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从赤贫一跃而成显富。回顾历史，日本、韩国 与台湾有时被描绘为以保护手段扶植发展的历史样板。的确，所有这些国家在战后头十年的窜升 中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过保护主义政策。自由贸易的怀疑论者因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保护 手段曾经在这些国家行之有效，那么为什么今天亚非拉穷国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呢？

    理论分析

    贸易保护的理论依据是政府干预可以纠正种种市场失灵现象。以下是几个实例：

    • 如果企业甲的活动使企业乙无偿获益──如创造一个训练有素的劳工队伍供企业乙雇用 ──那么企业甲就可能在培训方面投资过少。政府若提供补贴帮助企业甲支付培训费用，将可使 整个生产体系受益。 

    • 如果边干边学是成功的关键，那么企业只有获得广泛的生产经验，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 但在学习期间，企业可能蒙受巨大的金融损失。除非远见卓识的资本市场提供足够的信用，否则 政府扶持企业起步就是必要的。 

    • 企业甲（如采矿公司）只有在企业乙（如铁路公司）建成后才能获利，反之亦如此。政 府可帮助协调上述两个企业的商务关系。

    上述三个实例描述了可能为政策干预提供正当理由的市场失灵现象。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 些理论假设在实践中是否重要。毕竟，在保护主义辩论中站在另一边的人也能引述大量理论依 据：戴维‧里卡多(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业已被证明的竞争提升效益的理论，以 及被广泛认可的保护主义滋生腐败的危险。

    实例之一──日本

    日本经济复苏的第一个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朝鲜战争结束期间（1945－1955），其间经济 飞速增长。政府对关键部门予以保护，作为旨在恢复战前工业水平的总体产业政策的一部份。政 府政策侧重于遭受重创的重工业，如钢铁、化工以及交通设备。

    回顾这段历史，日本的复苏并不困难，因为战前的专业知识、技术管理人才以及企业网络 基本完好无损。日本缺乏的是国内储蓄与外汇，无力重建物质资本储备，无力从国外进口投入品 和技术。政府干预无疑增加了储蓄并管制了外汇。这些目标的实现可能加速了战后的复苏进程， 但并没有创造复苏。

    在第二阶段（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逐渐自由化（农业除外），而经 济仍快速增长，日本很快成为技术进步的国际先导。贸易限制对于日本的持续成功无甚帮助。事 实上，经济学家在对日本各产业进行逐一分析后表示，实际保护与出口业绩呈负相关。

    同样，经济学家展示在1955年至1990年期间，实际保护程度与生产力提高呈负相关。这些 学者还发现，进口水平与生产力提高呈现正相关。至少有两个原因可解释上述结论。进口新型优 质中间投入品可提高当地企业的效益。此外，进口使当地企业面临竞争，能激励管理者改善效绩。 不错，日本经济增长成就突出，但如果政府对国内企业的保护较少，那成就可能会更大。

    实例之二──韩国

    朝鲜战争（1950－1953）使韩国的工厂设备遭受重创，但劫后余生的工人将技术带到战后 时代。在此后的十年中，政府抱持保护主义观念，不但高设贸易壁垒，而且人为提高汇率。但从 19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领导人调整了各项政策，趋于外向发展。贸易、税收、信用、汇率等激 励措施多管齐下，促使韩国经济向出口导向转变。

    在1961至1980年期间，韩国实际出口额每年增长近2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出口在韩国经 济产出中的比重从百分之五猛增到百分之三十三。虽然产业发展的初步阶段侧重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但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步入了发展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第二个阶段。今天， 韩国业已成为电器、机械、钢铁以及汽车的重要出口国。

    然而，遗留的保护手段阻碍了韩国的整体发展。有关韩国38个产业从1963年到1983年的统 计数字显示，保护手段与生产力提高呈负相关的函数关系。位于首尔的韩国大学的经济学家李中 华（Jong-Wha Lee）指出：「韩国的数据证明了减少贸易干预与提高生产力之间的关联。」事实 上，老掉牙的特殊利益而非经济收益核算，更能说明韩国的保护模式。

    实例之三──台湾

    台湾经济复兴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从1949年内战结束至1950年代末期，台湾政府高设 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以限制进口并扶助国内产业发展。

    在第二个阶段，即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台湾领导人转向外向型政策，大力开放进口并纠 正高汇率。他们认识到，由于台湾国内市场规模小，内向模式限制了经济增长的前景。

    在外向发展阶段，台湾的出口迅速增长。出口在经济产出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8.5%窜升至 1976年的44%。 1955年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8%，而到1976年则高达91%。

    在第二个阶段，台湾保留了一些贸易壁垒（在农业领域尤为突出），但遗留的保护措施是 对特殊利益的妥协，对经济增长则毫无贡献。台湾能实现增长并非因为限制性措施的存在，而是 因为克服了限制。多项研究发现，台湾的贸易保护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市场失灵引起的。

    汲取经验教训

    战后日本、韩国与台湾的经验说明，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不断自由化密切相关，与持久 保护无缘。在经历最初的内向型发展阶段之后，这三个国家相继开放经济并参与国际竞争。正因 为如此，它们取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率。保护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消除的，有证据 显示，遗留的保护手段损害了优异的整体表现。

    赞成高贸易壁垒的人或许会争辩说，东亚经济增长始于保护主义政策。这种说法虽然没错， 却未能区分增长过程的起步阶段与长期持续增长。上述三个实例的发展皆始于战后重建。初期的 经济增长不过是使这几个东亚经济体恢复到战前水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已故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是出口导向增长的著名倡导者，他承认进口替代在韩国与台湾经济增长的初期发挥 了正面作用。但是，保护的正面作用仅限于短期，即以国内生产替代消费品进口的阶段。这个阶 段一旦结束，东亚经济体便需要对世界市场开放──既是为获得中间投入品，也是为大规模扩大 出口。就人均经济产出增长率而言，出口导向时期高于进口替代时期。以韩国为例，1955年至 1965年期间的人均经济产出年增长率为2.2%，在此后十年中则达到8.2%。

    自此，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早已超越单纯实行进口替代的阶段。在2006年（而非 1946年），发展中国家应从东亚的历程中吸取的经验十分明确：为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不断降 低对世界贸易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