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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10月，在一场总统大选辩论结束后，阿尔和蒂珀参加了在波士顿举行的一场集会。这场大选对一家人来说非常艰难，但最终为他们重新发现自我奠定了基础。

    阿尔•戈尔(Al Gore)现在一个人住，独居在纳什维尔的那幢1万平方英尺的殖民地风格宅院，木兰树为房子遮荫，车道下埋着地热井，将20间房屋的温度调整得恰到好处。

    有些时候，戈尔要前去旧金山，要么是去做他的风险投资项目，要么是去会他的新女友，他在这座城市圣瑞吉大厦拥有一套豪华公寓。有些夜晚，他会入住纽约的摄政酒店(Regency)，他有三个孩子目前定居在这座城市。
 

Sam Mircovich/Reuters

这对夫妇曾爱得难舍难分，但现在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路。

 

    戈尔已经64岁了，积累了超过1亿美元身家，但他仍然四处奔走，仿佛在拼命弥补失去的时光：他要写博客，要敲定商业合同，还要拯救全球气候问题。

    蒂珀•戈尔(Tipper Gore)现在同样是一个人住，不过她的生活节奏要轻松些——在2010年6月夫妇俩决定分居后，她决意要这样生活。

    她主要在两地穿梭，有时住在加州圣巴巴拉附近价值900万美元的海滨别墅里，有时则去位于弗吉尼亚州阿林顿的娘家看望89岁高龄的父亲。她常常去纽约，和丈夫一样，她仍在工作（通过她的网站出售她的摄影作品），也在结交新男友。

    夫妻俩每年会见几次面，最近一次是在今年六月，夏天他们会与家人一同旅行，圣诞节时则会一起去田纳西州迦太基市的戈尔家度假。

    他们会在戈尔家族古老的农庄和湖边相聚，戈尔做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的父亲曾在那里，梦想着有朝一日儿子能成为总统。那时候，戈尔家族拥有成就政治王朝的条件，而一家之长老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 Sr.)自然会心怀这样的期盼。

    但这一路上，会经历艰难时世，会遇到各种竞争，而王朝既需要延续性，也需要新生力量。戈尔的四个孩子是在华盛顿的温室里抚养长大的，现在他们只希望与政治离得越远越好。

    家中的长女卡雷娜•戈尔•希夫(Karenna Gore Schiff)在2000年总统选战期间，曾担任父亲的顾问，她经历了种种个人困扰，在与丈夫分居后，正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克里斯汀•戈尔(Kristin Gore)在2009年经受了离婚的打击，不过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小说家。艾伯特三世(Albert III)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年轻时酗酒和吸食大麻的不良嗜好，现在他是一名从事城区改造工作的管理人员。而曾经考上医学院的莎拉(Sarah)现在是名艺术家，嫁到了加州。

    一家老少，没有哪个在远离政坛的步伐上走得比阿尔•戈尔更大；在采访了40多位他的朋友与熟人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在，他终于已经在心中放下了2000年总统大选失利这件事。

    有几个朋友甚至听戈尔说过，如果不是因为父亲，他当年不一定会进军政坛；他也许会继续早年做记者的职业生涯，或者去大学当教授。

    至于和华盛顿的名流打交道这件事，在戈尔看来，没有一点吸引力，所以他选择不去参加在北卡莱罗纳夏洛特市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他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会专心打理他的有线电视Current TV事务，在纽约组织两党代表大会的报道。

    在电视演播室里就色彩提出意见，这跟当年那个8月的那场代表大会仿佛相隔了一世，但实际上仅仅只隔了12年，那场大会之后，戈尔家族的大厦便轰然倒塌。但对戈尔来说，Current TV关乎的是活在当下，而政坛的短兵相接则代表着过去。

    但他的几位朋友仍然在猜想，到了夏洛特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夜，看着其他意见领袖们高谈阔论的时候，戈尔的思绪一定会飘回到另一座城市的另一个讲台上。

    他们看起来是个完美的美国家庭。那是2000年8月17日，副总统阿尔•戈尔刚刚在洛杉矶的斯台普斯中心接受了民主党的总统大选提名。他身上洒满了红白蓝三色的彩纸屑，姿态庄严，但在看见蒂珀从舞台一角走上前时，他大步流星地迎上去，给了她一记深深的、热烈的长吻，这是当晚黄金时段两人第二次出镜。

