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有关约翰·F·肯尼迪与梦露以及博比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几乎赶上了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报道规模。肯尼迪的妹夫、演员彼得·劳福德称这些猜测为“垃圾”。但是，白宫记录中显示的梦露打给肯尼迪的无数电话，却表明他们之间并非一般的熟人关系。无论事实真相如何，肯尼迪显然十分清楚，有关与梦露这样一个著名的乱性女人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对他的总统地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新闻界潜在的泄密是否给肯尼迪造成了重大政治伤害呢？他不这么认为。1962年，他仍然相信，虽然街头小报、刊物可能会报道有关他的性生活的流言绯闻，但主流媒体在评论总统私人行为时还会坚持传统的限制。一件涉及到他的一名主要助手的例子——那是名已婚男子，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令他宽心不少。新闻办公室得到消息说，有一个记者将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肯尼迪问起这件事。肯尼迪那天特别小心，只邀请了他信任的新闻记者，而那一威胁一直没有成为事实。此外，正如塞林杰的助手巴巴拉·加马雷基昂（Barbara Gamarekian）所断定的那样，新闻界有那么多人性生活混乱不堪，因此，要他们去追究肯尼迪将是一种令人尴尬的伪君子行为。

    肯尼迪还暗示新闻界应当小心。1962年2月，《时代》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绅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上有关总统的封面报道。肯尼迪将《时代》杂志的记者休·赛迪叫到白宫。“我从来没有摆姿势拍过任何照片，”他斥责赛迪。“让《绅士季刊》（这是一份特别取悦于同性恋的杂志）拍照片的总统一定是个疯子……我不是在开玩笑，”肯尼迪威胁道。“我对这种事真他恶心、厌倦透顶。这统统都是谎言……你们打算要拿我怎么样？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在肯尼迪的恐吓下，赛迪答应撤回那篇文章。

    同样，1962年5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约翰·F·肯尼迪45岁生日晚会被大量报道后——在那天的晚会上，电影女演员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身穿银光闪闪的紧身衣为总统演唱了一首扣人心弦的《生日快乐》——有关肯尼迪与梦露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有令白宫尴尬的危险。肯尼迪让现在在他的政府里任职的纽约从前的一名记者发起了一场制止流言的运动。这位前记者让他的助手告诉编辑们，他代表总统说话，而有关总统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根本不是事实。

    肯尼迪还相信，记者们喜欢他，不愿意通过发表有关他性生活的报道而令他难堪。当然，他很清楚，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对立的。但是，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总是满足新闻界的采访要求，并因此建立了一种记者们不愿意破坏的微妙关系。在1956年的大会上，当肯尼迪身穿T恤衫和短裤准备走出他的饭店卧室、到客厅接一个电话时，有个助手说，“你不能穿着短裤出去，那里有记者和摄影师。”“我知道这些伙计，”肯尼迪大声回答，以便让他们听见。“他们不会占我的便宜。”

    肯尼迪的机智和口才对于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辛苦耕耘过的新闻记者们来说尤其感到亲切——当时的总统常常令媒体感到困惑，不知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者说的是什么意思。总统日上的2部电视专辑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肯尼迪工作的情景；1962年2月，杰基带人们参观白宫这个政府大厦，介绍了白宫的重建工程——媒体因此更加敬重肯尼迪夫妇，从而记者们不大可能去破坏约翰·F·肯尼迪作为一个顾家男性的迷人形象。

    肯尼迪之所以受到新闻界和公众的青睐，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和杰基给白宫带来的魅力。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十分欣赏高雅文化，但在他们眼里，总统和第一夫人是美国的贵族。他们举办的很有品味的白宫晚会——总统一身白领带、燕尾服的装束和肯尼迪夫人最入时的礼服打扮——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以及他们与国内外最优秀、最聪颖阶层的联系，令这个国家自我感觉良好。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美国在约翰·F·肯尼迪的领导下不仅正在重新树立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且还是进步型高品味的新中心；这个国家不仅生活水平最高，而且其总统和第一夫人毫不逊色于欧洲的老牌贵族。无论以上的感觉中有些方面多么脱离实际，对于肯尼迪领导下的白宫来说，努力维持其对公众想像力的控制却是一种绝顶的政治手腕。

    与新闻界和公众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肯尼迪对于自己能否控制联邦调查局却没有多大把握。1962年3月，胡佛明确地告诉肯尼迪，他有情报表明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与黑帮人物有关系，从此肯尼迪不再与她见面。而且显然，他已经不接听她的电话。胡佛并没有——约翰逊告诉一些记者——“抓住杰克·肯尼迪的小辫子”。胡佛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他之所以继续任职，是因为肯尼迪的好意。尽管如此，肯尼迪也许以为，如果胡佛准备跟他断交，他会在离任之前试图把他拉下台。

