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计划"最初并不是一项计划，据该计划的一些元老说，它从未成为一项计划。负责该计划的二把手哈伦•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称它为 "一系列即兴的……持续不断的国际事件"。但是，这项"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常常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成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举措。

    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垮台以后要求实行"马歇尔计划"。柏林墙倒塌以后，东欧人和俄国人要求实行在1947年把苏联拒之门外的"马歇尔计划"。由于担心非洲解体，英国政府于 2005年提议仿照"马歇尔计划"协调国际干预行动。

    有关"马歇尔计划"的神话经过演绎传播，获得了与其真正历史遗产同样的威力。 1955年，由官方指定研究"马歇尔计划"的历史学家指出，该项目的起源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学一次毕业典礼上讲话时提出的一项"建议"，只有短短一段话，但它"迅速演变成一项规模巨大而富有活力的国际事业：随着这一事业的发展，它对很多不同的人具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五十年后，鉴于"马歇尔计划"享誉之高，对它仍可如此评说。

    计划的酝酿

    当时并存的三种情况是导致美国在1947年春制订这项为西欧提供帮助的新计划的动因。首先是战后欧洲大陆在1946-1947年冬发生的酷寒造成的恶劣物质条件。第二是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的失败。杜鲁门主义明确表示要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对抗苏联的压力，但它未能指出向前推进的具有建设意义的途径。第三是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3月至4月为解决德国未来的问题专门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Moscow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nister) 期间艰难的经历。

    马歇尔在战争结束时作为陆军参谋长从五角大搂退役后，于1947年初被哈利•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召回，担任国务卿。马歇尔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功勋卓著──丘吉尔称他为"胜利的组织者"("the organizer of victory")──加上敏锐、诚实和自我克制等个人素质，使他成为这一时期最有威望的人物。他的耐心和责任感在莫斯科时经受了最大的考验。美国一位资深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对马歇尔在离开苏联首都时简洁的结语作了概括："欧洲乱成一团糟。对此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他(马歇尔)如不采取行动，别人就会采取行动。"

    凯南和他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计画室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总体档，最后的"马歇尔计划"即出自这份档。他们的想法部份来自罗斯福时代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起因的理解：阶级仇恨、贫穷、落后和没有改进的希望。这些决策人士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使普通老百姓能够分享工业化成果的战后世界。他们认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人民如果繁荣富足，或者至少是有希望实现繁荣富足，就不会支持集权主义。

    但"马歇尔计划"是专门针对欧洲的。凯南、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后来负责"欧洲复兴计划"工作的代表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等人认为，欧洲的魔鬼精灵是民族主义。如果能够利用欧洲经济统一的框架消除产生纳粹法西斯和20世纪的其他对抗的根源，那么因此而出现的繁荣可能会缓解民族主义的竞争，防止未来的武装冲突，从而使美国不必介入到未来欧洲战争中去。

    于是，现代化与融合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双重目标，而争论的焦点转为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在"马歇尔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人应当在这一构想内自己思考和行动：正因如此，该计划才不单纯是又一项援助计划。

    马歇尔1947年6月在哈佛大学发表的简短而看似简单的讲话首先阐述了欧洲面临的灾难和无望。他然后警告那些企图利用人们的痛苦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他明确表示，美国的援助不会把意识形    态作为条件；也就是说，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不会因其为共产党国家而失去参加"马歇尔计划"的资格。

    最后是马歇尔讲话的要点。他在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语中，请欧洲人就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在美国介入时所能采取的行动达成共识。马歇尔说，美国的作用"应当包括在制订一个欧洲项目时提供友好协助，并在以后有实际可能时为这样的项目提供援助"。国务卿马歇尔坚持认为，欧洲人必须联合行动，并且必须寻求"治本而不是治标"。他在结束讲话时敦促他的美国同胞们"正视历史明确赋予我们的巨大责任"。

