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缘何对于出兵朝鲜如此热情？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反共复国” 的图谋，在维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利用美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关注，死死拖住美国，争取尽可能多的军援，以伺机反攻大陆
    1950 年6 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6 月27 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以“防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朝鲜南北发生战争的消息，对于已被杜鲁门冷落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的“喜讯”。蒋介石还三次向美国提出派遣3.3 万精锐国民党军队参加赴朝鲜半岛参战的建议。
    但是令蒋介石沮丧的是，美国政府并未接受蒋介石的建议。蒋介石缘何三次提出出兵赴朝参战， 而美国政府又缘何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建议？这其中隐藏着什么历史玄机呢？


    朝鲜半岛燃起战火，蒋介石喜出望外
    1950 年6 月25 日的清晨，蒋介石和往常一样， 洗漱后开始吃早饭。此时，蒋经国匆匆来到，给蒋介石送来一份情报。这份情报并不详细，只是说朝鲜南北发生战争。深夜10 时，台湾国民党当局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给蒋介石发来报告，蒋介石这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朝鲜战争的情况。
    蒋介石对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期盼，可谓是望眼欲穿。而现在，朝战的爆发，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对于朝鲜战争的反应，与邵毓麟的报告基本一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未及，已因韩战的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
    的确，朝鲜半岛燃起战火，对于蒋介石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喜讯”。自从蒋介石政权撤到台湾之后，美国政府对它逐渐冷落。1950 年6 月以前， 美国政府在台湾仅有一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武官不过是一名中校而已，没有派驻正式的使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成为挽救蒋介石流亡政权的救命稻草。6 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当地时间是6 月24 日），正和家人在密苏里州独立城休假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到了国务卿艾奇逊的电话：“北朝鲜人已经进攻南朝鲜了。”这个消息令杜鲁门震惊不已，他匆匆赶回华盛顿。
    由于朝鲜的军队势如破竹，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不得不把自己的首都迁到了距离汉城以南150 英里的大邱。6 月27 日，杜鲁门正式发表声明， 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同时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当晚，美国驻台代表斯特朗奉命拜会蒋介石，告知美国的这一决定。晚10 时，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面交蒋介石复示，表示原则上接受。
    杜鲁门宣布防卫台湾的决定，令蒋介石受宠若惊，欣喜异常。但是“台湾地位未定论” 的说法和杜鲁门禁止他进攻大陆的命令，却令他在喜悦之余感到了几分苦涩。如果承认台湾地位未定的话，那么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６月２８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召开了军政首脑会议，出席者有陈诚、王世杰、谷正纲、蒋经国等要员。为了争取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军政首脑会议不得不“原则接受”包含“台湾地位未定论”内容的杜鲁门声明。对于蒋介石而言，统治台湾的精神支柱，惟一的口号便是“反共复国”。杜鲁门禁止他反攻大陆，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接受，表示“双方意见完全一致”。但是今后拿什么来激励军民呢？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发现了一个新办法，那就是出兵朝鲜半岛。
    蒋介石积极促使实现出兵朝鲜计划
    其实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驻日军方就开始和蒋介石谈判派国民党军队开赴南朝鲜的问题。据国民党资深外交人士、时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回忆，1970 年冬，原国民党将领何世礼曾同他谈起此事。朝鲜战争前夕，麦克阿瑟派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柯克海军上将去台湾， 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前往南朝鲜，以抵抗北朝鲜可能发起的进攻。蒋介石认为时机到来，可以借此向美国多要一些服装、武器和给养。但柯克将军拒不答应，谈判纠缠于许多细节问题，迟迟未果。据何世礼说，蒋介石从内心是急于想派军队去朝鲜，这不仅是要藉此抬高国民党军队的身价，也是为了讨好美国政府。为了给台岛军民打气，蒋介石大肆炒作麦克阿瑟访台的“重大意义”，把它提到了“中美军事合作”的高度，称“挫败中共军队已有了保障”。一时间，关于美台“亲密合作”的消息，成了美国报纸的头条新闻。
    杜鲁门不得不派遣特别顾问哈里曼到东京去做麦克阿瑟的工作，以免滋生事端。 （未完待续）
    艾夫斯（Charles Ives）、卡尔•尼尔森（Carl Nielsen）、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和拉尔夫• 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全都成绩斐然。伴随着立体主义浪潮，新艺术运动喷薄而出：在画家翁贝托•博乔尼（Umberto Boccioni）的《宣言》（Manifesto） 引领下，歌颂速度和工业主义，并且散发着一点法西斯主义气息的未来主义走上了舞台；而形式怪诞，呈现出可怕的孤独和机智的超现实主义也开拓出了一片天地。
    1914 年同样也涌现出许多非凡的文学作品。十年来不停被各出版商退稿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终于付印，詹姆斯• 乔伊斯（James Joyce）的这本短篇小说集是爱尔兰中产阶级生活片段栩栩如生的真实写照。这一年乔伊斯还完成了他的半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出版于1916 年），并且开始着手创作20 世纪最具创新精神的小说之一《尤利西斯》（Ulysses， 出版于1922 年）。弗郎兹•卡夫卡（Franz Kafka）驾驭着他饱受折磨的想象力，披荆斩棘地写下了著作《审判》（The Trial，作者死后于1925 年出版）中的大部分篇章，并且为另一本着名的恐怖幻想小说《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1915 年出版）的出版事宜而极度苦闷，他恳求出版商不要把小说主人公萨姆•沙格里（Gregor Samsa）变成可怕虫子的插图设为封面。
    战争岁月中众多杰出的文学家也崭露出头角，其中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T.S. 艾略特（T.S. Eliot）和齐格弗里德•沙宣（Siegfried Sassoon）等诗人， 以及D.H. 劳伦斯（D.H. Lawrence）、让• 科克托（Jean Cocteau）、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等人。而海明威（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福克纳（Faulkner）、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最好的那些作品等待着影响上世纪20 年代的战后视角。
    今年，当我们在摇晃的影像，还有不尽其数的书籍与文章中重温那场在一个世纪前开始的大屠杀时，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可以创造（也可以破坏）的事物上非常重要（和欣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