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中国去吧”
    初夏时分，银杏和榉树披挂上绿色，给隐匿在闹市区的耶稣弄堂添上一些生机。光绪二年六月，作为美国传教士长子的司徒雷登就出生在小弄里的一幢二层小楼上。
    老杭州人中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逸事和段子：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每到清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五花肉）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鱼头）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
    1887年，长到11岁的司徒雷登被父母带回美国。对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男孩来说，这是一次新奇而可怕的冒险——巨大的轮船，冒着浓烟的火车头和车厢……为了激起家乡人对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关注，牧师夫妇们采取了功利而轻率的举动——他们给孩子们穿上中国的长袍马褂，让他们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圣歌，带着他们四处展示。好奇的大人们常常围着司徒兄弟问一些恼人的问题，有些甚至说——“天哪！他们看上去多么像中国人呀！”
    大学毕业后，司徒雷登成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青年教师，他喜爱教育事业，他爱弗吉尼亚平静而熟悉的生活。可是作为海外传教士的后代，他的耳边总是盘旋着一个摆脱不掉的声音——“去海外布道去吧，回中国去吧。”
    1905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妻子艾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中国。
    为了能真正地了解中国文化，司徒雷登专门聘请了一位中文老师，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他欣赏中国文学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尤为推崇孟子和王阳明的学说，认为前者“代表先进社会学说”，后者则是“集施政者、教师和思想家于一身”，而墨子的非攻主张则是和基督教倡导的和平一脉相承。
    在浙北乡村传教时，司徒雷登觉察到父辈传教方式的狭隘与不足。他认为：没有必要让信徒们在新教和尊崇祖先之间左右为难；洗礼只是一种简化了的信教模式……他的观点逐步为许多在华布道团所采纳。
    1908年，司徒雷登被委派任教于南京神学院。为吸引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兴趣和关注，他在布道和福音写作中，常常引用儒家的学说来诠释基督教义，以“大同主义”来比喻和描述将福音传遍地球的使命。
    这位思想开阔的年轻传教士积极地介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逐渐成为在华传教士中的佼佼者。
    自嘲为乞丐的“燕京之父”
    1918年，一封来自北平的邀请信改变了司徒雷登的人生轨道。他被力邀出任即将合并的两所美国教会在华大学的校长。
    一名教员曾这样回忆燕京刚刚合并时的惨淡局面：人事内斗不休，校舍简陋破败，设备缺乏，学生不足百名，多数教员没有大学教授的资格，学校年年财政亏空。
    为弥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司徒雷登自动放下了不管筹款的就职条件。他先后10次漂洋过海到美国，和副校长鲁斯博士等几位筹款人，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在任何有可能筹到款的场合演讲，向各种潜在的捐款人做说服动员。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们属于他们这一类。”在一次筹款旅行归来时，司徒雷登如此自嘲。对一个以清贫谨守为荣耀的传教士来说，不得不向有钱人低头是一种痛苦而屈辱的经历。为了从美国铝业大亨霍尔遗嘱执行人那里得到遗产，他一次又一次接受难堪的拷问，在几年中为燕京争取到150万美元的捐赠。他努力和富豪大亨结交，成为福特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座上宾，并最终使得洛克菲勒家族成为燕大最重要的资助者。
    在他的执着努力下，一笔笔捐赠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燕京。截至1937年，燕京所募的款项高达250万美元。这为学舍、设备、日益庞大的维修经费和教学经费奠定了基础。
    司徒雷登清醒地意识到：燕京大学若要发展成一流的学府，必须摆脱过于狭隘的宗教意识的束缚。为此，他频频写信，努力争取美国宗教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1922年，燕大废除了学生必须参加主日和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校规，第二年又做出削减宗教必修课的规定。燕园里活跃着各种形式的宗教讲座与活动，但是，学生有选择的自由；师生无论是基督徒、共产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
    几乎是依仗司徒雷登一人之力，燕大从一所籍籍无名的小教会学校逐步成长为中国一流、世界著名的大学。1928年，在国民政府对14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行政的考核中，燕京均名列第一，并被美国加州大学列为亚洲两所仅有的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
    在动荡的中国时局中，为了让燕京大学能在中国站得住脚，赢得人们的善意，也为了能筹到更多钱款，在助手傅泾波的帮助下，司徒雷登开始了“一场广交朋友的活动”。他和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等都有过交往。段祺瑞、孙传芳、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张作霖父子、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陈果夫兄弟等军政要人都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6年6月，燕大为司徒雷登70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当时中国国内各党派代表，包括以张道藩为首的国府大员，以及由叶剑英领衔的中共高层，都出席了这次庆生。蒋介石特以一块刻有贺辞的横匾作为寿礼，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的伟大贡献，及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与中国患难与共的精神。
    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中国极高的个人声誉，以及与各个政治阵营、派别的密切关系，立刻引起当时奉命调停国共矛盾的乔治•马歇尔的极大兴趣。这位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派出私人飞机把司徒雷登接到南京，游说他出任新一任的美国驻华大使。
    1946年7月，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消息一经传出，处于战火威胁的中国兴起一场意想不到的舆论热潮，“犹如阴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出现了色彩鲜明的一道长虹”（《新闻晚报》语）。在《最后的演讲》中，闻一多热赞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一段话却在该文1949年后入选中学教科书时被删得一干二净。
    局势在1948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炮火已弥漫到北平地区。此时，他还乐观地相信这不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圣诞。作为一名信仰自由主义的基督徒，司徒雷登将共产主义和苏联视为某种类似法西斯式的独裁势力。然而，当面对中共接管整个中国的前景，他致电美国国务卿，主张接受现实，积极与共产党接触交往。
    1949年4月24日清晨，一阵吵闹声惊醒了尚在睡梦中的司徒雷登——他惊诧地发现，十来名配枪的士兵闯进了他的卧室。他们一边好奇地打量着他的家，一边大声呵斥这个美国佬——“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的，而且很快就会归还给我们。”英、法大使馆在差不多时候也遭到了同样冲击。
    经过数月的漫长等待，司徒雷登逐渐意识到——他和他所代表的美国已是不被欢迎的“人”。8月2日，他黯然离开中国。在日本冲绳转机时，他得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
    这让司徒雷登惊骇万分。他所呈报的秘密谈话等全被公诸于世，“我越来越不安地想到：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那些被提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观察、估计和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不出其所料，蒋介石认为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毫不客气地拒绝老朋友到台湾履新。而胜利的一方——毛泽东在随后一个多月亲自为新华社撰写5篇“评白皮书”，其中包括那篇流传甚广的《别了，司徒雷登》。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司徒雷登不久中风，经抢救后幸免于难，从此行动不便。一年后，他辞去了大使一职。
    燕京的肢解，传教士大半个世纪以来种种努力的结果——医院、学校、教堂被毁，友人们所遭受的迫害，让晚年的司徒雷登沉浸于巨大的伤痛之中。让他最为痛苦的，是在那片土地上所遭受的污名——“我自己的处境也是一种嘲弄，过去我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而现在却被污蔑为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
    从名利角度衡量，他的晚年近乎窘迫。他一生持守着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没有个人积蓄；由于长期在华工作，他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住房和养老金。人生最后十多年是在傅泾波一家的照顾下度过的。做牧师的独子也很少来探望他。后来，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得知他的情况后，每月寄来600多美元的生活资助。
    1962年9月19日8时，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寥寥数人出席的葬礼上，管风琴奏出的是中国古曲——《阳关三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