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夫脱就职演说
1909年3月4日
同胞们：
一个人只要像我刚才那样进行过宣誓，就必定感到重任在肩。如其不然，他要么是毫不理解自己将要就任的职位负有何种权力与责任，要么就是对就职誓言所赋予的义务缺乏适当的认识。
只要新政府的主要政策可以预知，就应加以扼要概述，这乃是就职演说的任务。我曾有幸泰列我的杰出前任的顾问，①并因此在他发起的各项改革②中与他携手并进。我决心坚持和实施这些改革，以此作为本届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否则，我就是自欺欺人和轻诺寡信，并且违背我所藉以当选的党纲宣言。那些投资于铁路及从事州际商务的工业企业的大型资本联合体，惯于无法无天和滥用权力，上述改革就是要制止这种状况。我的前任①所采取的步骤，以及由他建议而通过的立法，业已取得巨大成效，普遍遏止了那些引起公众惊恐的种种不良做法，并使所涉及的企业更为遵奉现行的法律。
然而，要使这些改革持久不衰，同时又保证那些克己守法和不断进取的企业免受惊扰，尚须采取进一步的立法和行政举措。前任总统一再敦促解除反托拉斯法对铁路业的某些限制，我也将致力于此。另一方面，本届政府保证实行立法，以确立适当的联邦监督和限制，从而防止拥有和经营州际商务铁路的公司滥发债券和股票。
此外，为了确保有关州际铁路和工业联合体的法律②得到更加迅速而切实的实施，还需要改组司法部③、商务和劳工部所属公司局④以及联邦州际商务委员会⑤，俾使这些机构进行有效的合作。
在今年12月下届国会将要举行的第一次例会上，我希望能够提出具体建议，以便对反托拉斯法和州际商务法加以必要的修改，并对与执行这些法律有关的行政部门做出必要的变动。人们相信，这些拟议中的改革，将使
美国企业在孰可为孰不可为的问题上，找到一个稳定可靠的衡量标准，这对所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改革计划必须规定，进行资本与人力联合的那些方法，只要为追求最高的经济效益所必需，人民就有权利加以利用；同时，对基于合法经济缘由的联合与意在进行垄断和人为操纵物价的联合，还要做出区分。
要使这些变动形诸实际，乃是一项至高无上的创造性工作，每走一步都必须尽量深思熟虑。我认为，将要提出的各项修正案，不仅对于坚持 恰如其分地标有我的前任姓氏的改革①甚为必要，而且对于保护合法的企业同样必不可少。
修订关税乃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为奉守我藉以当选的政纲中提出的诺言，我将要求国会在3月15日召集特别会议③，以便立即考虑一项对《丁利关税法》④加以修改的法案，这一修改应当确保国家享有充分的岁入，同时对税额进行调整，通过对进口产品课征相当于国内外生产成本差额的税额，从而对我国农业、采矿业和工业中的劳工与所有产业部门提供保护；还要采取措施，授权行政部门视情况做出决定，制订较高或最高关税以对付那些其贸易政策迫使我们实行对等歧视的国家。有人认为，《丁利关税法》也是依据类似的保扩性原则而起草的，但自该法制订以来，情况一直在发生变化，因此上面谈到的修订关税措施，将会允许削减某些列举品的税率，而需要提高税率的列举品，即便有也为数不多。
这种修订关税的方案，似乎确凿可信，导致企业界对它抱有很大希望，结果必然阻碍直接受其影响的企业部门的发展，而这些部门又至关重要，于是全国整个经济都不免遭到扰乱。因此，亟需诚心诚意地根据执政党①在大选前许下的诺言，起草一项关税法案，并在经过审议后尽快予以通过。这并不是说，关税问题从长远看比完善反托拉斯立法和州际商务管理的改革更为重要，而是因为既已决定修订关税，就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避免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确保关税法案尽快获得通过，在国会特别会议上不再提出其他法案，当属明智之举。我斗胆所言仅仅是一个建议而已，因为国会在总统的要求下，究竟采取何种行动，完全由它自己做出决定。
制订一项关税法案的首要动机在于税收，藉以保障国家的收入。主要是由于继1907年金融恐慌之后出现经济萧条，②国家得自关税和其他来源的岁入已大为下降，导致目前这一财政年度的支出将比收入超出一亿美元。这一赤字绝对不能持续下去，因而关税法案的制订者们，当然必须注意关税法可能一共带来多大的收入，并据此厘定税额以确保收入充足。倘若进口税无法达到这一目标，则须课征新税。我提议将累进遗产税③列入其中。这一税收在原则上乃是正确的，而征收起来也较为确定和便利。
政府需要开支以维持其运转，而负责此事的人则应尽可能节俭，以尽量减轻税收负担。这一点乃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应当在每次宣布政府的政策时加以确认。当我们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之时，尤应如此。但是，如果一味追求公众的赞同，导致削减政府有效运转和实现其基本目标真正所需的开支，其结果就如同将政府资金浪费在不必要的开支上一样，应当受到谴责。一个现代政府能够和应当为人民做些什么的范畴业已拓宽，远远超出了古老的“自由放任”学派①政论家们所确定的原则，而且这一拓展亦已获得公众首肯。