    因为戈尔素来给人以拘谨的印象，媒体对“这记长吻”大做文章，但夫妻俩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一幕是阿尔和蒂珀俩很经典的形象，他们是心意永不变的热恋中的少男少女，他们在高中毕业舞会上一见钟情，从此忠贞不二。

    过了一会儿，他的子女们也走到了台上。小女儿莎拉拍了拍父亲的背，然后搂住了他。二女儿克里斯汀站在一旁微笑。而当时在读高中的老三艾伯特一如往常，径直走到了母亲蒂珀那里。

    在他的子女中，只有卡雷娜在台上来回走了一圈，向党代表挥手致意，当时她本人担任大选顾问，也从事政治这一行；一些戈尔的副手们认为，她是最有希望继承家族事业的人。

    此情此景值得铭记，在画面中，戈尔一家满面春风、引人注目、团结一心。正是因为家人的团结，令他们在经历了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宣誓就职的痛苦后，仍然能够挺过来。也正是因为这种团结，令阿尔和蒂珀得到灵感，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家庭的书，叫《心心相印》(Joined at the Heart)。在共同为该书撰写的题词中，夫妇俩写道，他们祈祷一家人能永远这么团结。

他们一家仍然团结，而戈尔夫妇俩分居并远离选举政治的决定，终结了这个曾出现在自1988年到2008年的每届总统大选中的传说中的政治家族的角色。

    尽管戈尔从未排除过再次参选总统的可能性，但他的几位好友说，他无意再次参选，甚至想都不愿意去想。他们说，主要原因在于他已经把精力放在了宣传环保上面，这份事业为他赢取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也拓宽了他的视野，令他看到了人生方向。

    对于戈尔来说，他是历经多年，才找到这个方向的。戈尔的父亲从政，母亲葆琳(Pauline)充满政治野心，他在他们建立起来的华盛顿的权力圈长大成人。他先是在太子党云集的哈佛大学求学，随后入读范德堡大学法学院，遂了父母的心愿。

    也是在父母的鼓励下，他从法学院辍学参与国会议员选举。1988年他参加了总统竞选，尽管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个对政治的琐碎不屑一顾的“政策专家”。2000年他再次参选，又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尤其沉重，也正是因为大选失利，他最终走上了一条他自己，而不是父母替他选择的人生与职业道路。
    “阿尔•戈尔喜欢研究政策，但他始终都不喜欢选战啦，亲自给捐赠人打电话啦，这一类为了竞选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担任了戈尔2000年总统竞选团队主任的托尼•克罗尔(Tony Coehlo)说，“在非常年轻时，他就由父亲一手安排，走上了竞选总统之路，而他也渐渐领略到了政府公职的好处。但政治与治国，对他来说首先是家族的传承。”

    2002年，戈尔渐渐与脱离了政治的人生和解，当时他决定不再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里与乔治•W•布什再次较量——据朋友们说，戈尔认为这是个明智却又痛苦的决定。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落败，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经历了近乎于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症状：几个孩子晚上恶梦连连，梦中焦虑万分，而梦境都跟大选有关。戈尔觉得如果再次向白宫发起冲击，恐怕只会延长一家人受的苦，也会让涤净(catharsis)与恩宠状态（state of grace，与“涤净”都是基督教常见的语汇)更晚到来。

    他应对创伤的办法，不是建立一个想象中的影子总统职位；起先他蓄起了胡子，大吃特吃，身材暴肥，随后创建了新企业，找到了新的关注点。他不是那种在家里暴走，义愤难当地想着自己的政策处方是多么正确的人；他比较内敛，与其说是一位呐喊者，不如说是位沉思者，更有可能对着互联网上的一大堆晦涩难解的数据陷入深深的忧思中。

    假如旁人追问他，他会用黑色幽默来化解痛苦，戈尔形容自己是“康复中的政客”，并且说他“曾经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他说的另外一句笑话听来更加幽怨，也更加透彻：那就是当人们告诉他，如果他当政，肯定跟布什不同时，他通常会回答说：“你知道吗？我也会犯错，只不过犯的是不一样的错。”

    戈尔的一位亲近的朋友说：“我觉得，他永远不可能完全把2000年大选失败的事情放下来。但他也不会整天跟我们咆哮说，如果换成他会怎样治理这个国家。他不会让愤怒之情凌驾于对政策的迷恋之上，在国家政策这方面，他倒是仍然相信，如果换成是自己当政会有所不同。我想，对他帮助最大的一点在于，他终于彻彻底底地确信了两件事情：第一，他最终找到了人生真正的召唤，第二，他最终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

