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汉密尔顿学院列入等待名单上后，阿曼达•沃尔夫鲍尔向学校寄了封邮件和一份视频。


联合学院的安•弗莱明•布朗女士说，有些被列入候补名单的学生在希望给学校留下印像这方面做得太过了，他们的家长也是如此。

　　收到纽约州克林顿镇汉密尔顿学院的录取结果以后，高中毕业班学生阿曼达•沃尔夫鲍尔在她的推特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被大学列入候补录取名单怎么办？好挫败比被拒更惨。”
　　但是只过了几分钟，她的情绪就从沮丧变为坚韧：“好吧，那就请汉密尔顿学院招生办等着看好了，我是铁了心要进去的！”
　　自那开始，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卡佛市的沃尔夫鲍尔小姐就开始向汉密尔顿学院招生办连续去信，表达“自己想去贵校就读的强烈兴趣，以及为什么汉密尔顿一直以来都是我择校的首选”；此外，她还寄去了“很多我在高中阶段完成的项目”，其中一个还在全州范围的竞赛中获了奖；就在上周，她又和小伙伴们开始拍摄一段视频，并即将邀请老师出镜，“基本上就是向他们展示我有多牛，介绍我有哪些优点，以及为什么汉密尔顿应该录取我。”
　　那么，她会不会担心自己做得太过头？“其实我更担心自己还做得不够，”沃尔夫鲍尔小姐说。
　　的确，考虑到其他候补名单上的学生还会向他们的心仪学校狂轰滥炸般寄送烘焙点心、家庭合影、描绘校园地标的手工作品，以及市政或宗教领导人开出的证明材料，沃尔夫鲍尔小姐的做法似乎的确不能被称为过火；而在各大高校招生办在过去几个月里受到的“诱惑”当中，这还只是九牛一毛。对大多数渴望入读心仪学校的人来说，4月1日那天的邮件可以结束他们长达数月的等待与煎熬，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却无缘这种解脱，反而会感受自己的焦灼更上层楼，因为他们既没有已被录取的欣慰，也没有直接被拒的干脆，而是成了夹在当中的“待定”者，抱着“有可能”会被录取的微薄几率，却豪无确凿的把握，甚至没有可供参考的进度表。
　　通常，各个大学还会让这些进入候补名单的学生给出回复，表明他们是愿意继续等待，还是愿意直接从名单上移除，不予考虑。
　　“我们鼓励那些没能直接入选但是仍对哥伦比亚大学感兴趣的学生给我们发来一封简信，确认他们的确仍有兴趣，并向我们通告一些他们在毕业班的新动向，”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招生处负责人杰西卡•玛丽娜乔说，“但我们同时也请他们不要再寄送更多的推荐信或是补充材料了。”
　　即便如此，面对高企的风险和并不透明的进程，很多学生还是抑制不住地想要表达更多。
　　在大学招生处的官员看来，学生和学校间的互动就像男女交往：憧憬满满的学生努力想表达自己的热情，但又不想表现得过于飢渴，大学则努力分辨这些学生有没有暗地里同时在“追求”其他的机构。“去年，有一个女生每天都给我写信，电邮和书信都有，还发动校友写推荐信给我；我们知道她比任何人都更想来我们学校，”汉密尔顿学院的招生处负责人莫妮卡•英泽尔回忆说。
　　所以，当那一年的新生班终于有三个名额空了出来，英泽尔女士第一个通知的就是她，但是这位原本殷切的小姐却在电话里说：“呃，我打算去另一所学校了。”
　　另一位大学招生负责人——美国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联合学院的安•弗莱明•布朗女士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个学生热情地告诉她，联合学院是她的首选——或者说，是在她被自己真正的首选鲍登学院拒绝以后成为的“首选”。在布朗女士和同事看来，这无疑是近年来候补申请人搬起石头砸中自己脚的众多事例中的一个。他们羞辱了大学的辨别力和品味，贬损了已经通过的同学，甚至还威胁要找招生人员的上司，或是直接找上门来要求面试，这都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当然，那些带着露营帐篷打算打持久战的就更不用说了。