在农业部，应当继续进行大规模科学实验，传播从中获取的信息，以推动整个农业的改良。
对大铁路公司和工业联合体的经济活动实行监督，对不法经营手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处罚，这是政府必须担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这种任务在半个世纪以前是不存在的。
实施旨在保护我国资源的法律②，包括拯救和恢复我国的森林资源，大力改进水路这些极为重要的工作，只要它们属于联邦权限之内，那就都是政府的应尽之责。如果要适当履行这些职责，便不免需要大量资金。虽然其中有一些工程，例如不毛之地的垦殖，其效益可以补偿投入的资金，但其他工程只有间接效益，因而不能指望做到这一点。像巴拿马运河③这类永久性的改良工程，应当作为一项特殊的事业对待，其资金应当用发行债券的办法来支付；发行债券将把所需费用在我们这一辈人及子孙后代之间进行分摊，因为他们同样可以享有这类工程带来的裨益。像俄亥俄河④和密西西比河①这样的大河水系河道的疏浚与控制，一旦其具体可行的方案得到批准并决定实施以后，是否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筹集资金，最好提请国会进行认真审议。
此外，如果我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保持适当的地位，要运用其适当的影响捍卫自己的贸易利益，要坚持美国反对欧洲君主国在西半球进行殖民的传统政策，并且增进和平和国际道义，那就还有一些政府开支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这里所指的乃是在美国本土及属地②维持一支足够的陆、海军和合适的防御工事所需的费用。
我们应当拥有一支组织严明、指挥有方的陆军，在危急时期能够与民兵协作，并根据适当的国民志愿兵役法规，迅速扩充为一支足以抵抗一切可能发生的外来入侵的军队；如果出于维护以门罗总统③姓氏命名的我国传统政策④的需要，还应能够派出一支像样的远征军。
我们的防御工事尚待全面完善，驻防人员也远为不够。不论怎样，在近几年内，用于我国本土和属地海防的正常年度拨款，将使这些工事足以抵御一切直接进攻；届时我们或许可以指望那里的驻防人员得到必要的补充。我国海岸与欧洲和亚洲相距遥远，这当然使借助一支庞大常备军加以保卫的必要性得以减轻；但我们不能因此放松起码的警惕。我们应当拥有一支陆军，其规模和建制足以使它成为一个核心，可以在此基础上迅速扩充为一支合适的军队。
上面有关陆军的说法，或许更加适合海军方面的情况。一支现代海军是不可能临时拼凑起来的。我们必须建设并且保持一支海军，一旦出现紧急事态，它就能派上用场并且投入战斗。我的杰出前任在众多演说和咨文中剑切陈词，说明维持一支与我国的海岸线、政府财力和对外贸易相称的强大海军确属必要。我想在此重申他所提出的赞成保持一支强大海军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是：海军乃是我们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最佳保障，是使我们的权利主张得到尊重、捍卫我们的利益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我们的影响的最佳保障。
我们的国际政策向来以促进和平为宗旨。我们参加任何战争时都要充分认识到，战争不论胜败总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所以我们理当采取符合我国荣誉和最高国家利益的一切办法，以避免诉诸武力。我们拥护各种调停手段，诸如海牙国际仲裁法庭①和旨在适用于所有国际争端的仲裁条约，以维护和平和避免战争。但是，世界各国如今都在武装备战，②因而我们自己也必须进入同样状态，以防止其他国家利用我们不能采取有力手段来维护自己利益和申明自己的权利的弱点，乘机从中渔利。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无异于对现状熟视无睹，听任自己变成愚蠢的理想主义者。在东亚因“门户开放”③问题和其他事件而可能引起的国际争端中，美国能够保证自己的利益完整无损，并使自己的公正要求受到尊重。但是，如果仅凭口头抗议和外交文书来支撑自己的权利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就无力做到这一点。出于这些缘故，陆、海军和海防所需的费用应永远被视为联邦政府必须承担的开支，不能仅以蹲节为由而加以削减。我们的政府能够负担维持一支适当陆、海军的开支。拥有这样一支军队，对共和国和自由体制并不会产生任何威胁，不应因为害怕额外征税而改变这方面的正当政策。
美国在西班牙战争①中及其后所奉行的政策，使它在世界各国当中得享前所未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发挥这种影响，使我 国善良的公民，不论是土生土长者还是归化入籍者，都能在外国作为美国公民受到尊重。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保证任何愿意暂时侨居国外的我国公民，不会因为种族或宗教的缘故而受到侮辱性的、不光彩的限制。
