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末，越来越多的评论员把当前金融危机与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相提并论。众诺奖得主与总统顾问信誓旦旦的宣称，上世纪正是因为胡佛总统吝惜的“不作为政策”才酿成了大萧条的惨剧；美国经济之所以最终走出困境，主要得益于罗斯福为对抗纳粹所实施的赤字财政。但正如我在我的新书《政治误导：大萧条与新政》（The Politically Incorrect Guide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中所指出的，历史其实被官方歪曲了。

    我们首先来审视一下赫伯特•胡佛的财政政策。与你这些年在财经媒体上的所见所闻相反，胡佛总统在股市崩盘之后的表现，完全就是课本中所描述的凯恩斯主义者的典范。他当机立断将所得税率下调了1%（依据1929年的税法），并迅速扩大政府消费。从1930至1932财年，政府消费增长了42%。

    为了更真实地领略胡佛对凯恩斯主义的热衷，我们还必须留意当时政府支出迅猛增长的背景。那时的税收已因经济活动大幅减少，以及自1930年初开始出现的价格性通缩而严重下滑。因此，虽然当时的美国仍处于和平时期，在胡佛任期内还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赤字，这甚至成为1932年罗斯福竞选总统时攻击胡佛的主要理由之一。

    胡佛任上的赤字究竟有多大？他的前任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在自己的任期内年年均有财政盈余，并且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健的联邦预算，即便是在1920年代如火如荼的大牛市中也是如此。与柯立芝这位真正奉行小政府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总统完全不同，胡弗在1932年临走时，把他前任留下的7亿美元盈余，变成了26亿美元的赤字。

    的确，26亿美元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可能还不够保尔森给那些大银行家们喂一顿早餐的。但胡佛这26亿美元的赤字是由46亿美元的政府支出与20亿美元的税收所组成的，因此政府花费所占财政预算的百分比其实非常惊人，换算到2007财年，这个赤字水平相当于3.3万亿美元（2007财年的实际赤字仅为1620亿美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注意到胡佛政府在1932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4%，这绝非什么吝惜之举。

    大萧条期间，美国失业率之所以飙升的原因并非由于胡佛对财政赤字的厌恶、对金本位的迷恋。胡佛与其前任总统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他非常强硬的要求大公司不得以经济崩溃为理由给员工减薪。胡佛一直持有一种错误观点，即“工人的购买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在他看来，如果企业由于需求不景气而进行裁员和减薪，就会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事实胜于雄辩。在胡佛之前，美国一直奉行不干预的“自由清偿”原则，因此即便发生经济衰退（或“恐慌”），一般来说一两年时间就可以恢复。当然，工人们看着自己的工资单缩水绝非乐事，不过只要坚持两年就能迎来经济复苏，况且经济衰退时物价水平也会下降，一定程度上对冲击起到了缓冲效果。

    那么在颇富同情心的胡佛总统带领下，在“开明”企业主即便物价与利润下降也誓死不降工资的承诺下，美国工人的真实命运究竟怎样呢？基础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物价上涨时，购买需求必定减少。30年代初期工人们的实际工资（名义工资扣除通货紧缩）甚至比20年代的大繁荣时期上涨得还快，直接导致企业雇不起更多工人。这就是为什么1933年3月失业率飙升到28%的原因。

“这的确非常有趣，”某些读者可能还是充满疑云，“但你无法否认，正是二战的巨额花费使美国人走出了萧条。所以很显然，赫伯特•胡佛还是花得不够多。”

    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探究这个经济史上最为神秘的问题，即“军事花费修复了美国经济”是否属实。首先声明，我的书很大程度上基于历史学家鲍伯•黑格斯（Bob Higgs）先前做过的大量工作，他曾在多篇论文与著作中指出，美国在1946年之前其实根本没有走出萧条，事实上直到二战结束，即联邦政府对资源与劳动力放松管制之后，经济才恢复了增长。

    没错，当罗斯福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赶赴到战场上之后，失业率骤然降低了。但这很奇怪吗？如果今天奥巴马想用这个方法降低失业率也一定奏效，给那200万被解雇的工人每人发一套军事装备就行了，然后让他们去打海盗……看吧，失业率果然降低了！

    美国官方在战时统计出的GDP数据也存在很大误导性。GDP包括政府消费，这意味着许多军事花费也被统计在GDP中，虽然从经济产出的角度来看，政府用100万美元生产坦克，与民众花费100万美元购买家居用品和汽车，这两者对经济的贡献完全不同。

