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主义──即政府保护本国制造商、使之免受国际竞争的做法──在世界各国的政治中根深蒂固。它既是特殊利益集团所导致的结果，也是一般公众对于变化感到忧虑的反映。伴随保护主义的是巨大的经济代价。

    对贸易自由化的抵制及其政治根源并非新近才有。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实施进口关税以“保护”英国农民与地主，使之免受来自廉价进口谷物的竞争。但是，这些进口税使得英国城市的食品价格飞涨，强迫不情愿的工厂主支付更高的工资，以保证工人能够吃上饭。1846年，议会内经过长期斗争，这些谷物法案终被取消。该事件标志着英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崛起。

    围绕关税的类似斗争也曾在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美国政治。在走向美国内战（1861-1865）的过程中，北方各工业州需要提高关税来保护其新兴的制造业，使之免受来自欧洲的竞争，但南方各州则要求低关税，因为他们要进口大部份消费品，包括布匹和农业机械。1861年，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当选为主张与北方分离的美国南方邦联的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时，他用了大量篇幅来谈低关税的必要性，而非黑奴问题。该事例充份说明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

    大半个世纪之后，政治因素推动的保护主义成为世界各国对大萧条的响应方式。在192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承诺提高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帮助多年来因农产品价格下跌而遭受损失的美国农场主。当胡佛所承诺的法案进入国会程序时，工业部门的特殊利益集团又纷纷加上对自身有利的关税保护条款。

    其结果是1930年6月通过的《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项立法将美国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国家随之实行了报复关税，导致全球商务大幅滑坡。至1934年，世界贸易额仅为1929年的三分之一。

    纺织品与服装

    半个世纪以来，经过旨在降低关税的全球贸易谈判，当代保护主义远不如过去那样极端化，但其政治性并没有减弱。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利益集团仍然抵制市场自由化，因为它们要保持自己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它们害怕外国竞争会带来低价格与技术创新。

    直至最近，纺织与服装业在世界各国一直受到保护，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自我保护、免受进口竞争的经典案例。对布匹以及成衣贸易实施限制始于1950年代，当时发展中国家开始与欧美制造商竞争。1974年的《多种纤维协议》（Multifibre Agreement）为纺织品贸易规定了具体的进口配额与关税。这项保护措施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付200多亿美元，提高了衬衫、裤子以及内衣的价格。世界银行估计，上述进口限制在欧美国家每保护一个就业机会就相当于在穷国剥夺35个工人的就业机会。

    然而，由于美欧纺织品与服装制造商以及工会的政治影响力，这种贸易限制一直维持到1993年，这一年富裕国家终于同意取消限制。但即使如此，这种保护又经过十年才寿终正寝，也就是直到2005年，在保护主义实施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纺织与服装业的贸易最终实现了自由化。然而即使在今天，有些产品仍面临极高的关税。

    保护汽车制造商

    保护措施也可影响诸如汽车等高价值产品。在不同时期，日本、韩国、中国以及美国的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曾为汽车行业提供保护。

    1970和1980年代，日本汽车制造商积极进军美国市场，美国的汽车工业首次面临外国竞争的挑战。随着日本汽车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克赖斯勒与通用──说服联邦政府采取措施，规定日本汽车运抵美国的最高配额。1981年，里根政府同意实施这种限制，尽管里根总统信奉利伯维尔场的原则，这是因为汽车及其零部件行业是美国国内的重要雇主。更重要的是，其就业人口集中在一些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州──密执安、俄亥俄与伊利诺──因此对国会与总统选举影响巨大。

    每年的进口限制具有扭曲效果，即鼓励日本汽车公司调整运抵美国的汽车品种，多运利润丰厚的高档车，少运小型廉价的轿车。据估计，在1980年代初期的高峰期，该项配额导致每年50亿美元的额外利润转移至日本汽车制造商之手，后者可以高价销售受配额限制的轿车。尽管有此保护，美国汽车工业继续丧失市场占有率，让位于日本产品，因为丰田、日产以及本田干脆越过贸易壁垒，开始在美国生产汽车。

    这种政治影响力导致保护主义政策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以韩国为例，来自日本、欧洲及美国的汽车制造商2005年仅在韩国销售了三万辆轿车，占该国汽车市场的3.3％。同年，韩国制造商在国外销售了150多万辆轿车。韩国的百分之八的关税以及引擎马力税加起来，使售价为三万美元的进口轿车额外加价九千多美元。更有甚者，直至最近，韩国政府对购买外国轿车的人进行税表审查，这显然是不鼓励购买外国产品。