    肯尼迪玩弄妇女成性的行为有没有让他从政务上分心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这样，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但是，肯尼迪之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给予柏林或者其他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那种关注投放在越南上，并不是总统心神紊乱的表现，而是因为他决心不想让越南问题对于他的政府来说具有超出自己希望程度的重要性。当然，通过审查肯尼迪的白宫日程安排，人们会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在他眼中的重大问题。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说，他对于自己应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做出十全十美的判断。与外交政策问题相比，有些国内事务获得他的关注相对较少。但是，有关他过于忙着追求女性或者满足自己的性欲而无暇理会总统的重要事宜的猜测，却没有他日常活动记录的支持。而且，根据研究肯尼迪的另一位历史学家理查德·里夫斯的说法，总体上说，寻花问柳“比在网球上花的时间少”。到了1962年春天，也就是入主白宫15个月后，肯尼迪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玩弄女性的习性妨碍了他执掌政府、领导国家的能力。

    尽管是这样的趋势，而且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趋势的缘故，肯尼迪无法忽略黑人对依法享受同等待遇的要求；美籍非洲裔选民们仍然是民主党最可靠的支持者。因此，11月20日，肯尼迪出于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考虑，终于宣布决定要签署一份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资助的公共住宅实行种族融合。

    肯尼迪一方面等待着伴随他签署的行政命令而产生的强烈反应，一方面担心有关他私人生活的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以及这些消息可能会对他的总统地位造成的破坏。他仍然相信，主流媒体不会宣传他的风流韵事。但是，当关于玛丽莲·梦露与约翰·F·肯尼迪之间暧昧关系的谣传开始出现在花边专栏里时，肯尼迪采取了一系列制止行动。他请从前的新闻记者、和平队的监察长威廉·哈达德去“见见编辑们。告诉他们你在代表我说话，告诉他们这些都不是真的”，肯尼迪说。哈达德后来告诉理查德·里夫斯，“他骗了我。他利用了我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的信用。”哈达德显然已经相信到处流传的有关约翰·F·肯尼迪与梦露之间的许多故事。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报道以及博比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几乎赶上了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报道规模。肯尼迪的妹夫、演员彼得·劳福德称这些猜测为“垃圾”。但是，白宫记录中显示的梦露打给肯尼迪的无数电话，却表明他们之间并非一般的熟人关系。无论事实真相如何，肯尼迪显然十分清楚，有关与梦露这样一个著名的乱性女人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对他的总统地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肯尼迪对自己的公共形象的担忧延伸到了医疗领域。由于他相信，与他沾花惹草的传闻相比，有关他的健康问题的消息更加可能被披露（而且更加可能造成伤害），因此他在公开自己与诸多医生的交往方面更加谨慎。根据乔治·伯克利的说法，肯尼迪非常担心给人一种“身体受到损伤……要求有医生时常监护”的印象，因而避免让“某个医务人员总是在他的身边”。

    肯尼迪觉得尤其必须抑制大家私下里对特拉维尔和雅各布森给他注射药物的担忧。1962年12月，汉斯·克劳斯对他说，“如果我再听到他接受打针的消息，我就一定要把这件事公开。任何一个手指头控制着红色按钮的总统都不会跟这种针发生关系。”此外，克劳斯告诉伊夫林·林肯，“如果特拉维尔大夫继续提出有关总统健康方面的建议和暗示，他就甩手不干了。他说，这个问题只能是‘是’或者‘否’——他对似是而非的中间战术没有兴趣。” 尤金·科恩也告诫肯尼迪，特拉维尔是“你健康的潜在威胁”。肯尼迪同意他的脊背毛病的医治权不再由特拉维尔控制，完全交给伯克利和克劳斯。但是，为了确保不疏远特拉维尔，同时防止她向新闻界透露他的身体状况，肯尼迪还是把她作为一名内科医生留在白宫，并继续称她是负责他保健工作的主要医生。然而，事实上，从1963年6月起，未经伯克利的批准，她已经不能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为白宫的任何人安排医疗服务了。

    但是，虽然雅各布森和特拉维尔在肯尼迪的治疗方面的作用已经被削弱，但他们两人都在继续参与他的护理。在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各布森时常为了专业目的走访白宫。很多人都知道，博比在6月指示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实验室分析雅各布森注射到他哥哥脊背里的物质。博比担心总统可能会对雅各布森用的苯丙胺上瘾。但是，由于实验室的测试没有最终结果，雅各布森至少在1962年秋季期间被允许继续为肯尼迪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