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孙云晓在接受采访进说，他常常让女儿做家务，以培养女儿的劳动习惯。一天晚饭后，他叫女儿洗碗，女儿说：“你叫我洗碗，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啊？”孙云晓说：“考不上大学没关系，碗必须洗。”
    孙云晓这样要求女儿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读过一个调查：美国哈佛大学对456个爱做家务和不爱做家务的孩子跟踪调查20年，20年后发现这些孩子差别很大，失业率是1∶15，犯罪率是1∶10，收入相差20%，而且，爱做家务的孩子离婚率低，心理健康。
    孙云晓要求女儿每次开饭前帮大人拿碗筷，每天把自己的袜子洗干净，用完东西要放回原处。
    第六，美国教育注重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中国学生重死记硬背。
    中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总结，把学生教到无问题就好；美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启发，希望把学生教到能不断提出新问题，课堂上鼓励不同的声音。中国的课堂如果对教师的结论不同意会遭受批评，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则受到表扬。
    我在网上读到这样一个故事。1998年年底，一个美国教育代表团到上海市访问，希望听一堂中学的科学的公开课。于是他们被安排到一所重点中学，听一个特级教师的课。这位老师有很好的教学方法，课堂上除了讲解，还不停地提问学生。师生互动，气氛热烈。这堂课可谓天衣无缝。可是，当中国的接待着请美国客人谈谈他们的感受时，他们耸耸肩：既然教师的问题学生都能回答，这堂课还上它干什么？
    中国的教师通过上课讲解，让学生从不懂变成懂，从有问题到完全弄懂没有问题，负责任的老师下课时，总是问学生，“都听懂了吗？还有问题吗”，当学生回答没有问题了，教师就认为大功告成。这种教育称为“去问题教育”。而美国的老师却认为，好的老师应该能激发学生的问题，上课前，他们有问题，老师在回答学生问题的过程中，有意通过情景、故事、疑问、破绽等激发学生更多的问题。这是以问题为纽带的教育。教师并不以知识的传授为目的，而是以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深入思考，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形成自己对问题的独立见解为目的。
    与此相关，中国的课堂气氛比较严肃，美式教育则比较轻松随意。中国学生上课以黑板和老师为中心，美国学生围成一个圈，很随意的样子。
    女儿给我讲过她美国老师的故事。话说有一天，老师一进门，学生们都轰地笑了。原来，大雪天，老师穿了短裤来上课。课讲到一半，滔滔不绝的老师突然没声音了。女儿有点奇怪，从笔计本抬起头来，发现老师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咔嚓，咬了一大口。美国学生见多不怪，几个亚洲学生忍不住笑了起来。老师一脸无辜，说，这有什么好笑的，饿了还不让人吃东西吗？你们也可以随便吃。
    吃完了苹果，接着讲课。
    《新快报》记者赖妍曾采访过广州美国人国际学校高中督导和小学教师卡尔•布莱恩和辛迪•布莱恩两位美国老师。辛迪说，两年前她刚来广州教书，班里有一个转学生，每次跟她说话都要站起身，毕恭毕敬，吓老师一跳。辛迪此前从来没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在美国的学校，学生有话直说，不懂就问，不用举手，更不用站起来说话。
    卡尔认为，中西教育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老师在课堂上提一个问题，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而老师说的答案就是正确答案，与之不符的回答都是错误的。但在美式教育中，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千百种，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老师会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而不是限定他们的思维。
