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为筹备2005年3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民主、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Democracy, Terrorism, and Security)所成立的恐怖主义心理根源委员会达成的共识是，1为了解为什么会有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而去探究个人心理原因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来进行解释是不够的。

    确实，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说恐怖分子心理"正常"──即他们并非患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错乱症。他们既不是抑郁症也不属情感严重失常，也不是癫狂的人。事实上，恐怖团体和组织在招募人员时往往要进行筛选，剔除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人，因为这些人毕竟构成安全风险。

    这里面其实有多重的个人动机。对一些人而言，其动机是赋予没有权势的人以权力感；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一个基本的动机是报复；而还有些人则是要让自己感到举足轻重。

    如此说来，可以让我们了解恐怖主义行为的最有效的透视镜不是个别人的心理，而是群体、组织和社会心理，特别是"群体特征"。

    群体特征

    对一些群体来说，尤其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团体，群体特征在极早阶段就建立起来，因此仇恨已经深入骨髓。群体特征以及群体特征的形成和转变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恐怖分子使自己的个性特质服从于群体特征，因此，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群体、组织或网络。

    那么，群体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对监禁中的中东恐怖分子进行的采访表明， 2这一过程很早就开始了。这可以从法塔赫(Fatah)武装和巴勒斯坦解放阵线(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具有代表性的陈述中得到证明：

    我来自一个遵奉所有伊斯兰传统的宗教家庭。我最初的政治意识是在清真寺祈祷时形成的，那里的人邀请我参加宗教学习班。在学习中，谢赫常常讲述一些历史事件，即我们的前辈实质上被逐出巴勒斯坦的过程。

    以及：

    谢赫曾对我们阐述以色列国防军把军事哨所设在我们的难民营中心的意义，将此比作人体内威胁到生命的癌症。

    参加组织也并非不同寻常的经历。事实上，当我们问起他们为什么加入时，他们说人人都加入，凡是在巴勒斯坦"起义"(intifada)期间未报名参加的人都会受到排斥。

    恐怖事业的传承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仇恨一代代传下去。无论是在北爱尔兰的酒吧里或是在贝鲁特和被占领土地上的咖啡屋里，孩子们很早就从父母那里听到，"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他们"如何掠夺了我们的土地，侮辱"我们"。青年人对受到统治政权伤害的父母非常忠诚，因此对"他们"采取了报复行动。

    这些恐怖分子为献身其事业而采取极端行动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答案。

    武装行动宣称：我在这里，我存在着，我坚强有力，我掌握着控制权，我依然在行动，我在地图上。

    如此说来，这种手段给弱者以力量，使卑微者具有重要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放弃恐怖主义道路是如此困难。

    原教旨主义与自杀性恐怖主义

    以上陈述反映了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心理。那么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心理有何特征呢？他们是"以真主(上帝)的名义施行杀戮"("killing in the name of God")的人。他们的行动被激进神职人员──阿亚图拉、拉比、牧师或神父等等──赋予了神圣的意义。由于他们是"虔信者" ，不加思索地接受激进神职人员对经文的解释，因此他们对使用暴力的程度不抱有与民族主义-分离主义者同样的矛盾心理。

    我们向接受采访的真主党和哈马斯伊斯兰恐怖分子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古兰经》明确禁止自杀，你们如何解释自杀性恐怖主义行动呢？其中一位受访者愤怒地说：

    这不是自杀。自杀是软弱，是自私，是有精神问题。这是起义“殉教或以安拉的名义献身。”

    著名的恐怖主义问题学者梅拉里(Ariel Merari)2004年秋说了一席发人深省的话，说明自杀性恐怖主义是多么的"正常"。当时我和他在(波士顿市)绕着哈佛广场散步，他说，他感到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都是一样的。我问他此话怎讲，他的回答是：