    还有另一个被歪曲的事实。黑格斯提醒我们，美国政府在战时进行了价格管制。一般来说，如果美联储通过大量印钞的方式让政府购买军需用品，那么CPI（消费价格指数）一定会暴涨。统计经济学家在计算GDP时，通常会从中扣除CPI，以反映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因此真实GDP一般没有修正之前（名义GDP）那样出色。但这种“CPI修正法”不适用于战时，因为政府用价格干预的方式阻止CPI暴涨，那么此时官方公布的CPI必然是一个被扭曲的数据，按这个CPI修正后的“真实GDP”其实并不真实，而是被明显高估了，就像前苏联公布的工业产值一样。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者喜欢用错误的经济学理论、被误读的历史来证明扩大政府赤字是正确的，那么芝加哥货币学派比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货币学派主张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并将大萧条归咎于美联储“意志力的薄弱”。

    写书的时候，我通过研究发现，自从1914年11月美联储成立，直至1931年，纽约联储一直维持着创纪录的低利率。“窗口贴现利率”是美联储要求成员银行向其支付的抵押贷款利率，这个利率自联储成立以来一直维持在%3至%7之间做区间震荡，直到1929年股市崩盘。

    1929年10月，股灾爆发。美国遭遇了黑色星期一与黑色星期二。短短两天时间里，股市分别下跌了13%与12%。11月1日，联储当机立断下调利率，将原先一直维持在6%的窗口贴现利率直接调降了1个百分点。随后几年里，联储继续大刀阔斧的减息，窗口利率甚至在1931年5月达到了1%的纪录低位，并一直维持到1931年10月，此时美联储不得不开始升息，试图遏制由英国废除金本位所引起的黄金外流（全球投资者担心美国很快也会像英国那样违约，因此在美国黄金兑换窗口尚未关闭时，疯狂用美元兑换黄金）。

    您可能不觉得这有什么新鲜，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美联储会在经济衰退或恐慌时调降利率以释放流动性。此举有助于减少危机带来的伤害，并实现经济软着陆，而这是固定利率政策所无法做到的。

    但事实怎样呢？在我们关注的整个时间段里，纽约联储所实施的最高利率也不过只有7%，而这7%的高利率竟然发生在之前1920 ~ 1921年的经济衰退期。

    或许你从未听说过在大萧条之前，美国经济还有一次衰退。实际上这次衰退的情况也非常严重，1921年的平均失业率为11.7%，所幸的是经济复苏得很快，失业率在1922年就降到了6.7%，1923年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达到了2.4%。

    在研究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忽然注意到一件事：从1920至1921年，美联储一直维持着高利率，表面上似乎对经济不利，但高利率却能帮助彻底“净化”产业机构中的陈腐。在一战中，美国货币供应量与物价近乎翻倍，那么于1920年开始实施的高利率无疑扮演着净化器的角色，冲刷掉那些只适合在战时生存的企业与不良投资。

    进入1923年之后，美国资本体系变成了高效的生产机器，但倾斜性与不公性日益凸显，再加上安德鲁•梅隆的大幅减税，整个20世纪20年代毫无疑问已成为载入美国史册的“超级繁荣期”。美国普通百姓不仅变得更加有钱，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很多人就是在这段时期生平第一次用上了电，并拥有了汽车。

    相反，美联储在30年代“基于某种原因”所实施的减息举措不仅毫无功效，而且播下了噩梦的种子，随后到来的是美国历史上最坏的十年。

想象一下，如果不存在中央银行，市场上只存在单纯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就像过去那些日子一样），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当恐慌来袭，人们忽然认识到自己手头极缺流动资金（他们多么希望自己当初多存了一些钱）时，放贷的人会怎么做呢？

    答案很显然，他们会提价（贷款的价格就是利率）。在泡沫兴起的过程中，流动资金会逐渐变得稀缺，因此其价格必须反映这种信息。人们应该针对这个价格理性调整自己的行为，因为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毕竟有它自己的意义。

    那么现实怎样呢？真的要“感谢”凯恩斯，更要“感谢”米尔顿•弗里德曼！中央银行家们现在都认为在流动资金短缺时，他们应该开启信贷龙头拼命注水。不过为了做到这点，他们必须首先“稀释”信贷浓度。就好比一个酒商现在只有3瓶酒，但大批顾客蜂拥而至，为了不让任何顾客失望，他决定兑水，把1瓶酒兑成9瓶，这样每位顾客就都能喝到酒了。

    我们也可以换个例子：一位卡车公司老板本来准备进行一次大检修，但忽然接到了紧急订单，于是不得不拖延检修，紧急送货。那么此时他一定会临时提高送货价格以反映潜在风险。他会要求对这种潜在风险（如卡车司机的安全，卡车长期使用的损耗等）进行额外补偿。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银行。经济衰退时所有企业都急需现金储备，银行也不例外。就像一场飓风来袭时，百货商店中的照明设施与发电机会涨价，以保证其供给平衡一样，金融风暴到来之时流动性也应该“涨价”，因为所有人都认识到自己手头极缺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