    中国的教育重标准答案，这对一定得有标准答案的数理学科没有负面影响。但是，标准答案于文科却是致命的重伤。应试教育，注重题海战术，数理的确需要解题以训练逻辑思维能力。理科教育不涉及意识形态，相对来说，能健康发展。事实上，论起数理化，中国学生走遍美国都不怕。就如高钢老师在本书所讲，他的孩子到了美国，老师看了他的数学作业，说两年他不用再学数学了。中国的理科教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中国学生屡屡在国际数学竞赛中拿奖便是证明。
    但是，文科做题，尤其是做有标准答案的题，害莫大焉。
    文科的标准答案，超乎一般人的相像。我以前在一所大学教书时，每年暑假都参加政治阅卷或语文阅卷，故此深知标准答案是怎么回事。阅卷前，每一位老师发一份标准答案。选择题自不必说了，就是论述点，也是按“得分点”给分——比如，一道十分的论述题，分四个或五个得分点，每一个得分点都是固定的几个字，有了这几个字，这个得分点就给分。几个得分点加起来，就是这道题的总分。——不是看你是言之有理，而是看与标准答案是否相符。
    阅卷时，有的老师仔细阅读学生答题的全文，结果速度就很慢。有几个老师看卷特别快，窍门就在于凭直觉，一目十行，直奔得分点的关键词。大家就说，这么快速度会不会判分不准确呢？这可关系着学生一辈子的前途呢。结果一核，速度快的阅卷法，比认真读全文的还要准确
    现在的高考我不知道政治还是不是单独一张卷子。但是，就是语文，大部分内容也是有标准答案的。
    在中学老师那里，作文的起承转合引经举例都是有固定的写法固定的程序的，比八股文还八股文。
    我女儿在中学时，经常向我诉苦，她的作文被老师批评了，说写法不对。作文竟有对错，还有写法？身为记者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女儿写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写了这个朋友的优点和缺点，老师要求她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
    后来我采访徐国静时，也聊起孩子的作文。徐国静说，她指导女儿写的作文，非常漂亮的文章，被老师说得一钱不值。后来读了郑渊洁的文章，郑说他替儿子写作文，老师给零分。我这才有点理解了中学语文老师的眼光。中学老师有他的理由：不这样写作文，作文就得不了高分。
    按老师的教法，女儿能不能拿到高分我不得而知，但我能确定的是，女儿越来越厌恶作文了。
    刚才说了作文。现在再谈学历史。关于西安事变，中国学生是背下年代、人物以及事件的过程。
    我上高中时，坐在我桌前的男生，他的名字我全然不记得了，有一个画面却在几十年的岁月风尘中一直清晰。天还未亮，教室里是冬天晨雾里晕着光晕的烛光，那烛光像湖水一圈圈地漾开，模糊而又清晰。前桌的男生坐在一圈光晕里，长脖子上顶着一个尖尖的脑袋，缩着背，揣着手，一遍遍地背：“戊戍变法，一九一八”。一直背了十多分钟。我不知道他记住了没有，但因为他的聒噪，我至今仍记得变法时间。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美国学生是这样学西安事变的：假想一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历史接下来会怎样发展？而且，这叫发散性思维。
    这是黄全愈告诉我的。黄全愈曾详细记录了他儿子矿矿是如何学历史的。有一次，矿矿的老师亨利克先生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故事：独立战争前，美国人民已开始用各种形式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有一天，愤怒的民众包围了波士顿政府。英国士兵端着枪围成半圆形，守在大楼外面。人们不停地向英国士兵扔石头……混乱中，忽然传来一声 “开火”的命令，民众纷纷中枪倒下。惨案震惊全国！迫于压力，殖民政府不得不把英军指挥官推上审判台。最后，该指挥官被判处死刑。然而，根据记载，这个指挥官至死不承认曾下令开枪。这就成了一个历史悬案。
    “各位先生、女士，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事实的真象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应该重新开庭来审判这个案子……”
    老师巧妙地把历史引到现实。孩子们群情激昂，全班二十多个孩子都进入了历史的角色：证人，被告，检察官，辩护律师，法官，陪审团……
    矿矿很荣幸地当上了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是这场历史性审判的主角，能不能翻历史的案全凭这位“大律师”了。
    我想，如果历史可以这样学，那一定很有意思。
    除了发散性思维，美国的教育还讲究批判性思维。强调的是凡事要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
