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梅勒的家庭生活方面的描写，无论是科德角，还是布鲁克林高地（梅勒的两处旧居所在——译注），列侬都不厌其烦、面面俱到，连梅勒晨起的漱洗习惯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记录。我不想在此透露过多，而且又是在适宜家庭订阅的报纸上，这么说吧：梅勒早上那漫长的梳洗仪式是以长时间的关起门来“自摸几把单人纸牌”作为落幕的，用梅勒的话说，这样可以“梳理我的心绪”。像所有作家一样，梅勒总是钱不够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支付多位前妻的赡养费用造成的。
　　前妻阵容先是比阿特丽斯(Beatrice)，然后是阿黛尔(Adele)、珍妮(Jeanne)、贝弗利(Beverly)、卡洛尔(Carol)，最后是诺里斯(Norris)，这还不算那数也数不清的一系列情人（在列侬书中索引里，涉及“婚外情”处不下56页）。在彼得•曼索(Peter Manso)的口述传记《梅勒：他的生活与时代》(“Mailer:HisLife and Times”)中，谢利•温特斯（Shelley Winters，美国20世纪后半叶女演员——译注）称，玛莉莲•梦露曾将梅勒列在她的“梦中情人”名单里。
　　诺里斯•丘奇(NorrisChurch)，这位智慧可人、曾与比尔•克林顿拍拖的女人、梅勒临终时的妻子，在她2010年着的回忆录《一张马戏表演的门票》(ATicket to the Circus)中说他“十分乐得做她这个伊莱莎•杜利多的亨利•希金斯（Eliza Doolittle，Henry Higgins系《窈窕淑女》中的主要人物，教授亨利将卖花女伊莱莎“改造”为上流贵妇——译注）。”实际上，也是梅勒建议她将原名芭芭拉(Barbara)改为诺里斯。有一段时间，诺里斯实在受够了梅勒在外拈花惹草，梅勒的妹妹目睹了诺里斯的暴怒，不解梅勒为何仍然继续偷腥，她质问他“为什么要那样？”他回答说，因为“日子过得太安逸了”。
　　梅勒的手指头逐步离开了时代的脉搏，这个过程以关于“性政治”这个不能碰的学术大讨论告终。1959年，他对女性作者的著书进行了扫荡式的评判。“冒着结下几个终生死敌的风险，”他还是慷慨陈词，“我嗅到女人写的笔墨味，总觉得古怪、老套、奇特、小气、神经兮兮、残缺不全、追赶时髦、冷淡无情、以俗艷标新立异，犹如塑料模特发出的奇思妙想、即使文笔聪明也半路夭折。”话至此他仍不罢休，决意要把另一只手也伸进木头粉碎机，作为这段评论的结语，他写道：“一个好的小说家别的都可以不具备，但是不能没有一对卵。”如此干脆的点评，立即招致全美国一半读者的憎恶。梅勒以为，由于他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女人堆里（一位威严的母亲、两个妹妹、六任妻子和五个女儿），所以就可以淌一淌这“厌女”的浑水而不湿鞋。他说，他成长于一个“拥有很多出色、可敬的女性的家庭中……所以关于女性的言论我畅所欲言惯了，觉得说什么也无妨，因为她们知道，我是爱她们的。”
　　当女权主义成为主流王道之后，梅勒似乎十分乐于大唱反调。为了吸引公众眼球，他一再地挑战大家的接受极限。当他建议女人“应该关在笼子里”时，诺里斯说“你没听见他说这话时的语气。诺曼并不反对男女平等。他只是爱开玩笑，说些反讽的话。”但同时，梅勒又是那么不可救药的自私。在刺伤阿黛尔事件之后，他对一位采访记者说：“我已经丧失了所有辩解的权力。大家对我的判断已经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了。现在如果我再去立论，说我们这个时代太暴力了，大家就会说，瞧瞧他自己干的好事，还说别人呢。我自己毁掉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耶利米的机会（耶利米，Jeremiah，圣经人物，被称作“流泪的先知”，以逆耳忠言遭来自己深爱的同胞们的憎恶和迫害。——译注）。”作为凶手，可以这样把自己也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实属少见。
　　如果说梅勒是文学界纷争中的索尼•利斯顿（Sonny Liston，美国上世纪中期最出色拳击手之一，后被阿里打败——译注），那么小他两岁的戈尔•维达尔(GoreVidal)便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维达尔跟所有人都对过阵，包括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安•兰德(Ayn Rand)，以及最著名的1968年民主党国家大会上与威廉姆•F•巴克利(WilliamF.Buckley)的争论（多年前，我在《间谍》(Spy)杂志工作的时候，杂志曾称维达尔好斗爱打官司，他几周后打电话给我们，称如果我们不撤回这个说法，他将起诉我们。许多年后，在他已开始为《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撰稿时，我又和他提起这件事，并小心地问他有没有觉得他当时的反应其实令人啼笑皆非。他说他不觉得）。
　　在梅勒对维达尔的决战发生之前，有一次矛盾升级事件，即1971年二人在《迪克•卡维特脱口秀》(The DickCavett Show)上的争执。在《纽约书评》(The NewYork Review of Books)的一篇文章中，维达尔说梅勒的《性的囚犯》(Prisoner of Sex)一书读来活像“三天的月经期”。但这还不是最惹到梅勒的地方，最终激怒他的，是维达尔将他和查尔斯•曼森（CharlesManson，美国上世纪60年代末歌手、词作家、杀人犯，那个年代精神错乱、暴力血腥的像征——译注）联系了起来。
　　这两位作家在卡维特节目的演员休息室里相遇，据称梅勒用头冲撞了维达尔，事情便由此一发不可收。梅勒之前喝了酒，而且很明显。他说，维达尔“全然没有品行或道德底线，甚至也缺乏文化底蕴。”争吵中，节目当时的另一位嘉宾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说，看到他们在公众场合吵成这样，而不是到私下去解决，感到非常惊骇，也听得十分无趣。这又引发了更大的口水战。
　　二人的激战发生于六年后的一个晚宴上，那是拉里•韦茅斯(Lally Weymouth)在她72街的公寓里为出版人乔治•韦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举办的晚宴。韦茅斯的母亲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也在（格雷厄姆和韦茅斯一家在美国传媒界声名显赫，格雷厄姆更是《华盛顿邮报》前发行人——译注）。在场的客人有比尔•佩利(Bill Paley)、杰姬•奥纳西斯（JackieO，前肯尼迪总统夫人——译注）、皮特•哈米尔(Pete Hamill)、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杰里•布朗(Jerry Brown)、萨姆•斯皮格尔(Sam Spiegel)，还有梅勒和维达尔。“我看见戈尔时，”梅勒后来告诉《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我就想用头撞他，我就撞了。”列侬写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众说纷纭，但似乎是梅勒将一杯金汤力泼在了维达尔脸上，然后把杯子扔在他头上。”
　　梅勒不记得挥了拳头，但维达尔后来告诉专栏作家丽兹•史密斯(Liz Smith)，“接着那小拳头就砸过来了。”韦茅斯急得要崩溃了，“我的天呢，这可坏了，谁快劝劝！”在这个节骨眼上，克雷•费尔克(Clay Felker)拦住她说（酒精也不能减弱他爱看戏的热情）：“快闭嘴！你的派对就指着这场架添彩呢！”
　　梅勒就这样放浪不羁地度过了他的50岁和60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