    一位美国记者写道："我们本来指望他们跳两英吋远，结果他们跳了六英尺。"不到两个星期，法国和英国外交部长在巴黎启动了欧洲经济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会议从6月底至9月底分阶段举行；在另外14个国家政府的协助下，会议就他们认为他们所需的全部经济援助为(美国)国务院准备了一份报告。大多数与会者所代表的国家没有一项    全国性计划，有些甚至没有一份对其总体经济状况的描述。在对整个欧洲大陆联合进行规划毫无经验的情况下，与会代表们拟出总额为280亿美元的预算。这一数字立即被华盛顿否决，理由是数目过大，无法承受。

    但最令欧洲经济合作会议出名的是由克林姆林宫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率领的庞大苏联代表团与会后(巴黎会议)迅即离席而去的事件。面对西方有关联合制订和实施将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经济体的全欧洲复兴提案，苏联代表拂袖而去。这是华盛顿已经预料到的。苏联代表团谴责美国及其重要盟国企图控制欧洲各经济体，并将这项努力视作美国强权帝国主义披上的新外衣。莫斯科给东欧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煽动下发动政变，终于导致二次世界大战盟国之间的分裂。

    计划启动

    经历了一个漫长冬季的讨论和提供一些临时性帮助后，在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会法案，"欧洲复兴计划"正式产生。美国还新成立了一个称为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的联邦机构，负责管理此项计划。为了表明他希望获得两党对该计划的支持，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任命共和党人、史蒂倍克汽车公司(Studebaker)首席执行官霍夫曼(Paul G. Hoffmann) 为该署署长。国会在严格监督的同时开始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

    计划确立时提出的首要目标是，截至1952年在西欧建立起"健康、不依赖大量外援的独立经济"。经济历史学家韦克斯勒(Immanuel Wexler)写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案规定，复兴计划必须建立在四项具体努力的基础之上：(一)努力发展生产；(二)扩大对外贸易；(三)实现并保持国内财政稳定；(四)发展(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很多欧洲人原以为他们可以获得一项大规模援助计划，但结果令他们感到失望。他们很快认识到，只有通过永久地改变欧洲经济──单一经济和总体经济──的结构才能实现上述目标。而这正是马歇尔"治本而不治标"的原意。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欧洲经济合作会议很快演变成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由比利时总理斯巴克(Paul-Henri Spaak)担任主席。与此同时，美国驻每个参与国的大使馆与所在国纷纷签署了双边协议，协议明确规定了欧洲各国政府对新的经济援助机构所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同意该机构有权在每个国家首都设立经济合作署代表处，并成立正式委员会，沟通每个代表处与参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以便监督项目的实施。

    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是制订有效使用新的"对等基金"(Counterpart Fund)的计划。这是整项工程最具特征的一点，是使"马歇尔计划"有别于其他传统援助项目的工具。这项基金是专为接受"欧洲复兴计划"提供的物资在当地销售所得的利润而在每个国家银行开设的账户。大部份的援助物资不像欧洲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免费或可以变为现金，而是从美国运来销售给报价最高的公家或私人的商品。销售这些商品所得的资金不是回到美国人手中，而是被存入新的基金，用于支付重建和现代化建设的项目。这些项目由经济合作署代表处和各个参与复兴计划的国家共同决定。

    同时，经济合作署显然是冷战时期一项强有力的武器。驻欧洲高级代表哈里曼大使 1949年甚至把整个复兴努力称作"救火行动"。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艾奇逊回顾说， "民众和国会议员最终希望了解的是，马歇尔援助计划如何遏制了苏联势力的扩大以及如何防止了人们接受共产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并与之结盟"。艾奇逊曾说，他是就"马歇尔计划"演讲和回答问题最多的人。

    向受益者宣传"欧洲复兴计划"