    戈尔2000年总统大选团队的经理唐娜•布拉吉尔(Donna Brazile)则使用了“救赎”一词。

    “阿尔•戈尔的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无论什么时候被人击倒——在1988年，2000年，还有人生的其他时刻——他总能重新站立起来，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布拉吉尔说：“他的父母梦想着他有朝一日能成为总统。他从未能成功入主白宫，但他却能够一路前行，通过从事一份他最在乎的工作赢得了诺贝尔奖，也找到了他的救赎。”

    过去这12年来，戈尔还通过担任谷歌(Google)顾问、苹果(Apple)董事、以及硅谷风投公司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的投资合伙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据信他的个人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

    戈尔平素大致是一半时间住在纳什维尔，一半时间住在圣瑞吉大厦他那套2800平方英尺的三居室公寓里；大部分时候他每天仍要花几小时写作（2013年初，他的一本关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著作将要出版），或者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提供咨询。上周他刚刚在旧金山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培训在场的1000名环保倡议者如何宣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在戈尔2000年选战落败后，正是蒂珀鼓励他掸落几年前编辑的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幻灯片的灰尘，向关心此事的民众播放。他的热情迅速高涨，于是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现在这家组织称        为“气候现实项目”(Climate Reality Project)；就这样，用他另一位朋友、也是2000年选战顾问的罗伯特•施鲁姆(Robert Shrum)的话来说，他“从政治家进化为先知”。

    先知当然也有可能喜欢骂骂咧咧，但是据他的朋友们说，戈尔在大部分时候都与白宫保持着距离，所以将他描绘成政党疯子的讽刺漫画也并没有遮蔽他对政策的关注。

    如果他高调谈论气候变化问题，他会尽量不落下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成员，就如去年在《滚石》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他既尖锐批评了奥巴马的白宫内阁，也批评了共和党。戈尔的友人们说，他与奥巴马总统间关系融洽，不过从政策的角度看，两人的关系并不像戈尔所期望的那样坚定。

    至于美国另一个现在仍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家族——克林顿一家——在“9•11”事件后不久两人就见了面，在2000年选战中产生裂痕的关系也开始渐渐弥合。

    戈尔的朋友们说，他们俩偶尔会通个电话，或者安排时间见面。去年借着参加田纳西前州长内德•迈克沃特(Ned McWherter)葬礼之机，克林顿去了戈尔在纳什维尔的家，两人谈了几小时话，去年秋天也曾在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举行的一次追思会上见面。

    戈尔也曾就环境议题，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谈了几次话，不过几次都属于非正式谈话，戈尔未曾参与政策制订。

    戈尔夫妻的一位共同的朋友说：“这家人确实不像以往那么亲密了，他们现在全都有了各自的生活，但待到他们年纪更长时，彼此间的感情对他们所有人都是有意义的。”

远离政治舞台无疑令戈尔夫妇更加轻松地做出了分居的决定。几位朋友都说，如果他们仍然要活跃于政坛，很可能不会分居。政界钟爱那些拍起合影来效果好极了的神仙眷属；反过来，远离政坛的戈尔夫妇既然对生活重心存在分歧，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去追逐独立的生活。

    据朋友们说，分居是夫妻双方共同做出的决定，并没有牵扯到不忠这类背叛行为。准确的说，是现年64岁的蒂珀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变得轻松点，有更多闲暇来享受劳动的果实。（戈尔夫妇和他们的子女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

    2009年，在戈尔夫妇分居前的一年，他们在加州蒙特西托买了一套意大利风格的别墅，蒂珀希望他们能有更多闲暇时间在这里放松下来，做些喜欢的事情。另外，蒂珀对风景和肖像摄影的兴趣更加浓厚，她的作品此前一直是在她的朋友米切尔•葛德(Mitchell Gold)和鲍伯•威廉姆斯(Bob Williams)经营的店面里销售的。

    葛德第一次遇见蒂珀，是在2002年的一次同性恋权益组织晚宴上，一年后，他去阿林顿帮她装修了一处房子。他鼓励她将几件压箱底的摄影作品拿出来挂在墙上，此后在自己的店内举行了几次她的摄影作品小型展览。

    2010年春天，她的摄影作品开始在店中寄售，葛德和威廉姆斯在华盛顿为她举行了一场招待会；葛德说戈尔先生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也就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戈尔夫妇已经在准备向外界公布分居的消息了。