　　联合学院的安•弗莱明•布朗女士说，有些被列入候补名单的学生在希望给学校留下印像这方面做得太过了，他们的家长也是如此。
　　除了学生，家长方面也同样可能出问题，譬如布朗女士就遇到过一个“每隔三天就给我写信的母亲，我都怀疑她们对这事儿是不是设有定时器”；“还有一位学生家长打来电话向我吼说：‘我不敢相信你们会这么做！这简直太糟糕了！’过了十分钟，他又打来电话说：‘很对不起。’然后过一会儿又打来说：‘我知道我惹你生气了，我表现得完全就是个讨厌鬼。’”
　　所以为了减少这种事件，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招生办主任大卫•博勒斯表示：“我们在向申请人交代的信息里有非常明确的说明，哪些举动对申请是有帮助的，哪些则无益，而且我们也明确表示：假如你做出一些不受欢迎的动作，那么我们肯定会被惹毛。”所以说到底，到底什么方式才管用？大体来说，最管用的就是有理有据又有节的沟通。
　　“大多数学生会写‘爱你爱你爱你’，”耶鲁大学前任招生处副主任、现纽约市私人教育顾问迈克尔•莫托先生透露，“但是即便这些留言让人感觉受用又有趣，还是不要忘了，大学毕竟是学术机构。”
　　迈克尔和其他人都同意，那些在申请信中表达出对学校的学术造诣有浓厚兴趣的人更容易被录取。（当迈克尔在耶鲁大学任职期间，还曾收到过一包饼干，是一个候补学生寄来的礼物，那些饼干别出心裁地拼出了迈克尔和耶鲁大学的名字——这招还是不管用。）
　　不管学生使出什么招数，各个大学在秋季开学前会空出多少录取名额仍然是无法预测的。眼下，大学们也正在统计申请成功的学生里有多少人打算入学，不过即便这个数字被统计出来也只是暂时的，因为一些原本决定入学的学生可能又接到他们更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这样一来就在他们的次选学校里留了一个空缺给候补名单上的学生。
　　在位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美国三一学院，每年都有数百名学生被列入入候补名单；去年，这个名单上有30来位终被录取，前年一个也没有，再往前一年又补录了一百多个。现在，汉密尔顿学院——也就是沃尔夫鲍尔小姐力争入读的大学还没有任何补录安排，不过这在未来几个月里可能随时发生改变。
　　鉴于这样的不确定性，英泽尔女士表示：“我建议那些拿到候补通知的家庭不妨将其视为一张彩票，假如你真的中了大奖，那当然最好不过，但是也不要对它寄予太多希望。”
　　此外，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那就是有些家庭会试图用钱来买通他们的录取之路。在英泽尔女士曾经就职的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巴布森学院，就有家长甚至直接掏出支票簿问：“你们要多少钱才肯录取？”
　　在莫托先生看来，现在顶级学术机构的社会捐款已高达九位数，所以这些问题实在是自取其辱。“每个家长都声称他们认识的某个人就是通过捐赠才让小孩摆脱了候补的名单，得偿入选，”莫托先生说。“有这种事情吗？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大多数情况只是谣传。”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转而用其他的方式“捐款”，譬如当莫托先生还在耶鲁大学任职时，“有些学生家长会打电话过来表示，假如我让他们的孩子入学，可以每周帮我买两盒披萨，直到买够一年。”（可惜的是，那一年的耶鲁大学候补名单上一个都没录取。）
　　不过要论及这些“捐赠”的奇怪程度，联合学院的布朗女士在上个月遇到的可谓力压群雄：一位候补名单上的学生家长向她表示，愿意帮她“免费做一次肩转轴肌手术或是腕管手术”，由她任选；“我说，不好意思，我可能两个都不需要，但是他说：你早晚是会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