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寻求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有"国旗跟随贸易"一说。1789年，时任国务卿的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派遣南卡罗莱纳州庄园主德雷顿(Charles Drayton)前往越南寻找贸易机会。 

(Charles Willson Peale绘制的杰斐逊肖像)
 

    美国在二十世纪成为世界领袖，它一面继续在国外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一面基于其启蒙传统推广自由、民主和市场开放的理念，提出 "自由贸易的自由国家最终会促进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

马尔腾•佩雷布姆是马里兰索尔兹伯里大学 (Salisbury University)历史系主任。他专门从事美国外交关系、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及冷战的历史研究。

    美国人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寻求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有"国旗跟随贸易"一说。1789年，时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派遣南卡罗莱纳州庄园主德雷顿(Charles Drayton)前往越南寻找贸易机会。 

    可以说，自美国独立以来，在影响美国外交关系的各种要素中，寻求经济机会是最根本的一项。虽然历史往往偏重富有戏剧性的军事事件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但美国人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寻求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有"国旗跟随贸易"一说。

    美国在二十世纪成为世界领袖，它一面继续在国外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一面基于其启蒙传统推广自由、民主和市场开放的理念，提出"自由贸易的自由国家最终会促进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

    美国帮助将世界从纳粹德国种族主义的恶梦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但是，作为世界领袖所面临的复杂要求也对把经济作为构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基本要素提出了难题。

    历史学家布拉德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把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描述为恢复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努力，1750年以前北美的英国移民曾经在帝国统治的"善意忽视"下享有这种自由。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1756-1763)一方面取缔了法国在北美的权力，另一方面也促使英国议会对其殖民地征税。由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权，后者单方面决定征税引发了独立战争。在整个战争中，美国人关注的始终是自己的经济利益。

    坚信自由贸易

    1776年，当奋起反抗的殖民地需要建立一个反英国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时，约翰 •亚当斯(John Adams)提出的《标准条约》(Model Treaty)仅限于和法国建立贸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籍不具有任何意义，双方的自由贸易权充份得到尊重，一方贸易伙伴甚至可以与另一方贸易伙伴的交战敌国贸易。虽然这项条约从未生效，但是，有关自由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将创造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这一源于启蒙运动的信念被奉为金科玉律。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开始在一个仍为欧洲列强所统治的世界上追求经济机会。为了为法兰西自己的战争筹集资金，拿破伦提出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广阔的路易斯安那领地，这对美国来说是命运之神的垂青。但就在几年之后，美国试图用《禁运法》(Embargo Act)来对英国和法国之间仍在发生的冲突施加影响，使这两个交战大国得不到美国贸易的好处，但这同时也剥夺了美国可能获得的同样好处。今天看来，此举仍然是美国外交关系史上的重大错误之一，它还是导致1812年战争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于 1815年以僵持的局面告终。

    在1820年代，欧洲在拿破仑失败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获得独立，美国则以更具自信的姿态活跃于世界舞台上。1823年《门罗宣言》(Monroe Doctrine)问世，美国宣布西半球不再接受欧洲进一步的殖民化。

    然而，欧洲人继续对美国投资，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资源也对美国构成一种强大的诱惑。一方面，美国公司在采矿和农业领域积极拓展，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依赖外交政策和武装力量确保当地政府继续以友好的态度对待美国公司在当地的经济活动。

    与此同时，对经济机会的憧憬以及对"天命昭示"的信念促使美国人向西部迁徙，美国也因此高速扩展。为了扫清道路，美国政府把印第安人赶出家园，发动了对墨西哥的战争，并与英国进行谈判，将美国的边界一直扩大到太平洋海岸。

    跨太平洋通商

    但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冲突限制了向北或向南的进一步扩展；到1865年内战结束时，亚伯拉罕•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的国务卿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已经提出了以扩大商务而不是扩展领土为主的远景发展规划。横亘在太平洋彼岸的便是巨大的亚洲市场。虽然1867年从俄国人手中收购阿拉斯加一事被称为"苏厄德的蠢举"(Seward's Folly)，但它其实是保障美国与远东贸易通路的有见地的战略之举。在二十世纪初，从英国到日本等帝国列强图谋在中国进行殖民扩张，但美国不希望中国被瓜分，造成类似于1880年代"争夺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的情形，因此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Open Door)，以便保留进入中国巨大潜在市场的通道。门户开放政策主张所有国家的国民在某一领土享有同等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在外交政策继续促进开放世界市场的同时，美国在内战后惊人的经济增长大多是在其境内发生的。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 (Andrew Carnegie)等人通过经营石油和钢铁聚积起巨额财富，他们主宰了这些行业的兼并和扩展，使之发展为垄断或接近垄断的行业。公司制度这一美国创新使企业得以具有庞大规模，为美国经济势力在二十世纪向全球扩展打下了基础。