    “蒂珀希望自己能更加安静地生活——经过了我们好一通煽风点火，她才同意销售自己的摄影作品——我认为，现在她已经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她希望快快乐乐地生活，希望从家庭、摄影和圣巴巴拉的家中汲取到快乐的源泉。”葛德说。

    可是对于戈尔，即便是获得了诺贝尔奖（此外还凭借着关于气候改变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获得了奥斯卡奖），也不足以减慢他的步伐。他自从政起就是工作狂，现在他的工作兴趣包括了Current TV——他和合伙人们正在奋力将它打造成拥有主导地位的新闻台——此外他还参与管理苹果、谷歌和硅谷的几家企业，以及他自己的总部设在伦敦的世代投资管理公司(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他现在常常出差，要参与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秘密会议，要去海外做演讲、担任顾问；去年冬天他得到气候现实项目的赞助，组织了一个去南极的旅行团，团员包括英国商人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泰德•特纳(Ted Turner)和几位科学家。

    “这个世界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一点让阿尔特别执迷，”戈尔夫妇的一位朋友说：“我知道，蒂珀老是围着他打转，感觉非常疲惫。阿尔真的永远不可能放轻松，好好享受。他似乎一直在抖擞着精神，思考着自己怎样才能拯救地球。”

    奥林•克雷默(Orin Kramer)是一位民主党的捐款人，与戈尔关系密切，他回忆说，几年前自己出席了气候现实项目举办的一场志愿者培训活动，他以为在活动中，戈尔会拿出那份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使用过的幻灯片素材，宣讲半个钟头来暖暖场。

    “结果他站在台上，断断续续一共讲了八个小时，把幻灯片整个过了一遍，劲头十足，你会觉得他这是头一回向观众们播放这组幻灯片。他可不是那种坚持每周只工作40个小时的人，”克雷默说。

    戈尔确实会时不时地帮忙为在民主党内的老朋友募集资金；就在不久前，他在硅谷参加了一场为佛罗里达议员比尔•尼尔森(Bill Nelson)举办的鸡尾酒派对，这位议员正谋求今年连任。

    “戈尔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朋友圈子，他们来自于科技业、硅谷和企业界，这些人对政治兴趣不大，不过对他非常非常忠实，”尼尔森议员的一位顾问这样说，他要求在本文隐去自己的姓名。

    虽然戈尔近年来身家暴涨，但除了蒙特西托的别墅和圣瑞吉大厦的公寓，他并没有怎么露富。他常常出差，但并没有租一辆包机；坐民航班机的次数比公司商务机更多，往往是乘坐廉价的西南航空(Southwest)班机飞去纳什维尔。

    不过在女儿莎拉的婚礼上，他确实一掷千金（一位客人回忆说，在婚宴上，有整整一面墙全部覆盖了新鲜采摘的玫瑰花），据说，他对亲戚和手下的员工也非常慷慨。

    他并不经常大宴宾朋；几位朋友说，尽管他乐见朋友来纳什维尔的家中作客，但他从未在那里或圣瑞吉大厦的公寓里举办过派对。不过，他整个人看起来确实放轻松了。

    目前在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的阿尔•夏普顿牧师(Rev. Al Sharpton)说：“上次我在摄政酒店里见到了戈尔，他看起来特别轻松，这让我吓了一跳。他对我说，‘谁能想到阿尔•夏普顿会变成个瘦子，主持脱口秀？’我回答说，‘谁又能想到阿尔•戈尔会变成个胖子，成了电视台的老板？’他听了狂笑不止。以前他可不会这么随和。”

    走进新生活的戈尔夫妇都已经开始与其他人约会。戈尔交往的对象名叫伊丽莎白•季铎(Elizabeth Keadle)，她住在加州，也是环保人士，同时是民主党的捐助人。而蒂珀交往的对象名叫比尔•艾伦(Bill Allen)，他是摄影师，前《国家地理杂志》的主编。

    （2010年曾传出新闻，戈尔遭到俄勒冈的一位按摩理疗师的性骚扰指控；戈尔否认了所有指控。当地的郡地方检察官后来宣称该指控事实不足，原因是证据自相矛盾、缺乏法医证据、证人供词不一致并存在可信度的问题。）