亚洲移民难以与我国人民相融合，关于他们的入境问题，我们或已在条约和法规中加以禁止，或已通过外交谈判而制订了严格的行政管理规章。②我衷心希望，在不造成不必要摩擦的条件下，通过自尊自重的政府之间的相互让步，继续把这类移民可能引起的危害降低到最小限度。同时，对于根据条约有权在美国从事合法经济活动的外国人，不论他们来自何方，均可享受法律保护，不得遭受非法攻击或伤害；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防止我国人民中间爆发针对他们的强烈种族情绪，一旦发生，则应严惩不贷。
这使我想到，目前联邦司法中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应当立即加以革除。我们既已通过条约向其他国家做出了承诺，向那些经我们允许而进入我国管辖范围内的外国巨民或公民提供法律保护，可是现在我们却把履行这一国际义务的职责交给了某州或某市，而没有处于联邦控制之下。①我们通过适当的立法，可以并且应当把在联邦政府各法院②对这类外国侨民履行条约权利的手段，赋予联邦行政部门。我们业已做出了保护外侨的承诺，如果继而又以履行这一承诺的职责属于某州或某市而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作为托词，来为未能践约进行辩白，这就会使我们的政府处于卑怯无能的境地。我们一旦许下诺言，就必须奉守不渝。我们决不容许因为某个州或某个市政府的地方偏见而导致可能发生的不公正现象，从而使我们面临战争危险；这种战争或可避免，只要国会制定适当的立法以确认联邦对这一事务的司法权限，并按照总统颁布的适当程序在联邦政府各法院予以贯彻执行。
本届政府将要进行的另一项改革，乃是对我们的货币和银行法令加以变更，以便使用于贸易的各类通货更具弹性，并防止由法律的限制而导致某种金融恐慌的加剧。③最近任命组成的货币委员会④，正在充分考察金融现状和审议已提出的各项补救措施，无疑将会提出一个能够满足经济和公众利益要求的方案。
有一些人认为新制度的唯一目的应该是确保银行资本获取巨额利润，另一些人则只想一味扩大通货，而对及时偿还或最终保障的措施很少顾及；我们但愿货币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将不会体现这些狭隘的观点。在人们议论的所有经济问题中，当数这个问题最为错综复杂，也最易引起意见分歧和出现武断言论。该委员会在研究经济与货币的相互影响时，业已十分明智地把考察范围推及欧洲的银行货币手段。他们从在国外找到的专家那里获得了知识，这无疑将证明有助于解决他们正在处理的难题。
即将开幕的国会应当立即履行共和党政纲的诺言，通过一项适当的邮政储蓄银行法案①。这样做并非欠缺明智或者过于照顾哪一方。由政府进行偿付的承诺，将会吸引私人企业无法提供的存款，而且这种存款利率较低，又不会拉走现有银行的储户。这将实实在在地增加可用于投资的基金，为效益良好的企业提供资本。这也会提供绝对可靠安全的保障，使拟议中的政府保护储蓄的方案显得非常诱人，不会产生什么有害的后果。
我衷心希望，即将召开的国会将会责无旁贷地注意到，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及采用一切可行措施对它加以鼓励，都是至为重要的。对于在东亚、菲律宾和南美洲扩大这种贸易的可能性，大凡关心此事的人都是了然于心的。我国与菲律宾之间进行自由贸易的直接效应，将在棉花、农业机械和其他制造业产品的销售上得到鲜明体现。在北美和南美之间建立直达汽轮航线甚为必要，我的前任以及鲁特先生②在对南美进行引人注目的访间前后，均已提请国会关注此事。我衷心希望国会经过劝说能够认识到，利用邮政补贴设立这一航线的尝试，实属明智之举。
在使欧洲市场解除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限制和歧视中，农业部、商务与劳工部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点是广为人知的。借助于即将通过的关税法所规定的最高和最低税额，但愿能够有效地解除许多这类限制。
巴拿马运河将对于我国东部和远西部①之间的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将极大地增进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的运输便利，并且很可能使大宗商品横贯大陆的运费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鉴于南美东海岸的一些重要港口可以凭借铁路与西部沿海相沟通，该运河对促进美国东海岸与南美西海岸之间的贸易，也将确有裨益。
修凿运河的工程正取得令人极为满意的进展。国会在对顾问委员会提出的相互冲突的多数派报告和少数派报告进行了充分审议之后，并根据陆军部长和总统就这两个报告提出的建议，决定采用船闸式运河。②可是，最近有人提出，巴拿马地峡发生了新的情况，与提出报告和确定方案之时相比，船闸式运河已不及原来那样切实可行；于是我们派出了一个由资深工程师组成的委员会，到当地考察在船闸式运河中居于关键地位的加顿水坝和水闸。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新近披露的证据在性质上并没发生什么问题，足以改变最初讨论时形成的意见。在哥萨尔斯③上校及其下属的陆军工程师们卓有成效的组织之下，运河的建设将继续进行，即便不能在本届政府期间竣工，到下届政府初期也将大功告成。
