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内战中取得胜利，对美国产生了极大震撼。在20世纪上半叶，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始的美国决策者，均主张推动中国的强大和繁荣。他们认为中国会成为美国的友邦。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广泛开展慈善活动，例如在中国创办基督教学院，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开了先河。再如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为乡村建设项目和培养中国一流医生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提供了资金。很多美国人认为，自从美国政府向欧洲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Open Door Notes)──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在1899年和1900年受到威胁──美国一直支持中国反抗日本和欧洲列强的事业。而最明显的是，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领导了将中国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斗争。

    美中关系破裂

    但是，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并不友好，与美国人一样对美国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有认识的中国人不多。中国新的领导人毛泽东对美国人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在1946年6月曾下令发动反美运动。他指挥的军队对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进行骚扰。一位美国外交官员在上海遭到警察的殴打。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曾被软禁了一年。而两国关系最糟糕的时候是1950年10月，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试图击退入侵南韩的北韩军队时，中国共产党出兵干预。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在交战中身亡，所有有关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想法因此而消失。

    在此后的20多年里，美国和中国互相将对方视为敌人。虽然两国外交官员偶而在国际会议上碰面，或有时举行大使级会谈，但双方都未曾表示过和解意愿。美国方面继续承认在大陆被打败而在台湾岛上勉强维持的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坚持谴责美帝国主义，并拒绝讨论除终止美国对蒋介石提供援助和保护台湾以外的任何议题。

    在美国，中国的敌意、因冷战而更加恶化的国内反共浪潮以及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展开的游说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决策者在50年代和60年代未能与北京建立联系。确实，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Eisenhower)提出孤立中国是一个错误，但华盛顿仍然利用其影响将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到60年代中期，由于认识到中苏两国分道扬镳，并由于对越南战争的失望而导致反共情绪得到缓和，美国对与中国关系的看法发生了转变。重要的学术界和政府领导人主张采取他们认为是更加现实的政策，即接受北京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寻找与之合作的途径。他们主张奉行"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但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在越南战争的泥沼里陷得太深，而中国人则淹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因此在这一时期两国没有发展新关系。

    紧张关系的缓和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手、1960年竞选总统未果的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共立场和对中国的敌视是众人皆知的。1968年，他当选总统，美中关系缓和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但是尼克松同意国务院高级官员关于中国也许能帮助美国结束越战并帮助美国抗衡日益增长的苏联势力的判断。他认识到，美国公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加上他本人有反共的名声，这使他能够谋求与中国取得和解。尼克松政府开始缓慢而谨慎地、以不给美国安全带来任何威胁的方式发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信号。

    中国首屈一指的外交家周恩来也一直在为同样的目标努力，他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并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转达了这一信息。他逐渐说服怀有疑虑的毛泽东，美国不再对中国构成威胁，而且可能还会有助于北京顶住苏联压力。1971年，两国关系发生了突破性进展。

    在1971年2月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尼克松谈到有必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对话。他提出以不牺牲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席位为前提，让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席位。过去，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承认和支持历来是恢复美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坚持只能有一个中国，两人都不接受华盛顿两个中国 ──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的主张。但在1971年，尼克松和毛泽东均急于想利用对方，因此同意"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的折衷方案。事实上，由于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识到与北京改善关系的战略价值，他们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向毛泽东做出更大的让步。在反苏联的斗争中找到一个伙伴更加重要。

    1971年7月，公众了解到基辛格刚刚秘访中国归来。尼克松宣布，他以美国总统的身份接受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同年8月和9月，美国在名义上支持台北保留其代表权的同时，第一次支持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席位。美国有关保留双重代表权的提案遭遇挫折，此提案因基辛格选择在这个时候前往北京而受到削弱。阿尔巴尼亚有关用北京取代台北的提案轻而易举地获得通过。这是美国经受过的外交失败中痛苦最小的一次。华盛顿向一个中国的政策迈近了一步。

    总统访问

    1972年2月，尼克松飞抵北京，与毛泽东举行了一次私人会晤。世界各地电视观众在看到尼克松观看共产党宣传色彩浓厚的中国芭蕾舞并为之热烈鼓掌时都为之震惊。这确实是焕然一新的尼克松和与中国开始的新关系。

    在尼克松为期一周的访问结束时所发表的美中联合公报表明，使双方走到一起的显然是两国对苏联的抵制。两国有关反对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表态，不言而喻是谋求削弱莫斯科对该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台湾仍然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美国方面表示认识到中国有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的立场，但同时重申他们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对于中国要美国从台湾撤军的要求，尼克松表示确认美国从台湾全部撤军的最终目标，并保证将随着这个地区(越南)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驻军 。同时，他和基辛格谋求减轻北京对日本将取代美国对台湾岛施加影响的忧虑。他进一步向中国领导人保证，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并保证在1972年再次当选总统后采取中国所希望看到的行动。

    根据1954年签订的条约，美国必须保卫台湾。美国企业在台湾的投资达数百亿美元。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民不愿意将台湾这个朋友加盟友丢给共产党。尽管如此，尼克松政府准备废弃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同时希望台湾人民在短期内能够保卫自己，而长期则会找到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方式。

    关系正常化

    1973年，中、美在两国首都互设"联络处"，此等机构除名称外无异于大使馆。但两国关系正常化因水门事件危机而推延，这场危机最终迫使尼克松不光彩地辞职。但是，尼克松的继任者也同样致力于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终于在1979年初实现了这一目标。由基辛格于1971年开始的秘密交换有关苏联活动的军事情报的工作始终没有中断过。

    尼克松向中国敞开大门使冷战时期的力量均势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默契联盟──其矛头针对显然正在日益兴起的苏联势力──缓解了中国人对苏联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同时使美国能够将军事力量集中在欧洲，而苏联则继续在东、西两面受敌，而且这两个敌手现在协力对付莫斯科。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苏联最终垮台和冷战结束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1979年，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前往北京，他在那里重复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8年所讲的话，以再次表明这样一个信念，即一个强大的──并且据信是友好的──中国对美国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