    美国的SAT考试，会考数学、批评性阅读等。批评性阅读，强调的是，读任何人的文章，都要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并判断对错。正是带着这种批评的眼光去阅读书籍，去看报纸、电视，天长日久，美国学生就形成批判性思维，且逻辑思维非常严密。我女儿经常向我说起，她辩不过美国学生。比如说，美国的小学都是小班，一般是20个学生，最多不超过30个学生，如果31个学生，那么就是违法了。小班为什么好？美国学生会就你的论点提出一大堆问题，比如，你这样说，有没有考虑到老师的素质？有没有考虑地点，不同的洲情况不同等等。而美国学生论述某一个问题时，初听你觉得岂有此理，再听，他逻辑思维非常缜密，无懈可击，还真能成一家之言。
    美国从小学起，就训练孩子如何写论文，如何到图书馆查资料，如果在文章后边做索引。而中国学生，知识的学习与学问的研究是分开的，直到大学时，才第一次写论文。
    我曾采访过美籍华人刘力明和张思珍夫妇。他们的两个女儿婷娜和颖娜先后考上哈佛大学。
    姐妹俩就读的高中非常注重培育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校拥有整个威郡地区最强的科学研究项目。婷娜和颖娜在高一时都申请并被选中参与科学研究项目，每两周至少要花13个小时做科学研究，她们坚持了整整三年，姐妹俩竟然都获得了全美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要知道，由英特尔公司赞助、久负盛名的英特尔科学奖，是美国公认的“青年诺贝尔奖”，历年60多位冠军得主中，有六人获诺贝尔奖。因此，对获得英特尔科学奖的学生，哈佛都会另眼相看。
    婷娜的获奖论文是“父母近视以及与视力有关的行为对近视眼形成的影响”。为了这篇论文，婷娜向中学生发出了800多份问卷，经过一番努力，收回了有效问卷289份，婷娜以此为资料完成了论文。她在研究中发现，父母近视、过多的与近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以及过少的与远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是导致近视眼形成的三大危险因素。具备这三大危险因素的小孩属于近视高危人群。对这一高危人群采用保护眼睛的行为治疗，如增加与远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减少与近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效果可能会最为显著。
    论文最终获得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和全美青年流行病学者竞赛决赛奖，同时还参与英特尔世界科学与工程竞赛，获得了行为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二名，为此，麻省理工学院以“Tina Liu”的名字为一颗宇宙小行星（No.23071）命名。当希拉里得知她获奖时，还特意写来贺信。
    颖娜的获奖论文是“一种既有效又环保的治蚊方法”。小姑娘以前连蚊子、蜜蜂都分不清，4岁那年回中国，看见蚊子以为是蜜蜂，对舅舅说，小蜜蜂又咬我了！
    偶然得知每年有7亿人因蚊虫生病，其中数百万人死亡，颖娜开始满脑子想的都是蚊子：嗯，怎样才能消灭蚊子呢？与其消灭在空中飞的蚊子，不如杀死它的幼虫容易；蚊子在水里产卵，虽然在所有的水面治蚊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劳民伤财，不如“诱而杀”：吸引蚊子来指定的地点产卵，然后杀死蚊子的幼虫。
    小姑娘决心找出一种家家户户都能使用的、环保的、非常有效的灭蚊方法。足足几个月的时间，颖娜在家里后院鼓捣十几个盆子，它们一溜排开，有两个分别放了清洁的水和脏水，余下的盆子，积水里加了树枝或草，也有的是石头或沙子……
    实验结果表明，盆中插有枯干小树枝的积水，吸引了绝对数量最多的蚊子前来产卵，是蚊子产卵的首选地点。接着，小姑娘又在不同的积水盆子里添加各种类型的洗涤剂，有的是洗衣用的，有的是洗手用的，还有的是洗碗用的……再试验每一种洗涤剂的哪一种浓度杀蚊子的幼虫最有效。实验表明，低浓度的家用液体洗碗剂最有效，几乎杀死了积水中的所有幼虫；进一步的实验表明，洗碗剂不是通过毒性杀死幼虫的，而是通过改变水分子的张力导致蚊子幼虫不能悬在水面呼吸而最终淹死的。而且，一次添加的低浓度洗碗剂的杀蚊效用可以维持长达数周时间。
    颖娜的论文获得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后，对她进行了报道。身为科学家的父亲，看了两个女儿的论文也感叹：“我上大学时的水平都不及我现在读中学的女儿！”。
    婷娜除获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还获全美青年流行病学者竞赛决赛奖，又获美国国家杰出才能奖学金……共计33项奖；颖娜共计获18项奖，包括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等。