    与"欧洲复兴计划"针锋相对的是克林姆林宫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而于1947年10月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其任务是协调苏联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努力和指导各个参与国内部的宣传工作。当时，共产党势力领导着希腊的武装叛乱，似乎有能力在意大利夺取政权，看来会给法国带来混乱，并有针对德国的具体行动计划──而此时的西方却毫无作为，是冷战为"马歇尔计划"提供了紧迫感和凝聚力。

    另外，经济合作署规划人员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克服可能出现的政治障碍需要越过地方执政阶层而直接向欧洲公众传达信息。一批新闻记者和电影制作人发起了"欧洲复兴计划信息项目"(ERP Information Program)，经过紧张的努力，到1949年底，把该项目变成了一个在和平时期由一个国家针对多个国家的规模最大的宣传活动。

    "马歇尔计划"的演变

    在所有参与者的记忆中， "马歇尔计划" 的早期阶段(从1948年至1950年6月韩战伊始 )是经济行动和回报的黄金时代。专家们提到，在1947年至1949年间，参加"欧洲复兴计划"的国家的商品和服务    总产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他们宣称，"以1938年为比较基准的综合生产指数至1949年上升为115，而1946年和1947年的综合指数分别为77和87。"农业也得到了恢复，而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的进展则被认为是"不平稳但肯定是令人鼓舞 "的。成员国外贸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它最引入注目的一个特点是出口方向的改变。出口对象不再局限于老牌的欧洲帝国，而是在西欧的"欧洲复兴计划"成员国之间增长最快。历史表明，这是欧洲大陆经济长期的结构性转变，将在几年内增强欧洲政治融合的需要。

    与此同时，参与国关于"欧洲复兴计划"的设想与美国策划者的设想在某些重要方面的显著分歧到1949年底已经显而易见。西欧政府急需"欧洲复兴计划"提供的资金，但它们同时努力想避免永远依赖美国，并在更高层次上希望美国提供援助的条件能够更有助于实现它们自己的政治目的。

    英国费了很大力气抵制"马歇尔计划"关于立即与欧洲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融合的要求，而这是各国接受马歇尔援助必须满足的条件。荷兰人抵制以自由贸易的名义要求他们开始解散其帝国的压力。澳大利亚人直截了当地拒绝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改造澳大利亚的铁路和银行系统。希腊人拒绝采用"欧洲复兴计划" 支持的货币，因为他们认为以黄金为支撑的本国货币是唯一可靠的交换手段。意大利工业界领袖告诉驻罗马代表处说，不管合成纤维有多便宜，意大利妇女都只会选择本国用天然材料缝制的服装。他说，罐装食品可能价格便宜，但人们更喜欢的是意大利的传统烹调；和过去一样，未来小公司和传统手工艺人的手艺对意大利依然非常重要。

    到1950年初，实际经验和广泛的民意调查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显著转变。"马歇尔计划"的策划者不得不认识到，欧洲人往往更倾向于没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国家，而不是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这些策划者因此将重点放在欧美有着相当共识的领域：安全。"马歇尔计划" 的主管人员开始只要求各国平等分享"欧洲复兴计划"的益处，因为他们现在的目标不再是改组欧洲，而是采取挖墙角的手段反击共产党对复兴计划和以福利为基础的社会民主改革思想的攻击。

    韩战的影响

    1950年亚洲事件令人意外和恐惧的突变很快给"马歇尔计划"自身的存在划上了问号。北韩六月入侵韩国，使冷战对抗进一步激化，缩短了该计划实施的时间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内容，马歇尔援助被部份用作让西欧以"共同安全" ("Mutual Security")名义增强军备的手段。国会在1950年和1951年通过的《欧洲复兴计划法案》修正案另外提供4亿美元，本意在于继续说服欧洲雇主和工人"接受美国对生产力的社会和经济功效所作的定义"，而现在则用于帮助西欧在增加消费品生产的同时增加防卫苏联威胁的国防军工生产。各国都应为这一总体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加强北约)，并因此重建自己国家自二次大战以来大大削弱的武装力量。经济合作署工作组很快认定，美国对普遍加强军备的要求和原来的"欧洲复兴计划"目标之间没有冲突，只需要根据新的要求调整现行政策目标。

