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里，事件不会以突发的形式而是按预定的方案进行。

    ──玛瑟‧琼斯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政府行政机构和行政长官都是贬义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与无论是政府或私营机构的大型组织打交道时，不可避免地有过恼人的，有时甚至是愤怒的经历。当然高等学府也沾染了行政机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气。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构无非就是一些有组织的、被广泛接受并使用的、几乎在每个地方都需要的机构，而且几乎做每件事都要与它们打交道。对于政治制度来说，行政机构是具体实施公共政策的机构，这些机构中的行政官员就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

    联邦行政机构和州、地方行政机构与其他国家的行政机构较为相似，不像我们政治制度中的其他成份与别国的对应部分相差那么大。无论在华盛顿、巴黎，还是在新德里或莫斯科，其行政机构大同小异。随着它们的规模和责任的日益增长，行政机构已渐渐在各种政府职能中起主导作用，其中一些机构逐渐地占据了统治地位。美国的行政机构也不例外。在他们的日常行政事务中，联邦(以及其他)行政机构发挥着准立法和准司法的职能，以及行政职能。自从新政开始实施以来，随着规模和开支的不断升级，行政机构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实力的利益集团；而许多重要的私人利益集团也在行政机构内部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

    行政机构的一般特点是，机构规章详尽明确、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他们往往在雇佣官员、解职和升迁上表现出严格的控制权力。作为规则，将职位分成几类，与薪金和所要求的技术挂钩。尽管行政机构本身存在着缺点──而且缺点不少──但众所周知，行政机构的专业化已经为政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行政机构的专业化造成了当今政府机构中的某些危机。

    尽管各国的行政机构大同小异，但美国政府机构的某些职能与别国相应的行政机构的职能有所区别。在美国，国家级政府的行政机构的官员不仅只对本机构的领导负责，不仅要向本机构的领导汇报，通过他们向总统汇报，而且最高级行政官员还要向国会负责，汇报本机构的政绩，有时甚至还会被要求出席作证。另外，行政机构也逐渐发现与相应的国会工作人员保持密切关系很有必要，因为这些国会工作人员对行政机构所产生的影响常常相当于或超过国会议员的影响。相比之下，外国的大部分行政机构与本国的立法机构几乎没什么关系。因此，美国行政机构的权力界限并不像许多学习管理的学生喜欢描绘的那样明确。

    第二点差异源于美国的联邦主义。绝大部分联邦国内项目都是联邦－州级项目，由州机构负责管理，使用联邦基金，按联邦规章办事。这种分而治之的管理方式是在其他地方，甚或在其他联邦制度下找不到的一种复杂的管理方式。另一个差异是美国行政机构一向注重管制。这是由于美国比其他大国私有化程度高的缘故。其他国家向公有制发展的趋势是行政机构创造运作而不是管制。

    行政机构在公众中的影响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象征性。尽管总统及其内阁是行政官员中最惹人注目的，但大多数人与之打交道的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无论是联邦的、州的、地方一级的。内务税收官员、邮政职员、摩托巡视员、社会福利保障官员、控制污染官员、公路巡逻队等等，这些都是行政部门的一部分，肩负着实施法律、贯彻政府政策的使命。行政官员日常工作的执法行为和对生活的行政意愿通常是以一种与立法起草者的意图不同的方式来实施的。就许多人来说，与行政官员打交道的经历是我们了解政府及其政策目的的第一手资料。

    宪法并未讨论联邦行政机构──相比之下，大多数州宪法做了规定──只是认为行政机构是总统的助手。宪法中对各行政部门只是一带而过。行政机构对公众负有的责任只能通过总统责任制来实现，因为总统有权任命各机构的负责人。尽管多数行政机构的雇员并不直接受总统和内阁的领导，但却是自19世纪80年代通过潘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之后实施的文职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一部分。在此项改革之前，所有联邦一级行政官员的任命全是以政治资助者为基础的。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就任总统后，决定既要任命自己的支持者担任联邦职务，又要保证官员轮流任职，他认为，这是民主政体所不可缺少的。据说，他曾讲道，”党阀分赃”的原则也同样适用联邦官员的任免。这种委任资助人的原则成为一种惯例，直到被政绩考核制度所替代。这种委任制度的一个后果就是，联邦官职越设越多，上台就职者可以更多地奖赏他们的追随者，其数量远远超出了作为行政机构发展资源的政府新职能。尽管如此，求职人数总是多于职位数。暗杀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总统事件结束了党阀分赃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反对派在加菲尔德死后改革成功。我们现在只能猜测暗杀者的动机──他也许是精神错乱，而且正好是个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派──但传统说法认为他只是一个“失意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