我们必须建成某种类型的运河。既已选定船闸式运河，我们就要全体支持将它尽快建成。因此，对于那些经我们授权在巴拿马地峡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我们决不能背后拆台，而应给予大力支持。就本届政府而言，我想要说的是，建议奉献一切可以奉献的力量，在我的领导之下，推动这一工作按既定计划进行，并且支持那些正在忠心耿耿、勤勉努力地工作的人们，以期早日完成这项现代最宏伟的建设工程。
在我们的属地波多黎各和菲律宾，①政府的运转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顺利进行。波多黎各的繁荣持久不衰。菲律宾的经济状况尚不尽人 意，但是，随着新关税的通过，美国得与菲律宾群岛进行自由贸易，加上对蔗搪和烟草做出限制以使国内这些行业生产的利益免受损害，我们可以指望菲律宾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我们与这些岛屿之间的互利贸易将得到发展。同时，我们在这两个属地的政府正在坚持公民自由的传统，其民治程度亦可望在美国的监护下获得提高。我们在这两个属地所开展的工作，有助于扩大我国的声望。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增强南部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业已产生的好感。我的主要目的并非促成南部诸州选举投票局面②的变化，那种考虑当在其次。我所期望的是，在整个南部对各种政见及其宣传的宽容度能有所增强，在各州都存在正当的政治反对派；并且希望南部全体人民都日益强烈地感到联邦政府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联邦在他们州内的官员就是他们自己的官员。
然而，倘若不提及黑色人种，不提及他们的现状和进步，对这一问题的考虑就不会是完整和充分的。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使他们获得了自由；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了适当的法律程序，使他们的财产受到了保护，并得享追求幸福的权利；第十五条修正案则试图保证他们不会因为是黑人而被剥夺选举权。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己得到普遍执行，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第十五条修正案虽然过去未能广泛遵守，但它应当得到遵守。现今南部立法的趋向，应当朝着制订与该修正案相符的选举资格法的方向迈进。当然，单纯采纳一项宪政法令，仅是朝这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法律还要公允正当地加以执行。这两者迟早总会实现。依据宪政法令，那些未受过教育或者不具备公认为正当选民所必需的其他资格的黑人和白人不得参加投票，这样就可以防止愚昧无知和不负责任的人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点乃是众所周知的。控制无知选民的危险也就因此得以摆脱。由于这一变化，南部许多白人公民对黑人福利的兴趣已有所增强。有色人种除了寄希望于他们从南部白人邻居那里得到的帮助、安慰和同情之外，更要依赖自身的勤奋工作、自我节制、俭朴蹲节和事业成功所产生的结果。
那些同情黑人进行必要的斗争以争取较好境况的北方人，曾一度致力于给予黑人选举权作为保护，运用它来对抗南部盛行的仇视黑人的情绪。这场运动已告失败。①但是，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以及验证各州具体规定选民资格的法规是否符合这一修正案的权利，均得以保留。这对黑人是个极大的保护。它永远不会被废除，而且也不应该被废除。如果它当时未能获得通过，现在要采用就殊为不易。但它既已成为我们的基本法，南部立法的方针就必须而且将会对它加以遵守。只要各州的法规通过该修正案的检验，并且在其他方面也不违背美国宪法和各项法律，联邦政府就无意、也无权干预南部诸州对其内部事务的管理。南部一些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和富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均以空前的热情支持黑人职业教育，鼓励这个种族把自己造就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只要查一查统计数字就能看出，自废除奴隶制度以来的五十年间①，黑人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使我们有充分理由期望，在今后二十五年中，他们作为社会的生产者，不论是农民、工人，还是从事其他职业，其境况将会获得更大的改善。