    在此背景下，"欧洲复兴计划信息项目"的成功实施迅速演变为一场"心理战"，产业和工会被确定为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冷战的关键前沿阵地。正如经济合作署最有影响力的智囊人士、助理署长(后来担任代理署长) 比斯尔(Richard M. Bissell)在美国主要的国际关系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51年4月刊中阐述说，美国能够凭借其经济榜样和消费者经济对欧洲所有地区和社会阶层的    强大吸引力而在欧洲最有效地进行这场战争：

    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电影可以被看作是肤浅和粗糙的文明的两个产物。但美国的机器设备、美国的劳工关系和美国的管理和工程在各地都受到推崇……[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和平革命，这可以将我国某些已经确立和令人向往的特征──从高生产率到 [劳资]集体谈判等──融入欧洲经济体制……这将要求社会态度发生深刻的转变，使之与二十世纪中期协调合拍。

    成果与影响

    最后，各个参与国都成功地完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尔斯和平革命。在经济上，"马歇尔计划" 对希腊、法国、奥地利和荷兰远比对爱尔兰、挪威或比利时更重要。对像意大利等国来说，"马歇尔计划"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大概只限于一年；但另一些国家则连续数年受益。

    每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利用"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经济刺激。丹麦人获得原材料和能源。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如德国占领区人民──最需要的是计划提供的食品。意大利和希腊在重建铁路、道路和电力供应等方面得到的援助带来了最持久的惠益。在法国，工业投资受益最大；在英国，对等基金(Counterpart Fund)几乎全部被用来支付战时所欠的债务和使英镑恢复浮动汇率。

    奥地利和瑞典两国各自认为，它们成功地融入西方阵营始于 "马歇尔计划"。虽然共产党继续在意大利和法国发展，它们至少未能掌权，随着冷战的深化，这些国家继续倾向于西方。也许受益最大的是德国，因为"欧洲复兴计划"所构想和促成的生机勃勃的欧洲一体化运动使这个新的联邦共和国能够日益壮大和受到尊敬，同时使其邻国打消了疑虑。人们所期待的法德关系上的突破确实发生了。无论存在何种冷战的短期需要，没有任何一项政治变化比法德结盟更加突显出与一次大战后的区别。

    回顾起50年前的经历，负责希腊"马歇尔计划"工作的沃伦 (Jim Warren)仍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我们目标明确；我们充满激情；我们拚命工作；我们缜密思考，我们能够规划项目，努力奋进，看到成果。

    在短短的时间里，美国寻求通过在欧洲的积极活动将美国在经济上的成功经验变成在政治上拯救其他国家的良方。当时，心怀感激的欧洲人说，这些美国人给欧洲带来"希望和信心"，使欧洲大陆"恢复了勇气和精力"。

    在欧洲，外来模式和本土模式之间的冲突推动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繁荣。"欧洲复兴计划"引发了连锁反应。1957年签订了《罗马协议》(Treaty of Rome)，根据该协议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虽然该整合新兴欧洲经济的计划远远不如美国规划人员在1949年所要求的那样大胆，但在"马歇尔计划"及其承诺所带来的成果中，没有任何一项比它更加具体实在。这一奠基性档使欧洲开始走上和平的经济融合的道路，该进程到今天仍在继续。

    至于美国人，在一次大战后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蹒跚起步后，他们现在最终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和恢弘的战略。蔚拉•迪恩(Vera Micheles Dean)1950年在《欧洲与美国》(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指出，这一战略"与他们[美国人]作为20世纪最大的债权人、最大的生产商和最大的消费者新担负的责任是一致的。"他们还赋予自身一个新的国家形像，即美国作为一个大国能够成功地在国际舞台上集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导力于一身，每当任何国家摆脱战争和痛苦，向一个崭新、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迈进时，这一形像注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