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国名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文通常译为“美利坚合众国”。其实，这个译名是在二十世纪初才确定下来的。在此之前，由于中美两国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差异，以及译员自身的原因，导致他们在翻译美国的国名时，竟然出现了十多种译法。这无疑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么，这些译名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译名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一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最早接触，发生在1784年。那时，美国才刚刚独立，一些雄心勃勃的商界人士开始尝试与中国进行通商。他们漂洋过海，把商船开到了广州，给中国人带去关于美国的信息。广州人此前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国家，但对这个新国家的国旗和人参留下了初步的印象。他们把美国的星条旗称为“花旗”，把美国称为“花旗国”，把美国的人参称为“花旗参”。由于美商当时不懂中文，他们聘用的译员也不了解美国，所以美国的国名最初通过译员传达给中国官方时，留下的记录是“咪唎坚国”。这显然仅是对“America”的音译，完全忽略了“United States”的部分。
    无独有偶，1820年，曾随葡萄牙商船游历欧美的广东人谢清高将其海外见闻由同乡杨炳南录成《海录》一书，其中提到一个“咩哩干国”，“海中孤岛也。疆域稍狭，原为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这个“咩哩干国”就是美国，“咩哩干”就是“America”的音译，也省略了“United States”部分的翻译。据杨炳南称，“所述国名，悉操西洋土音，或有音无字，止取近似者名之，不复强附载籍，以失其真云”。
    显然，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美国无疑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异邦。通过来华美商和旅外华人的口头描述，很难令人对这个国家产生多少深入的认识。而且，在有限的相关信息中，还往往夹杂着一些错误的认识。例如，《海录》中将美国称为“海中孤岛”显然是不对的。这也令人不免怀疑，谢清高是否真的曾经到过那个遥远的异邦。
    二
    十九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教士陆续来中国传教。这些站在中国“大门口的陌生人”文化水平较高，而且主动学习并掌握了中文。在向中国人积极传教的同时，他们还介绍了不少关于西方国家的地理和历史知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关于美国的信息。例如，1819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马六甲出版的《地理便童略传》这本供小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中，就对美国的历史和政治概况进行了简介。该书称美国为“花旗国”，看来是沿用了中国民间对美国的传统称呼。1821年，另一位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其主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也对美国的情况作了介绍。和他的同事一样，米怜同样称美国为“花旗国”。荷兰传道会的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在其主办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1833-1838）中，曾有专刊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不过，与他的英国教友不同的是，郭实腊将美国称为“亚美利加兼合国”，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对“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全译。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感于时局，开始组织翻译有关西方国家的资料，以增进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这些译作中，有一部《四洲志》，是梁进德等人根据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1836年编著的《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摘译而成。书中将美国称为“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这显然是对“America”和“United States”的音译。译者梁进德即梁植，又名亚秩，是中国第一个基督教新教徒梁发的儿子。1830年，年仅十岁的梁植被父亲介绍给第一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学习英文。1838年，裨治文曾以中文著《美理哥国志略》一书，目的是让更多华人了解美国的概况。由于当时中国官方严禁外国传教士在华印刷和散发书籍，裨治文只好将该书邮寄到新加坡的传教士印刷所出版。1839年，林则徐聘请梁植翻译《地理大全》时，《美理哥国志略》似乎尚未传入中国。梁植曾参与《美理哥国志略》的审校，但为林则徐工作时，他似乎隐瞒了这一情况。而在翻译《地理大全》时，梁植也没有采用裨治文的“美理哥国”的译法，仅将美国的国名音译为“弥利坚国”和“育奈士迭国”。
    裨治文从1830年开始学习中文，在创作《美理哥国志略》时，已“领略华书七八载”，具有一定的中文水平。但在翻译美国国名时，裨治文自己似乎也拿捏不定，以致书中出现了“美理哥国”、“美理哥合省国”、“美理哥兼摄邦国”等多种译法。1844年，裨治文重新修订该书，改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哥国志略》并在香港出版。同年，裨治文受聘为美国使团秘书兼译员，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订立工作。在订约之前，美国公使顾盛考虑到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情况缺乏了解，不利于谈判，于是写了一篇介绍美国的长文，由裨治文译成中文，散发给中国官员和其他人士。裨治文将其译为《亚美理驾会邦国纪略》。而顾盛递交给钦差大臣耆英的汉字国书中，美国的国名又被裨治文等人译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在短短五六年中，裨治文就制造了五六种美国国名的译法，其中文水平不免令人生疑。而据当时的史料记载，裨治文的中文水平确实有限。耆英在与美方代表谈判时，发现裨治文等人“所识汉字无多，仅能为粤省土语，以致两情难一互通，甚为吃力。”不但口语如此，美方的文字资料也是“译汉不明，字句涩晦”。虽然在《望厦条约》之后，“亚美理驾合众国”成为清朝官方文件中对美国的正式称呼，但裨治文本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译法。1861年，裨治文再次修订了他于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国志略》，改订为《大美联邦志略》，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发行。书中将“United States”统统译为“联邦”，而将“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译为“大美联邦”。直至裨治文1861年在上海病逝，他也终未能为世人留下让人信服的美国国名译文。
    三
    在传教士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人也逐渐“开眼看世界”，开始主动了解欧美国家的情况。许多志在“师夷长技”的知识分子发奋修习了洋文，带着一种学以致用的现实关怀去审视西方文化。在国人眼中，美国和船坚炮利的英、法等国一样，无疑是西方列强之一，值得考察研究。于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有介绍美国概况的中文作品问世。然而，由于著者英文水平不一，在翻译美国国名的过程中，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结果又出现了好几种新的译法。
    早在林则徐编译《四洲志》时，译者就注意到了美国国名译法的多样性。为此，在介绍美国概况之前，他特地加了一则按语，“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粤人咸称曰弥利坚国，又曰花旗国。其实弥利坚即墨利加，又作美理哥，乃洲名，非国名也。……育奈士迭亦非地名，故仍以弥利坚称之”。 1844年，梁廷枏在裨治文《合省国志略》的基础上著成《合省国说》，书中虽然将美国称为“合省国”，但认为沿用广东人的习称“米利坚国”更为合适。“粤人呼曰米利坚，是误以洲名其国矣。核其来市在合省国之先一年，时洲名久定，意其人初来自述，止举洲名，而未及细听，粤人因以呼之，相沿不改耳。”1848年，徐继畲在其《瀛寰志略》中将美国国名译为“米利坚合众国”，同时也指出造成西文一词多译现象的原因，“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盖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种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文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字正音，展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
    十九世纪中叶之后，随着中美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一些旨在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术机构陆续成立，清政府也开始选派学童赴美留学，国人的英文水平明显进步，对美国的了解也日益深入。特别是在清末民初，革命风潮盛极一时，志在救亡图存的爱国知识分子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其中就有不少是介绍美国独立革命的作品。其中包括译书汇编社出版的《美国独立史》（1902年）和作新社的《美国独立战史》（1904年）等。当时革命口号之一就是“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随着这些政治宣传的深入人心，国人对美国的称呼日趋简捷，“美国”、“美利坚合众国”逐渐成为美国国名的固定译法。在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那些对美国国名的许多旧译法也被弃置不用。1913年，中美重新建交，在外交文件中，民国政府没有沿用清朝的“亚美理驾合众国”一词，而代之以“美利坚合众国”的新译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沿用了民国时期关于美国国名的译法，只是在书写上将其由繁体字更换为简化字。这样，在新政府的规范下，“美利坚合众国”一词最终成为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十余种中文译名中的权威用语，并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