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条鱼找到了她的池塘。”
    这是1992年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作为新任联邦法官第一天公开庭审之后对她的一个朋友说的话。她在新出版的回忆录中说，当她坐在法官席上开始对法庭讲话的时候，特别害怕，腿抖得膝盖都撞一块儿了。但是当她插入辩论给诉讼当事人提了一个问题之后，就不再恐慌了，她知道自己能做好。
    结果，她做得不只是好而已：从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升到了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2009年她宣誓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奥巴马总统提名索托马约尔法官在美国最高法院任职时指出，她的人生故事就是美国梦的代表。她出身贫寒，在布朗克斯（纽约市最北端的一个区——译注）的一个廉租房小区长大，当时黑帮正在瓜分那个小区；7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患有青少年糖尿病，几年之后父亲去世。之后她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她在那里获得了享有盛誉的派恩[Pyne]奖学金）、耶鲁大学法学院、曼哈顿地方检察院，最终到了最高法院，成为美国第一位西语裔大法官。
    尽管到现在索托马约尔法官的人生梗概已为人所熟知，但是她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回忆录《我挚爱的世界》(My Beloved World)还是拥有让读者惊叹、感动的力量。记者们描述这位法官所写的法律文本枯燥无味、条理清晰而专业，但她对自己人生的讲述则流露着真情，书中充满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感触。
    在这本书中，她没有更多地解释自己对可能会提交到最高法院的那些议题的看法（只是公正地谈论了她做学生时“平权法案”的批评者对她的抵制），但是这本回忆录自成一体，就像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本传记《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一样，引人入胜、充满力量，讲述着身份认同和成长的故事。
    索托马约尔法官通过坦率而引人共鸣的语句，以诚挚而反省的态度回顾了她身为波多黎各后裔所渡过的童年、接受的教育，以及做律师的岁月。她描述的是自己成长的切身感受：家庭不温暖，酗酒的父亲行为变化无常，给家庭笼罩上一层阴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布朗克斯区，楼梯井要绕着走（因为走私者和瘾君子们经常在这里枪战），人行道上乱扔着止血带和玻璃纸包装袋。
    索尼娅年少时最好的朋友是她的表兄尼尔森(Nelson)，他们俩“跟双胞胎似的，形影不离，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俩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他更聪明”，“有个让我羡慕的父亲”。尼尔森后来吸食海洛因成瘾，在30岁生日前死于艾滋病。索托马约尔法官心想，“我们被同样的危险包围着”，为什么她生存了下来，而尼尔森没能做到。
    她在书中写道，男子汉文化是其中一个原因，“这种文化保护女孩子，而把男孩子推到街上”，但是后来的事证明她自己的意志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她的自律和坚毅，部分源于她对控制自己的糖尿病的决心（她7岁开始给自己打胰岛素，因为    她的父母似乎帮不上忙）；另外一个原因是，父亲的酗酒和母亲对他的愤怒（她表现的方式是晚上和周末加班，以免待在家里）让她自孩提时代就意识到生活的无常。索托马约尔法官说，是祖母阿布丽塔(Abuelita)对她的爱护，让她在“家里的混乱中找到了避难所”，让她“想象着我的人生最不可能的一种可能性”。
    她在少年时代就养成的“自立”性格，对她在常春藤盟校以及后来的法律界都很有帮助，但是这也给她的私人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她说她与高中时的恋人凯文•诺南(Kevin Noonan)的婚姻之所以破裂，一是因为她的事业要求，二是因为她丈夫说他感觉她并不真的需要他。
    她说她并不认为“需要是爱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看法也许太理性了：“事实上，我从小就养成了自力更生的习惯。这是因为我觉察到周围的大人都不可靠，如果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感觉我不可能生存下来。我深爱我家里的每个人，但是到最后我还是得靠自己。”
 
    回忆录《我挚爱的世界》
    Patricia Wall/The New York Times
    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索尼娅在看完《佩里•梅森》(Perry Mason)之后，就迷上了当律师或法官的想法。不过，她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侦探，就像她最喜欢的女主角南希•德鲁(Nancy Drew)那样。她的思维方式与南希有些相似，她这样对自己说：
    “我特别善于观察和聆听。我会注意到各种线索。我能从逻辑的角度找出事情的真相，我喜欢解开谜题。我喜欢自己全神贯注解决问题、忘记其他一切时那种清晰、专注的感觉。”理性——以及她认为自己是“规则生物”的感觉——在她读法学院以及后来做检察官和法官时，被证明是有用的。
    “如果制度被破坏了，我更愿意修复它，而不是与之对抗，”她写道，“我对法律程序有信心，如果它能公平地进行下去，不管结果是怎样的，我都能接受。我知道穷人和少数族裔往往是犯罪的受害者，所以我很不愿意把法律的对抗过程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战争。”
    索托马约尔法官是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她指出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循环周期。不管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法学院、曼哈顿地方检察院还是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新环境带来的挑战最初总会让她感到“极度不安、条件反射式的恐慌，担心自己会跌得很惨”，之后她会“用惊人的努力来弥补”。她说自己早已从母亲那里明白“加倍的努力能克服信心的不足”。
    她在大学的第一个期中论文得了C，这让她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会组织更清晰连贯的论述，此外还需要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因为她的英语里“充满了西班牙语句式和用法”。她说，在接下来的几个夏天，她把每天的午餐时间用来做语法练习并学习10个新单词。她还努力恶补经典著作，比如《哈克贝利•芬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和《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她年轻时没能读这些书，因为家里除了《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什么读物也没有。
    对“凡事靠运气”的恐惧——她不安定的童年生活的另一个后果——促使她认真准备课堂作业和法律案件。除了学业，她心无旁骛，这很快有了回报：因为她成绩一贯优异，所以最后以最优等生的身份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做上检察官后，她开始赢得一场场公诉案件。她为此感激她的众多导师，包括耶鲁大学的乔西•A•卡夫拉内斯(Jose A. Cabranes)和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后者帮助她走上了联邦法官的职业之路，感谢他们一路上教给她的各种基本经验，她说她像块“快乐的海绵”那样吸取了这些经验。
    比如，她提到曼哈顿地方检察院院长沃伦•默里(Warren Murray)曾告诉她，做检察官不能只依靠逻辑，还需要调动陪审员的感情，让他们感觉到“在道德上有责任判定被告人有罪”。
    她继续写道，州判例“就是一个故事：一个犯罪故事”。“是那些细节让一个故事变得真实。我学会在询问证人的时候问一些宽泛的问题，这样就能引出一些跟感官有强烈联系的细节：颜色、声音和气味，这些都能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画面，让听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部充满见地的回忆录正好突出反映了索托马约尔法官优秀的叙事技巧。它雄辩而感人地证明：智慧和努力可以战胜环境，童年的梦想可以通过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