到了议员们的重视。

    的确，有了“秘密情报”的支持，华盛顿在法国人面前显示出一种“无所不晓”的形象，这就足以让他即使身处困境仍可以得到法国人的信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华盛顿又一次脱颖而出，再次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1778年2月，美国的独立得到了支持华盛顿的法国的正式承认。法国人明确地对英国表示，他们要和美国结盟。自然，英国人面对法国人的威胁当然不会轻易的地屈服。当年7月，英国政府决定继续扼守美国的重要海域，并严密控制着革命军来自海上的补给。作为回应，法国军舰杀气腾腾的开进了纽约湾。对于这些突变状况，华盛顿则立即责成本杰明·塔尔梅奇在纽约成立一个“间谍圈”，其主要任务就是刺探英国方面的所有情报。

    华盛顿的判断非常准确：尽管两国表现得咄咄逼人，但法国人对与英国在海上开战仍然没有信心，于是华盛顿的间谍小组及时提供了这样一组情报。

    英军仅有四艘40门以上大炮的舰船，其中老鹰号、萨默塞特号及阿登号有64门，埃斯号有50门。当然，英国人也知道自己的问题，正在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正在装备一艘更大的船能携带70门火炮，不过他们面临很大的困难，史泰顿岛上大概有2000名士兵，这些人正因为缺衣少食而士气低迷。 

    根据这个情报，法国人便可以非常清楚地掌握英军的实际情况。有这些坚强的后盾，法国人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同时法国本土“和英国开战”的呼声也甚嚣尘上。伦敦为保险起见，不得不从美国撤回部分军舰以确保本土的安全。至少从表面看上去，英国人真的要放弃对美国的控制了。华盛顿再次敏锐意识到，随后的斗争不再是真刀真枪，而将是一场由情报推动的“心理博弈”，只要谁能了解对方最后的底牌，谁就能夺取最后的胜利，于是他及时把秘密情报工作转变为“主动出击”。

    1780年9月，华盛顿向潜入纽约的特工下令，命令他们全力搜集纽约城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情报，然后把这些情报及时传到法国人的手里。因为情报人员的通力合作，可以说那时的华盛顿比任何一名美国人都清楚1780年纽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据他自己的笔记，他分析了所有间谍呈上来的秘密情报，“英军在纽约城的总兵力不到8000人，也有人说是9000人。”他很自信地这样写道，同时也比其他人更早的松一口气。无论哪个数字更贴近现实，都表明英国军队人数在锐减，也就是说英国人快撑不下去了。

    这时通过华盛顿的精确情报，法国人已经明显地压了英国人一头。为此，法国人对他十分的信任，他们甚至把华盛顿视为“法美合作”的基础。不过所有的明眼人都已经能从法国人的态度中看出了端倪，华盛顿，这个国家新领袖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虽然呼声一片，但此时绝对是个容易泄气的“节骨眼儿”，相信很多人会得意忘形，使最后结果往往就会功亏一篑。但华盛顿不愧是搞“秘密情报”起家的，因为他即便如此也始终保持着极为必要的淡定与冷静。尤其是当舆论呼声简直要盖过纽约港的一声声汽笛的时候，他依然极为专心地构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秘密情报系统。因为他清醒得认识到，眼前还不是妄谈胜利的时候，他仍然要根据准确的情报来判断战争最终鹿死谁手。

    “……我通常派一些白人与印第安人共同执行任务，根据你的要求，我将在今天或者明天派一名官员和一些白人跟另一队切诺基族印第安人出行。必须承认，我们所派的这些嗜割头皮的印第安部队会一直让敌人鸡犬不宁，他们这种扰敌的本领我们是不容易做到的。小规模的白人部队无法完成任务，而大部队会早早地被敌军的印第安间谍发现，他们就会有充足的时间派强于我们的部队应战……”

    在这封信给英国朋友的信里，华盛顿清楚说出了自己的一些重要情报的来源是印第安人。没错，就是这些被其他对手视为“落后民族”的印第安人，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华盛顿在战争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当然，华盛顿对印第安人的使用也不无担心，所以他才提到自己经常安排白人和印第安人一同执行侦察任务。 

