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很气愤。”米切尔说，她戴着钻戒的手拍在桌上。她的律师事务所位于一条仿照西班牙殖民地风格建成的大街上，我们就在那里见到了她。米切尔和她的家人于1971年从秘鲁移民
美国。她父亲是一名会计师，在那之前几年便已来到美国，积累资金，获得绿卡，然后才把妻子和7个孩子带到了Rowland Heights。米切尔自豪地指出，她和兄弟姐妹都成了医生和律师。“我父亲尝过贫穷的滋味，”她说，“我们一家十口人都成了美国公民，但我们用的是正当的方式。你得同情非法移民。他们来到这里，努力工作，并且想要成为美国人。”
米切尔曾是当地联合校董会的主席，她当时明确表露过自己的道德原则。有一次她说：“来到这里，买到护照，这并不是美国梦的全部意义。”她答应带我去看传闻中的一家月子宾馆，我跟着她跑律师业务的粉色汽车上了山。我们停在了一座有水泥墙的房子前面。一位白发七旬老翁在车道上遇见了我们，他的名字叫鲍勃·阿米蒂奇（Bob Armitage）。
阿米蒂奇把山下一栋房子指给我们看，房子外面停着4辆汽车。“他们就在那里，”他说，“我管那里叫香港希尔顿酒店。”阿米蒂奇是一名退休警官。从他那片草坪看过去，圣加布里埃尔山的美景令人惊叹。他领着我们穿过街道，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香港希尔顿酒店”。他一路向米切尔抱怨着：“他们不交税，我敢肯定，”他说，“我在这里住了18年。这种情况最初是从哈仙达岗开始的，现在到了这里。你一整天都能看到怀孕的女人。”
一辆奥迪SUV开过来，停在我们身边。司机是一位谢顶的拉美人，40多岁，他说他叫理查德。他指着山下说：“上周我看到6辆车停在那里，一辆停在草坪上。这就是Chino Hills发生的情况。”他说，孕妇大量涌入，不少家庭都只得离开。他说：“我猜不得不离开之前，我在这里住不上10年了。”
尽管常被生育旅客困扰的社区居民们产生了愤怒情绪，长久以来政府该如何应对却一直不甚清晰。毕竟，这些生育旅客拿着合法签证来到这里，并没有违背国家的任何一条法律。但这一问题引发了媒体的关注，联邦官员便致力于运用某些手段加以处置。使馆面签时说谎，也就是签证造假，这是违法联邦法律的行为，正如税收欺诈一样。不少月子宾馆会指导他们的顾客该如何对美国领事馆官员说话，而且根据执法监察，这些宾馆很少交税。
2014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国税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对洛杉矶东部的月子宾馆开展了联合调查。Rowland Heights的调查在特别探员杰瑞德·哈拉达（Jared Harada）的监督下进行，调查专门集中在一片建筑群——Pheasant Ridge中。但调查针对的旅馆却不是美兆月子中心，而是星星月子中心，位于皮特和艾莉所在的园区对面。
2014年7月，哈拉达派出了一名内线，这人会说汉语普通话，曾因进店行窃被捕，他假称是来自中国东北某市的一名孕妇的表兄弟。这名内线携带通讯装置来到Pheasant Ridge，花费1600美元预定了顶尖级的“一条龙服务”，其中包括机场接送、住宿、护理和预订费。与此同时，另一名特工人员拿被监听的电话打给宾馆，假称自己是中国孕妇，是一名器械修理工的妻子。
哈拉达甚至还装作孕妇，用中文发送电子邮件咨询，他至少用了两个假账号：leiwang1985@hotmail.com和 hongywongy@hotmail.com。有一回他无比悲情地声称，他的——也就是那名并不存在的孕妇的——丈夫丢了工作。他让另一位特工人员帮忙浏览准妈妈们的在线论坛，观看星星月子中心发在YouTube上面的视频，其中一个视频里，宾馆老板夸耀着他们的“五星级高尔夫别墅月子房”。
从7月到次年2月，包括皮特和艾莉呆在Pheasant Ridge的整个阶段，哈拉达和他的工作组都对停车场进行着定期的监督。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一个与星星月子中心的管理人员相关的停车场上，那里距离皮特和艾莉的房间约有100码的距离。特工们也会关注其他停在那里的车辆，几个有名的孕妇入驻地点也受到监视。他们对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查看客人的护照、工作信息和赴美动机，随后，他们可以拿这些信息核对国务院的面签记录。
