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虽然在选择案例上受到限制，但对如何做成判决，则限制少了许多。

    每个案例的判决结果受几个因素影响，包括每个大法官个人的意见，他们对前任大法官对某个问题的解释，可以赞同也可以不赞同。

    不过不管个人的意见如何，一旦他们决定受理某个案子，就必须共同做成最后的判决。若订有日期进行口头辩论，则两造仅各有三十分钟的辩护时间。 每次审理案件，九位大法官中至少要有六位出席。

    听完当天所有的辩论后，只有九位大法官齐聚一堂讨论案例。首席大法官先说明案情并表达个人意见。他发言完毕后，接着由其他八位大法官依年资的先后次序发言。除大法官个人做的私人笔记外，这些集会不保留正式记录， 每位大法官发言时，可对案子本身发表意见，也可设法说服与他意见相左的 同僚，或是因本身无法决定而征询更多的信息。

    当首席大法官认为勿需再继续讨论时，就请大法官们投票表决。投票次序与发言次序相同，由首席大法官先投第一票。

    投票完毕，接着指派判决文起草人。若首席大法官的意见属多数，则他可指定意见相同的大法官中的一人来写，或是自己写。若首席大法官的意见属少数，则由占多数的大法官中最资深者来指派。若他愿意可以自己写，也可指 定多数中的另一位大法官来写。

    判决文起草后，主笔的大法官将它送交其他大法官传阅。其他人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补充，彼此的主张往往可能完全相反。在起草判决文时，大法官们也有改变立场的情形，或是由少数转向多数，或是由多数转向少数。

    虽然最后的判决文仅由一位大法官撰写，任何其他大法官均可自由撰写个人对某一案例的意见。最后的判决文必须有至少五位大法官的认可，始得正式 发布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文。

    目前最高法院分为两派，这并不表示他们的判决意见从无交集，而是两派依 不同的看法而决定其所得出的意见。

    史帝文斯（John Paul Stevens）、苏特（David Souter）、金斯博格（Ruth Bader Ginsberg，两位女性大法官之一）与布瑞尔（Stephen Breyer，最资浅 的大法官）被视为最高法院现代自由派大法官。借用某位学者的话，他们“是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革命的后继者”，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社会景观”需处于不断改变的状态。

    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史卡理亚（Antonin Scalia）、 甘乃第（Anthony Kennedy）、奥康诺（Sandra Day O'Connor，另一位女性大 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目前的唯一非裔大法官）被视为现代保守派大法官。这五人是“费城（制宪）会议的后继者”，因为他们以制宪代 表们制定宪法时的原始用意为依据。

    保守派大法官虽占多数，其中却有两人有“摇摆群”之称。奥康诺与甘乃第两位大法官常不分界限，或与保守派或与自由派结合形成多数。

同时，托马斯大法官以其娴熟的法学素养，不仅是对解释宪法，更有个人对制宪代表原始用意的研究心得与认识，使他能够说服其他大法官接受他的观点，而成为最高法院的一位主导人物。

    虽有个人的意见，但最高法院的判决始终基于一个历史先例：司法审查。

    不但是最高法院，整个美国司法制度都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特点，即宪法中从未谈到司法审查。但司法审查被视为不成文的规定，它允许法院对其认为违反宪法含意或解释之“立法或行政行动宣示无效并藉此将其废止”。

    司法审查这个观念首次受到挑战，是在最高法院最早也最有名的案例之一： 一八０三年的“马伯利对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案。当时马伯利（William Marbury）由即将卸任的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任命为治安法官，但因亚当斯与新上任的总统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不和，马伯利从未收到委任状。马伯利请最高法院发出“执行令”，强迫政府官员即使不 同意执行的结果也要执行其职务。

    最高法院以一致表决通过的判决，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其判决文中，为最高法院未来的权威奠定基础，他指出政府司法部门有责任 “说明法律的含意...。这是司法责任的基本要义。”一七八九年的司法法虽 允许最高法院发出执行令在先，但大法官们却认为此举违宪。

    由此，马伯利对麦迪逊案确立了最高法院以及美国所有其他法院的使命。虽然此案确定了大法官不能修改法律或宪法，只能加以解释，这个司法审查的前提却赋予最高法院更大更多的权力。

    在此情况下，最高法院这些年来陆续因其某些解释而遭批评。例如在早期， 最高法院偏好中央化干预式的联邦制政府。但自一八六０年以迄今日，最高法院多半时间是审查各州如何对待其州民，这一点令很多人不满。

    有人觉得，既然最高法院是个自治的机构，就应实行“司法节制”，即在解释由民选机关通过的法律时应更为宽容。

    多年来，最高法院对其身为美国最高司法裁判机构的职责，曾采取各种不同 的态度。虽然有人可能不同意某个裁决，但最高法院从未受到个别的挑战。若最高法院对某联邦法律或宪法内涵做出不得民心的判决，唯一的反制方式 就是由国会制定新的法律或修宪。大致来说，这正是当年制宪代表所希望的：一个三权制衡的制度，不许立法、行政、司法任一政府部门的地位高于其他 部门。

    正是在这种安排下，最高法院享有最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