黑人现在成了美国人。很多年以前，他们的祖先被迫来到这里，这里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祖国，美国国旗乃是他们唯一的旗帜。他们已表示自己渴望与这个国家生死与共。他们碰到了敌视他们的种族情绪，从这种种族的情绪中产生的残酷的不公行径，经常使他们遭受痛苦，因而我们或许会对他们正在进行的斗争②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我们肩负神圣义务，竭尽所能使他们前进的道路尽可能平坦顺利。承认他们当中存在杰出之士，并从中选择任何人担任公职，都是对他们的进步所做的正当鼓励和赞赏；只要合适的时机允许，就要执行这一公正的政策。
但是，一个社会既然存在如此普遍而强烈的种族情绪，如果任命某一种族的成员担任地方公职，这种种族情绪就会使获得任命的人很难顺利地处理当地政府事务。用这种方法鼓励这个种族所带来的裨益，能否抵销这一任命可能引起的种族情绪的复活和增强，不能不令人心存疑虑。因此，总统在以任命公职作为对黑人种族表示重视之时，必须慎重行事，不要使黑人因此未获寸利而反受其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可助长那种纯粹假借种族情绪而达到个人政治目的的做法。
我本人毫无种族偏见和种族情绪，但我知道这确实存在，于是对那些不得不忍受这种偏见与情绪或深受其害的人们，不由得从内心唤起更深切的同情，因而我对那种可能增强种族偏见与种族情绪的做法是否明智深表怀疑。同时，如果不去人为地加以阻挠，南部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好感将会不断成长，而且越来越多的白人会逐渐意识到，黑人在经济和智性上的进步，对南部的未来大有补益。对于这一种族中那些富有知识和境况甚佳的成员，人们将会默许他们行使政治权利，只有黑人和白人中间那些愚昧无知和不负责任的人，才会被被夺投票的权利。
还有一个问题我需要提及。这个问题在大选期间曾引起很大争议，①现在至少也要附带提一下。我的杰出前任一直颇为关注劳工事务，对他们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表示了最诚挚的同情。在他的要求下，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②规定从事州际运输业的雇主对其雇员的因工致伤负有责任，废除了雇主与雇员互为伙伴的通则，也废除了习惯法中关于雇员因自己疏忽致伤而与雇主无涉的通则，代之以所谓“相对过失”的通则③。国会还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政府雇员在受雇期间因上司的疏忽而致伤者，可以获得赔偿。国会还为哥伦比亚特区④制定了一项模范童工法⑤。在前几届政府任内，已经通过了关于州际商务铁路劳资仲裁的法律，通过了几项要求在州际铁路使用安全设施以保障其雇员生命和肢体安全的法律。即将休会的国会也通过了类似的补充立法。
我想说的是，只要力所能及，我愿意推动制订新的这种性质的法令。我深信政府应当对其雇员的因工致伤承担责任，与联邦法律所要求的州际铁路公司对其雇员负有责任完全一样。能够减少铁路雇员生命和肢体损失的任何新的合理安全设施，无论何时发明出来，我都将乐于敦促国会要求州际铁路予以采用。
此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劳工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引起甚为激烈的讨论。那就是有关联邦法院在工业纠纷中发布司法禁令的权力问题。①我对这一问题已有确定的看法。法院在劳工纠纷中发布司法禁令的权力，如果能被取消便加以取消，那就会在劳工中创造出一个特权阶层②，他们当中那些违法分子就会态意妄为，得以摆脱这项保护所有人的产业不受非法侵害的极端必要的补救措施的约束。有人认为企业不是一种可由衡平法禁令加以保护的财产或金钱权利，这种看法根本没有先例可循，也毫无道理可言。这种见解通常与企图使间接抵制③合法化的主张联袂而行。这样一种看法与美国制度的根本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在我看来，如果让美国人民表态，也根本不会得到支持。这种间接抵制乃是暴虐的工具，绝对不能使之合法化。
事先不加通知便轻率地发布临时禁令，导致这种办法屡屡遭到滥用。为了纠正这种弊病，我当选时提出的政纲建议制订法令，规定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发布临时禁令。制订一项法令以使最佳的现代做法具体化，并且提醒法院对这一问题加以密切注意，从而在将来杜绝滥用这一法律手续的现象，这乃是可能而且理所应当的事情。据我了解，美国人民强烈要求维护法院的权威，反对变更法律程序，以免法院的权力遭到削弱，无畏而有效的司法管理受到干扰。
以上对我任内可能重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做了这样一些评论，并简要说明了我在向国会提出建议和作为总统采取行动时所准备保持的立场。在此我恳请各位同胞对我给与体谅、同情和支持，祈求全能的上帝佑助我履行我的各项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