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球经济在扩展，但劳工以及代表劳工的政府对贸易的忧虑也在增加。大多数因工作场所变化而导致的失业可归因于技术进步，但进口增加却日益成为众矢之的。保护主义是错误的应对方式。人们建议政府采取更好的办法，消除工人的忧虑。

    戴维•费尔德曼（David H. Feldman）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Williamsburg, Virginia）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经济学教授。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呼吁国际社会为濒临绝境的多哈回合谈判注入新活力，因为他担心谈判失败将导致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险象环生。真正的困难远超出多哈回合谈判的具体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即全球经济一体化产生社会收益这一观念日益具有争议性。结果是，许多国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歧视性的、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此作为权变政策的工具。

    反倾销行动，用临时关税及配额应对进口激增，生产补贴，以及扭曲贸易的法规等，这些做法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是不难理解的。除非经济增长能够制造大量机会而让其他行业迅速吸收劳动力，否则，任何贸易让步或经济振荡，或两者兼而有之，势必会导致进口竞争行业的明显损失，对技术经验与其从事的工作紧密相联的劳工来说尤其如此。故上述政策可以用来维持现状。

    经济体中任何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部门出现快速萎缩，都难免有政治后果。但是，在全球经济增长强劲有力的时代，人们对于开放的全球市场以及多边规则却信心大减，令人颇感意外。谜语的答案是日新月异的技术变迁。

    技术变迁与就业恐慌

    在过去60年中，我们目睹制造业领域发生了节省人力的重大技术变化。自1950年以来，就高度发达经济体而言，制造业领域的生产力平均每年增长3到5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制造业领域的就业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萎缩。这导致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下降，而服务行业的就业比重则相应提升。

    与此同时，全球交通成本降低，促使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最近，服务业的外包导致许多国家的公司调整经营结构。

    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城市扩张，以及传统农业及小规模家庭手工业让位于全球市场的细密分工，从而经历着同样迅速的结构变迁。

    所有这些振荡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感受到国际竞争的现实或潜在威胁，而这种看法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皆属常见。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担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将成为始作俑者，导致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欧洲的高失业率。然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则认为，上述现象可能是因为对非技术劳力的国内需求在不断下降，而这很可能是向技术劳力倾斜的技术变迁并所造成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可能对劳动力市场变迁的时机产生些微影响，但这些变迁无论如何都会发生。

    然而，因缺乏就业保障而产生的公众忧虑则集中在贸易自由化上，这大概可归因于在那些面临激烈进口竞争的行业，就业机会流失所造成的损失往往很大。但是，各国政府不应该以下述方式应对这种不安全感，即放弃与世界市场保持开放交流的原则承诺，或倚重行政保护及优惠特定国内公司或经济部门的政策。

    保护主义解决方案存在的问题

    在各个国家内，重大竞争均非发生在国内公司与外国竞争者之间，而发生在国内公司之间，为了争夺国内稀缺的劳动力与资本。贸易壁垒与国内补贴可能会提高产出，增加就业，并提高国内某些企业的利润，但是，这势必以损害未受补贴保护之优惠的其他国内公司为代价。如果享受优惠待遇的行业的利润来自于国内的高价格而非高生产力，那么，这个利润就代表着该国其他人的收入损失。国民总收入并没有增加。

    这些政策制造一种对立，一方面是国内消费者和使用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公司，一方面是与进口产品相竞争且与政界关系密切的生产商。正因为保护政策常常不透明，且制定过程深藏不露，所以它导致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规模日益扩张。这种不事社会生产却追求巨额利润的现象往往导致社会收入的重新分配，劫贫济富，并将稀缺资源从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部门分散转移。

    贸易开放具有一个优势，即与被利益集团的压力所扭曲的价格相比，世界市场的价格一般会更准确地反映稀缺状况。世界市场的价格能更有力地激励国内消费者与公司有效运用资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收入的价值。在更为开放的经济体中，公司与消费者通常享有更多优质产品的选择，而如果技术体现于进口投入品以及外国投资，那么技术推广的速度就会更为迅捷。

    贸易开放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减少高度集中的国内产业在该国的市场力量。开放是行之有效的鼓励竞争的政策，对小规模的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那里的许多行业不过是一两家大公司。

    最佳应对方式

    在公共部门相对发达的国家，劳工对就业保障的忧虑可通过一系列有的放矢的项目来消除。某些老办法可以使心存疑虑的立法者更容易接受贸易协议，如增加贸易转型援助（TAA），该基金专用于重新培训因贸易而失业的劳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贸易转型援助的行政程序十分复杂，有时不能惠及饱受贸易冲击且最需要帮助的劳工。那些旨在使贸易自由化重新焕发活力的项目必须做到直接消除造成职工担忧的根源，并争取惠及更多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洛丽•克莱策（Lori Kletzer）与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李顿（Robert Litan）为彼得森研究所撰写了一份政策论文，呼吁为所有失业工人建立新的安全保障网络。该建议的两个支柱是，为符合条件的再就业职工提供工资保险与医疗保健补贴。虽然他们的论点直接针对美国的状况，但是他们提出的观念，即以提供社会保险来消除失业的后顾之忧，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现行失业保险不能消除人们对再就业的工资损失的恐惧，此外，应该在再就业时才支付保险福利，这将有助于缩短失业时间，加速在工作岗位上发展新技能。

    另一个办法是扩大再培训的税收优惠。为此，公司可以将合乎要求的职工培训项目的费用分若干年承担，而个人可以从符合要求的教育项目支出中获得减税及退税。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管涉能力十分有限，显而易见，政府也有比工业政策与贸易管理更重要的优先任务。其中一个优先任务是建立健全的财政体制，保障税法明确并由独立公正的司法部门执行，从而做到税收有效及公正。此外，扩大税基可以使政府增加税收，同时降低导致逃税与政府腐败的高税率——包括高进口税与高所得税。

    健全的税收岁入基础，将使发展中国家政府有能力从事许多非他莫属的工作。必须为年轻人建立入学升学的基本框架，特别是在中小学水平。比较优势是一个不固定的目标，鉴于最近发生的飞速变迁，职工应该具备可转化技能，使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可从事多种行业的工作。基本的医疗保健应该进一步得到普及，防止那些可预防的慢性病干扰人们的生产生活。最后，每一个公民应该依托于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避免就业恐慌转变成对世界市场变化的恐惧症。

    帕斯卡尔•拉米或许是正确的。多哈回合谈判如果失败，将有某种风险，可能会导致一波闭关自守的政策乃至 “以邻为壑”的策略，如竞相贬低货币，增加保护壁垒等。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未来与其说取决于全球谈判进程，不如说取决于各国如何应对国内的失业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