    第七，中国的父母只重智商，美国父母注重培育孩子的情商、重视孩子的领导能力。
    看一看美国录取学生的标准。
    其实，每一所美国大学招生标准都不一样，因为他们各自的标准都要基于能否实现他们的办学宗旨。比如，哈佛的使命是为了培养在21世纪中能够改变世界的领导人才。因此，哈佛招生时希望能招到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才华、兴趣、背景、观点和有潜力的人才。
    顶尖大学的招生近似于建队，这建立起来的队伍必须能在未来为该大学争光，能带来长远的利益——美国大学不仅教学设施好，而且能给为数众多的好学生提供奖学金，经费的主要来源就是校友捐助。所以，顶尖大学把招收的新生看为是大学阅读的新投资。因为有那麽多的复杂因素，顶尖大学的招生也就没有绝对的统一标准。
    招生小组首先根据学生的学业成就做第一轮评估，这包括检查学生的全国统一标准考试成绩：如称之为美国高考的SAT-I或ACT的标准考试、 SAT-II专业考试、所在高中四年所修学科的考试和学业排名、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术竞赛获奖项目等都在评估范围之内。
此外，学生在高中期间选的课程难度也在评估范围之内。一般来说，学生选的课程越难，在高中时的四年总成绩越高，在高中的排名越前，在全国统考的各项标准考试中成绩越高，通过第一轮评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高达80%的报考学生能够通过第一轮筛选，而哈佛大学2008年的最终录取率低达7%。在接下来的评估中，招生小组会审查报考学生在校内外参加了哪些课外组织和活动，担任什么职务，做出了何种努力等等。而且招生小组会根据学生本人写的自我评价和小文章看学生怎么看自己，根据老师和指导顾问写的推荐信看别人怎么看学生，再通过面谈人员的评论看学生的临场表现。这样，招生小组就根据学生在课外活动上的成就以及个人素质方面的综合评估来选择符合他们招生标准的最优秀的学生。
    请读者注意，美国大学录取学生要看学生做义工多长时间，这是考察爱心，看学生做了有薪工作多少小时——做义工献爱心机会多多，但是如果打工能赚到钱，说明学生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美国的家长总会要求孩子打工，大冷的雪天，天还未亮，小孩子就要从暖被窝里爬起来，去送报纸，而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或是不差钱的什么银行高管。
    当然，让孩子打工，除了为上名校增加筹码，还有很多原因。首先，父母对孩子是有限责任，就是上大学，父母只出学费一部分。不同于中国的独生子家庭，一般美国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出于公平的原则，家长不可能把钱都用来供一个孩子读昂贵的私立大学。名牌私立大学，学费一年在四五万美金，一般父母绝对不会全拿，除非他是华人。所以，美国的学生基本都要靠打工赚部分学费，除非学生想上收费低廉的社区大学。
    我之所以把美国学生打工放在美国父母重情商教育这一节里，是因为，美国的父母认为：打工赚钱，能让孩子早日真正地走向社会，从而学会与人交流与合作。学校里都是同龄人，没有利害冲突关系简单，打工才能与不同的各色人等交往提升情商。要想打工赚钱，不仅要与同事与老板基本融洽，也得有能力让顾客满意。比如在饭店端盘子或在超市做收银员。美国父母非常看重这种与人交流、合作的能力，认为一定要从小就开始培育，情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就像我们现在重视早教——当然仅限于是背唐诗学认字的智力教育——从三岁开始一样，美国父母相信情商比智商重要，相信情商要及早开始培育，等一个孩子超过18岁了，性格定了型，与人交往的能力基本是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了。至于学知识，闻道有先后,啥年龄也能学。
    打工还能培养孩子的理财习惯；还能让孩子忙碌起来，又是上学又是打工，每天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效率高；还能培养孩子的敬业精神。对工作对的热爱和投入,也要从小就培育.
    当然，美国的孩子都去打工,也与高考压力不大有关。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想上名牌大学，孩子们放学或假期都有时间打工，而中国，高考像山一样，孩子就是睡梦里也都在写作业，哪有时间去打工？当然，美国也的确为中学生提供了许多打工机会，而我们没有给中学生除学习外的任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