    “如果他们肯按我的要求去做，那其工作的价值将无法估量。我在丛林驻扎的时候，无法把自己训练成他们那样骁勇善战，但我担心，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巨大价值，就不再安心为我们卖命了……”

    尽管如此，华盛顿还是放手使用印第安间谍。这也让人们隐约感到，他平日里显示出的谨慎和保守或许是一种“伪装”，其目的便是使人相信他不可能使用超常规手段去搞情报。而人们一旦被他营造的假象所迷惑，他的秘密情报工作也就越加安全、隐蔽和神秘。

    可问题是，乔治·华盛顿是如何获取印第安人的忠诚与信任的呢？

     华盛顿本人从来没有说出这个谜底，但182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间谍》从一个侧面似乎透露出一点线索。《间谍》是当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说，该书的主人公哈维·伯奇的原型是“华盛顿时代”一名叫伊诺克·克罗斯比的间谍。表面上他是英国特工，实际上却是为华盛顿卖命。这个特工从来没有收取过酬劳，独立战争后也只是在乡间碌碌无为地生活到死，但从来没有出面争取过奖金，直到死也没有向身边的人透露过自己曾经是秘密情报人员。

    小说给出这样一个情节：华盛顿对伯奇说，有人怀疑他不可能永远保守秘密，伯奇则坚定地回答道：“告诉他们，没人能收买我，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钱！”这样的对白可能会使我们哑然失笑。的确，这样句式塑造出的人物太过“高大全”了。但参照现实中印第安人在华盛顿时代的表现，我们似乎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在利益和金钱之外，华盛顿确实和各色情报人员建立了一种令人无法相信的“友谊”，而这种友谊不仅超越了利益与金钱的诱惑，甚至也经受得住死亡的考验。

    或许这样的例子实在少得可怜，隐藏得又极为隐秘，由此导致人性的光辉是从任何一个国家的秘密情报史中淡出。相反，人性的丑恶随之却是随处可见。这或许是秘密情报工作逐渐堕落成骗子生财工具的主要原因。所谓的“谍战”也因此不再具有人类不屈不挠地抗争黑暗的精神指向；在三流编剧们的笔下，“秘密情报战”则演变成一幅“脸谱式”的卡通宣传画。但即使有一个实例，也足以说明一个人所以勇敢投身于秘密情报战线，情感与精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乔治·华盛顿当然不会用这些稍嫌“愤世嫉俗”的口气来阐述自己对“秘密情报”的认识，但他最终将自己安葬在弗吉尼亚小农庄的一角，任任那野花野草埋没自己永久栖身之所。这也似乎说明，他本人赞同自己军事生涯中的“骗子”行为并不完全是出于赤裸裸的欲望，其中确实存有纯洁的理想和质朴的情感，否则美国开国总统给后世留下一座水晶棺材任后人膜拜应该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 

    这么说，华盛顿最终成功“翻盘”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承认人性的善并坚决相信它。在旁人看来，他的工作始终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即使他的骗术再高明，但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阴谋家。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却是事实。在无比险恶的环境中，他的身边始终坐满信徒，他们相信他将带他们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理想，而他们随时准备为实现它而去赴汤蹈火。

    如果这样的团队都无法获取胜利的话，那就是上帝瞎了眼！

    实际上，乔治·华盛顿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此。如果作为一个奴隶主，他一出场就是趾高气扬的模样，见了谁都是敌人，那就绝无可能身处各种复杂关系中如鱼得水应对自如。所以说，隐秘而又温和的实现自己的目的才是他的真正想法。

    美国秘密情报人员更应该将这一点奉为圭臬，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时常暴露出的居高至大的态度逐渐摧毁了秘密情报工作传统的“华盛顿风格”。尤其是近代，这种工作态度使美国政府时常陷入到异常尴尬境地。这在他们的国家还是“老大”时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世界是个大家庭，其他孩子也终会长大，比如说法国，尽管他们还对200多年前的结盟津津乐道，但在一些棘手而敏感的问题上，他显然不会俯首帖耳作乖宝贝了。美国该如何和这些逐渐长大的小伙子们继续发展友谊呢？有必要回归到“华盛顿风格”去吗？这恐怕是如今美国秘密情报工作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本文节选自《乔治·华盛顿的绝密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