    我走进剑桥市(哈佛大学所在地)的任何一家比萨饼店，都会看到那儿的青少年谈论他们喜欢的新英格兰爱国者球队[(当时该球队势如破竹，有望夺得橄榄球超级杯)，谈论爱国者球队中他们最仰慕的人，如四分卫布拉迪(Tom Brady)，以及希望自己长大后有一天成为受人仰慕的职业橄榄球明星。在巴勒斯坦的难民营里也是一样，只是那里的青少年喜欢的队是哈马斯，他们所仰慕的人是殉教者，他们希望长大后有一天会成为像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那样的殉教烈士。 这是多么让人心寒的正常。

    曾策划了多次自杀性爆炸事件的巴勒斯坦人萨勒姆(Hassan Salame)曾说：

    殉教行动是圣战的极至，突显出我们的信仰之深。爆炸手是执行重要信条的武装圣战者。

    公于自杀恐怖主义的心理原因没有单一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哈菲兹(Mohammad Hafez)在他的《制造人体炸弹》(Manufacturing Human Bombs)3中列举了三个先决条件：殉教文化、从战略角度出发运用这一策略的神职人员和大量自愿献身者。事实上，使用这一手段最多的两个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和库尔德分离组织工人党(PKK)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关系。

    以色列社会科学家对93名自杀爆炸手的履历样本进行了分析。这些年龄从17岁到22岁的未婚男子，未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工作。实际上，这些青年的人格尚未定型，他们在进入训练营时，指挥自杀性爆炸的人告诉他们："你们未来的生活猪狗不如(难民营的失业率为40%到70%，那些未念完高中的人失业率尤其高)，你们可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你们可以进入殉教烈士堂，你们的家人将获得名望和尊重，他们会为你们感到自豪，并会得到钱财资助。"他们从进入训练营起就没有独自一人的时候，在行动前一夜会有人跟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确保他们不会打退堂鼓，并会有人亲自护送他们到"殉教行动"的特定地点。

    与此相比，2001年9月11日的自杀性劫机分子年龄更大些(28岁到33岁)；这伙人的头目、 33岁的阿塔(Mohammad Atta)和另外两个同伙是汉堡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他们来自沙特和埃及的富有中产阶级家庭，已经完全是成年人。这些人使个人服从于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兼具破坏性和魅力的领导。他的事业成了他的追随者的根本使命。有意思的是，与巴勒斯坦自杀爆炸手不同，这些人在西方独立行动长达七年，经历了西方民主提供的机会和诱惑，他们假装与西方社会融为一体，同时一门心思地执行死亡的使命，并要带上千万人与他们同归于尽。

    新的挑战

    就恐怖主义的社会心理而言，一个特别令人担心的新动向是──尤其在西欧──第二代穆斯林移民变得极度激进。他们的父母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来到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但未能融入西方文化，而第二代人则变得极端，如2004年3月 11日马德里火车站爆炸和2005年7月7日伦敦公共交通系统爆炸所表明的那样。

    "新媒体"──像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这样进行连续播放的有线新闻网，尤其是互联网──构成了特别严峻的挑战。韦曼(Gabriel Weimann)在《互联网上的恐怖主义》 (Terror on the Internet)一书4中估计，2006年有约4800个激进伊斯兰网站在传播反西方的仇恨信息，对形成明天的恐怖分子的群体特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状况对反恐有何意义呢？如果我们赞同恐怖主义是借用媒体展开的邪恶心理战这一观点，那么反击方式就不应是精密炸弹和导弹，而是反心理战的手段5。这意味着信息行动方案必须包括四项内容：

    • 阻止潜在的恐怖分子加入该组织

    • 在其组织中制造争端

    • 为脱离该组织提供方便

    • 降低民众对该组织的支持以及剥去其领导人的正当外衣

    但是，正如马德里工作组峰会的结论所指出："要改变仇恨和暴力文化需要几十年时间。在这场斗争中，需要通过加强法治和弘扬良好治理与社会公正等方法来保持高尚的道德标准。背离这些标准意味着把我们自己降低到与恐怖分子同等的水平，从而给自由民主带来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