    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其制造业占世界的近三分之一，而德国和英国分别占大约15%和14%。德国和奥地利向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宣战，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则宣布"在思想和行动上"实行中立政策。对中立的界定(或：定义)与亚当斯的标准计划条约互为呼应：即建立不受政治环境影响的自由贸易。由于英国设置的障碍，因此(美国)对德国的贸易下降到几乎为零的水平。美国对协约国迅速增长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对德国贸易的损失，因此美国未对英国设置的障碍提出挑战。尽管德国在东方战线上对俄国取得了胜利，但是到1916年，美国通过工业品和金融服务对协约国提供的经济支持在西在线对德国构成战败的威胁。德国对美国的中立立场提出挑衅，用潜艇对美国海运进行袭击，美国于是在1917年4月向德国宣战，与协约国一起在随后一年里战败了德国。

    没有眼泪的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但纽约已在此之前已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在大西洋彼岸竞争对手的经济步履维艰之时，美国经济则蓬勃发展。伍德罗 •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关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和自由贸易的世界的构想对相互竞争的各欧洲帝国的旧秩序提出了挑战，但在战后世界美国和海外的政治态势中，这一构想未能得以实现。历史学家沃伦•科恩(Warren Cohen)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选择了"没有眼泪的帝国"(empire without tears)的外交政策：以最低限度的武力和政治承诺占有世界市场。在1930年代，持孤立主义立场的政治人士认为介入战争是个错误，是受想要发战争横财的军火商驱使的结果。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保持中立的法案，以确保美国不会因为贸易而再次卷入战争。

    "没有眼泪的帝国"令人想到在大不列颠不那么严密的注视下的殖民繁荣时期轻松愉快的日子。但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统治的世界上，这种仁慈的忽视行不通了。在18世纪后期，乔治•华盛顿总统(George Washington )曾告诫美国这个新兴的共和国不要介入欧洲帝国的战争，但是现在，美国拥有了植根于美国经济力量的威力，确保野心勃勃的帝国不会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尽管孤立主义的幽灵在美国迟迟不散，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 )在1939年1月宣布美国和平时期最大的防卫预算。1941年3月，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几个月前，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誓言要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摧毁轴心国(Axis Powers )。 同年夏天，德国潜水艇再次未经宣战地在大西洋对美国的利益进行挑战。

    超级大国的兴起

    1945年，美国、大不列颠帝国和苏联结成的特殊的(或：不寻常的)联盟击败了轴心国。苏联有驱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入侵和摧毁德国武装力量所需的人力和决心；美国则成功地调动起其巨大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上所展开的最大的一次战争中赢得了胜利。而随着欧洲走向下坡，美国和苏联成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但是，超级大国也代表了两种相互对抗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而双方进行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核武器的发展，使随后而至的冷战具有了一种末日临头(浩劫在即)、共同毁灭(或：同归于尽)的意义。

    苏联的威胁使美国不能放弃其在全球发挥的政治和军事作用。 经济仍然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美国外交关系史上一个真正的天才之举是，美国在1948年至 1951年间通过《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为各欧洲经济体提供了12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为有着迫切需要的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它们挡住了共产主义的侵蚀；但西欧出现的巨大经济增长还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也使美国的慷慨赠予成为极具远见的投资。虽然美国人及其政府免不了会受保护主义的影响，但是作为全球市场的守护者，美国一般推行自由贸易政以来支持全球市场的发展。一般来说，冷战政治带上了其自身的特色(或：自成一格)。虽然冷战的目的是维护全球经济体系，但它也导致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存在和(建立)艾森豪威尔总统所称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以支持其军事存在。例如，遏制政策把越南当作多米诺骨牌，它一旦倒向共产主义，就会在东南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美国为谋求建立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生命代价，但却以失败而告终。

    冷战提出的挑战也给苏联及其盟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其共产主义体系最终未能创造维持竞争所需的财富，更不用说保障本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安全的环境，或者适当的生活水平。随着共产主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崩溃，美国兴起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资本主义体系──它虽比掠财大亨时期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但却有自身的弊病和受害者──得以在美国通行。冷战的结束虽未导致战略思想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揭示的"历史的终结"，但是，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的纷繁复杂再次向美国提出了挑战，这就是，阐明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研究过去以便理性地处理当前的事务并提出未来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