    超比例的投票权

    特殊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之能力以及该影响力能否持续取决于制订贸易政策的宪政结构、现代社会中不断变化的政经制衡机制以及有关世界贸易问题的公众舆论之演化。特殊利益集团常常可以操纵政治体制，是因为后者反映过时的经济政治现实。

    在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代表人民大众。大约每65万公民产生一位众议员。参议院的议员代表地域，每个州产生两位参议员，无论人口多少。这种安排体现了18世纪制定《美国宪法》时的一项交易，即平衡大小州之间的利益。然而在二十一世纪，这导致农业利益集团在参议院具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影响力，强化了对美国农业补贴的支持，导致贸易扭曲。

    宪政结构向保护主义倾斜的情况并非美国一家。虽然法国从业农民仅拥有不足该国百分之四的选票，但他们的高投票率使之在全国选举中占有效选票的百分之八。法国的选举体制使农场主具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当选机会。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市、镇长是从业或退休的农场主。因为法国参议院议员是由城镇议会间接选举产生，毫不奇怪，农场主在上院获得超比例的席位。农场主在参议院的席位百分比不仅超过其总人口的百分比，而且这个差距在过去四十年期间几乎增大一倍。

    法国总统选举体制的特征意味着总统候选人难以忽略农场主的利益。此外，复选体制意味着得票最高的两个候选人要进入第二轮投票，这使农场主──大多属于政治右翼── 在选择保守派候选人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比如，1988年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保守派阵营的第一轮投票中胜出，其中四分之一的票来自农场主。毫不奇怪，希拉克常常被看作是农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法国政治体制的这些特点使另一些强势的区域工业，如纺织业与电子业，可产生同样的压力。这导致雇主协会（Patronat）──法国工业界首屈一指的贸易协会──处于弱势地位，并有效消解了它反对农场主游说及保护主义势力的声音。

    同样，在韩国的国民议会中，代表农民的议员享有的代表权是实际农业人口比例的三倍。农业选民的超比例影响力导致食品进口的高关税，而韩国消费者被迫支付全世界最昂贵的牛肉、水果及蔬菜价格。

    但是，日本的经验显示，改变宪政结构就可以转变驱动保护主义的政治因素。在1980年代之前，日本议会的选区席位反映二战之后的人口分布，即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到了1980年代，日本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结果是，在选举国会议员时，五个城市居民的选票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的选票。农村影响力的一个副产品是百分之七百的稻米关税以及全世界受保护最多的农业部门。

    1994年，日本进行了选区改革，大大缩小了立法代表的城乡差别。选票力量的均势变化使二战以来主导日本政治的自由民主党发生转变，即从一个以农村为基础的政党转变为侧重城市及郊区的政党，并形成新的政策重点。日本政府的补贴从农场主转向城市居民。虽然日本离开放经济体仍有很大距离，但其进口量已经大幅度增加。

    公众的矛盾心态

    公众对国际商务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心态是贸易政治的驱动力。

    全世界各国人民原则上都同意全球化对家庭与国家有利。2002年度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 Project）显示，在接受调查的44个国家中， 25个国家有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认为全球化是好事。非洲人虽生活于最贫穷的大陆，但态度最乐观。百分之七十的乌干达受访者表示，增加国际商务对他们的国家有好处。大约三分之二的尼日利亚人同意这一看法。同时，半数以上的越南人认为国际化是好事情，越南经济的成长速度在亚洲名列第二。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出欧美人对贸易的矛盾心态。2006年，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表示赞成国际贸易，比2005年的三分之二有所提高。欧洲过去的贸易支持率也是三分之二，但现在已增加至四分之三，超过了美国。但是，过半数法国人以及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不赞成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度。一半的德国人以及五分之三的美国人与法国人认为，更自由的贸易将导致失业人口增加，而因此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总体而言，美国人与欧洲人似乎在原则上是自由贸易者，但在实践中则是保护主义者。例如，对那些赞成自由贸易理念的人而言，如果关税可以保护本地的就业机会，他们就会支持征收钢材进口税。

    保护主义的悲剧在于它增加国家的经济成本，对贫困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些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减少保护主义壁垒的做法导致经济成长率提高1.2到 2.6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推行贸易自由化措施后，投资加速增长，商品与服务出口迅速扩张。

    尽管存在上述经济惠益，但从保护主义的政治根源与悠久历史来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贸易壁垒仍将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障碍，而如果要克服保护主义，就必须从政治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