一次停车检查时，一位男性乘客承认，他是车上一名婴儿的父亲，并为特工人员递上了他的名片。据名片显示，他在中国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工作，公司隶属于保险巨头保诚保险。另一位游客则对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说，他来美国是为了看世界摔跤协会在芝加哥举办的摔跤比赛。2015年3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通过一项裁决授权搜查3家月子宾馆。想要拦住6万对夫妻，这也许还做得不够，但这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
在Pheasant Ridge观光一圈之后，我又见到了皮特、艾莉和他们在月子宾馆的一些新朋友，他们正在小肥羊火锅店吃午饭。有位胖男人老程（音），看起来活像一只气鼓鼓的蛤蟆，他沉默着向我伸出手来。他在一家生产透析装置的工厂工作。他的妻子小江（音）脸颊绯红，已经怀孕6个月了，笑得像个在成人餐桌上吃饭的孩子。桌子远端有位举止优雅、善于言谈的女子，她姓周（音），丈夫已回到中国。一盘盘切成薄片的生牛肉、豆腐和冷冻虾端上桌来，小江问起美国人是否庆祝生日。还没等我说话，她的丈夫就说道：“当然！”老程说：“在超市里，我看到他们买生日卡片，过生日的人从2岁到65岁都有。”
饭后我们回到老程的房间。坐在沙发上，我们都活跃不起来了。倘若这就是月子宾馆的生活，那感觉和淡季旅行也差不多。
屋子一角鼓鼓的白色皮制双人座椅上，皮特拿出了一个马尼拉纸文件夹，里面有中文写成的价格单，上面列着顺产（2500美元）和剖腹产（5200美元）的费用。他和艾莉正就选择哪家医院争论着。他想去嘉惠尔医院——这似乎是Pheasant Ridge最大众化的选项，而艾莉想去蒙特雷公园医院，她说那里面更暖和。老程向我问起美国一款与透析相关的应用有什么功能，他在平板电脑上下载了这款应用。皮特看我不大舒服，冲进厨房拿来两瓶啤酒。“你喝过这个吗？”他问。他满心欢喜地打开两瓶
百威啤酒的瓶盖，说：“这是我的最新爱好。”
第二天早晨，艾莉头一次看了医生。宾馆给了他们一张单子，上面写着推荐的妇产科医生，讨论了很久，他们选择了黄俊博（音）医生，一位倍受中国妈妈欢迎的美籍台湾人。“你听说过他吗？”艾莉问。“他很有名的。”皮特穿着一件淡黄绿色的夹克衫忙前忙后，一会回几句艾莉的问话，一会替我端来剩下的煎鸡蛋、辣酱油和风干腊肠。他们得快点：工作日里黄医生看病，先到的先看。
他们要和周女士、老程和小江一起拼车，皮特过去开门。过了一会电话响了。“回来，”艾莉喊道，“他们叫我们呢！”艾莉坐上了周女士的吉普，皮特和我一辆车。他靠在座位上，拿着一只银灰色的背包。天下着毛毛细雨，洛杉矶的早晨拥堵得格外严重。我们驶入车道，皮特兴奋地朝车窗外那排成一堵墙似的车阵招手。 “为什么车里都只有一个人？”
他们这群从Pheasant Ridge出发的人差不多是最早来到医生诊室的。女人们坐下了，男人站着，研究着贴在墙上的许多圣诞贺卡和致谢卡片。一大批照片上面都是怀抱婴儿的黄医生，多年以来，他青春的笑容慢慢变作了坚忍的苦脸。圣诞树悬在服务窗边，窗上装饰着一轴中国画。墙上有个指示牌，写明说这里不能刷信用卡。
医生叫了艾莉的中文名。她穿着黑色运动衫、灰色紧身衣和豹纹短上衣，看上去就像一位乔装打扮的小明星。皮特拉开了双肩背包的拉链，二十二十地数着数。
“你有3000美元现金吗？”接待员问。
“我现在有2000美元，”皮特问，“可以吗？”
接待员把钱塞进呼呼作响的点钞机。12名中国孕妇坐在没有窗户的候诊室里。我听到有人在询问我的情况：“那个外国人是谁？”
一个半小时之后，艾莉被叫进了检查室。黄医生让她躺在台子上，问她是否知道胎儿的性别。
“知道，又是个男孩吧？”艾莉说。她希望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
“又是个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