    夫妻俩的重聚，多与子女有关。比方说去年夏天在华盛顿，他俩就一同参加了女儿克里斯汀的签名售书会。

    蒂珀先到——据葛德说，对她来说守时这一点特别重要——在看到丈夫时表现得很调皮。据两位参加活动的客人回忆，她带着夸张的南方鼻音喊道：“嗨，亲爱的！”后来夫妇俩聊了会儿天，并跟女儿一起合影。

    “蒂珀和阿尔现在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对近来自己的生活也深感满足，但他们的孩子总会将两人拉拢在一块儿，”戈尔夫妇在纳什维尔的一位朋友克里斯汀•拉法农•奥拉尔(Christine Leverone Orrall)说：“我觉得他们在向我们展示，分开后也可以活得愉快而健康，与此同时还能为了孩子和他们的生活而作为家人聚在一起。”

    克里斯汀、卡雷娜和艾伯特——现在他在一家房地产管理公司担任商务拓展主管——三人都住在纽约。父母常来看望，去看卡雷娜•戈尔•希夫的次数尤其多，她在2010年与做医生的丈夫德鲁•希夫(Drew Schiff)分居，带着三个幼子。

    戈尔•希夫的朋友们说，在分居前后她经受了许多个人方面的困扰，父母一直在为她加油打气，成了她的支持网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戈尔•希夫和丈夫在子女的监护权事宜上做出了友好的安排，据说她这阵子整个人已经缓过劲儿来了。

    在戈尔夫妇的四个子女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戈尔•希夫(Gore Schiff)是至今社会知名度最高的一个——而今她相对沉寂，因此也是四姐弟中让人最感疑惑的一个。这些年来，一直有传闻说她将竞选公职，但她的几个朋友说，现如今她把生活重心放在了抚养孩子以及重新理顺私生活上。他们还说，跟父亲一样，现在她的兴趣点已经从家族选举政治的领域转移开来了。

    “卡雷娜在2000年的选战中特别投入，她认为自己是父亲最信得过的使者之一，深入参与政治与政策制订，”一位参与过2000年戈尔选战，与她共事过的资深官员说，“副总统信任她、欣赏她，最难得的是她接手参加了蒂珀不那么愿意参加的活动。我们中有很多人当时都以为，卡雷娜有竞选公职的野心，不过她的个性太强了，我觉得如果她作为候选人参与选战，长期下来不一定能吃得消。”

    现在戈尔•希夫在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她父亲在上法学院前，也曾念过神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她积极参与了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机构“造福儿童协会”(Association to Benefit Children)的工作，担任协会董事。该组织的会长汤姆•斯泰隆(Tom Styron)说，戈尔•希夫和另一位董事、前市长大卫•丁金斯(David Dinkins)共同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外联工作，负责联系民选官员和政府机构。

    斯泰隆医生是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作家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苏菲的选择》作者——译注）之子，他说：“在设法运用政治资本为我们所用这方面，卡雷娜和市长往往是我们这儿最靠得住的人。”

    “她非常注重隐私，非常会保护家人和子女，”斯泰隆医生说，“她本人多次历经坎坷，但仍然能够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把所有的不愉快都藏在心底。”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学者斯蒂芬•汉斯(Stephen Hess)撰写了大量有关美国政治王朝的文章，他说，戈尔家族远离政坛这件事实属罕见。在最近这几十年来，政府充斥着夫妻帮，随后他们成年的子女和孙辈也开始在民选的职位上出出入入。汉斯认为，戈尔家族是经由一家之长老艾伯特•戈尔的安排走上了权力之路，但他的儿子和孙辈们花了多年时间，努力与政治做了个了断。

    “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父亲本人就是政治家，阿尔•戈尔根本不会从政，”汉斯说：“这让你对我们的政治家族产生了疑惑：这其中有多少人是出于对服务社会的热爱，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感到有义务追随上一辈的道路，这才从事公职。”

    戈尔夫妇的朋友们则纷纷指出，阿尔•戈尔在担任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期间并非不快乐，他们夫妇俩在华盛顿的聚光灯下生活了将近25年，这段时光也被他们充分利用了起来。不过这些朋友们也说，这对夫妇现在看起来跟以往一样幸福。

    托尼•克罗尔说：“在美国政坛，30年来阿尔和蒂珀是一对婚姻幸福的夫妻。他们把自己包装起来，用于政治消费，而现在为了个人的幸福，他们撤下了那层包装。”

    “他们还是一家人，只不过他们成了自己真心想要成为的那种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