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oration）是硅谷重镇的主要成员之一。

    硅谷和其他地区创新中心的出现有其实际原因。G•帕斯卡•圣扎迦利（G. Pascal Zachary）是一位新闻记者、作家兼教师， 曾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过多篇文章。本文刊载于《美国电子期刊》（eJournal USA）2009年11月号:《创新的根基》（Roots of Innovation）。

    作者：G•帕斯卡•圣扎迦利

    2009年夏，北加州硅谷的一位知名金融家募集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0亿美元，投资于高风险的“绿色技术”，这一点提醒世人，至少在创新领域，地理位置决定命运。

    募集到这笔资金的风险资本家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的经历，体现了地理位置对发明创造和技术变革的极度重要性。30年前，科斯拉离开他的祖国印度，到加州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攻读商学。1981年毕业时，他帮助创办了颇有影响的计算机制造商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近来，科斯拉积极从事替代能源研究，运用他的技能和在第二祖国建立的关系解决一组新的问题。

    当然，世界其他地区也在进行替代能源领域的创新，从而不会使这些新兴技术为一地方独占。然而，硅谷能够扩展开发前瞻性的能源技术，向人们显示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创新不是任意出现在任何地方，而是最常源于集中了这些因素的地区：投资者、主要的研究型高校、已有的科技公司以及众多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工程人员和科学家。

    科斯拉在谈及他的新基金时说：“其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去冒其他人不会冒的风险。”

    承担风险和再创造是硅谷的核心所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该地区一直位于创新的前沿，先是在计算和电子领域，后来是在软件、互联网、媒体和通信产业。每当硅谷的名声似乎快要逝去，即将被世界其他创新中心超越时，新一轮的突破又让它重新居于全球至高点。

    1990年代，生物技术在北加州迅猛发展，部分原因是计算机在分子工程和制药研究领域所起的作用。在近10年前，谷歌（Google）的兴起使该地区成为搜索引擎的领导力量。更近些时候以来，硅谷催生了Twitter（推特）和Facebook（脸谱）这类大规模社交媒体公司以及Wikipedia（维基百科）之类的内容开源运动。苹果公司在其硅谷实验室设计制造出的iPod和iPhone，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消费电子革命。

    创新者在北加州取得的各种突破是对该地区为什么能够吸引多达全美40%的风险资本投资的最好说明。若将洛杉矶和圣迭戈地区包括在内，加利福尼亚州在某些年得到的风险资本几乎占全部风险资本的二分之一。这些资金巩固了这个地区的优势，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财力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

    集群效应

    即使技术人才返回本国，地区引力也在发挥有力的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区域创新领域专家安娜•萨克森尼亚（Anna Lee Saxenian）指出，创新者可以有效穿梭于加州和其他的创新集群之间，有的远至印度和台湾。萨克森尼亚所称的“新冒险家”基本上是利用地区差，把亚洲的较低成本生产与美国和欧洲的较高价值活动衔接在一起。

    集群有一个自我强化效应；一旦占据优势，不会轻易消失。英国历史学家彼德•霍尔（Peter Hall）列举了世界历史上大城市的兴起过程，把它们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部分归结于最先建立主导地位和人才的流入。正如曼联（Manchester United）和皇家马德里（Real Madrid）能够年复一年组建顶级球队一样，城市或区域中心也会保持优势。毕竟，顶级人才希望加入领先势力，而领先的城市或组织因此而得以维持强势。

    这里的寓意很清楚：投资者把创新者的地址看得与他们的技术和履历同等重要。对电动车电池有更好创意的巴西人最好将在日本和德国设立办事处纳入商业计划中；印度的火车设计师应当把经常去欧洲出差的费用纳入预算。一位高超的新型微处理器设计师，如果坚持住在俄国，很可能筹措不到资金，但如果迁到硅谷，他的收款机很快就会作响。

    所幸的是，对世人而言，创新集群的分布还算平等。法国有重要的航空、火车技术、医药和核电中心。德国的汽车技术已经领先世界100年。印度的班加罗尔是新软件中心。韩国在从手机到自动根据衣物多少采用最低水量的洗衣机的各种“智能”电子设备设计领域名列前茅。巴西工程师擅长设计通勤飞机。以色列则是计算机网络安全领域的领先者。

    历史业绩有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一地区在特定领域占决定性优势。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近20年后，俄国的太空发射技术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并且是“太空旅游”业的中心。甚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有时也依靠俄国火箭把美国人送入太空。

    政府也在创新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国政府对火车和核能技术投入巨资，并通过集中决策为创新者降低风险和消除不确定性，提高他们的全球竞争力。美国为经常属于军用的先进电子技术作出的开支，推动了民间创新，这也是英特尔（Intel）公司几十年来占据微处理器制造头把交椅的部分原因。印度和巴西实行的对本国生产商有利的政府政策，分别为印度的工业创新和巴西的航空创新创造了良好环境。

    并非一成不变

    尽管地理位置是重要的创新优势，但有利的地理条件并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绝对保证。历史学家霍尔在他开创性的研究著作《文明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中问道：“为什么某一城市在某一时期突然变得极富创造力，格外具有革新精神？为什么这种精神在兴盛数年以后，通常最多10年或20年就像当初兴起那样迅速消失？”

    一个城市或地区丧失技术优势的原因，或许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才能看清。底特律汽车业主宰地位的衰退，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技术、经济和商业决策，甚至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理解。重拾失去的主导地位可能很困难，部分原因在于新的优秀技术中心似乎能够、而且也的确会突如其来地登上世界舞台。

    芬兰的赫尔辛基崛起为世界移动电话技术中心，可能是近年来最戏剧性的例子。诺基亚（Nokia）一家公司的成功便把芬兰推到这一领域的前沿，让北欧，特别是附近的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变成了重要的移动技术集群。1990年代，几乎全世界每个移动通信创新者都在那一地区设立办事处，吸引当地的人才。这种集聚也催生了Skype这类重要的新电信公司。

    诺基亚是一个小国的庞大的创新公司，它的成功激发了其他众多小国和边缘化城市希望找到自己的诺基亚的梦想。然而，政府从零开始打造中心是困难的。取代另一地区的代价可能很高，因为发展起所需要的大学要有巨额资金，而不可或缺的风险资本也许并不现成。

    1970和1980年代，全世界有数十个城市尝试打造自己的硅谷。其结果大多变成了工业招揽，即吸引技术公司将工厂或研发机构建在某一地区。

    有时候，这种努力能够逐渐形成创新集群。例如，岛国新加坡起初是小型计算机存储装置的低成本制造地，现已在这一领域领先全球。然而，另一个岛国爱尔兰，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它相对于欧洲其他地区较低的人工成本，虽然吸引到大批电子产品制造商，却仍未能带来创新。

    技能再利用

    政府或民间社团的另一个角色是，将往往带有地区局限性的专有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新的商机，为一个地区的技术再造铺平道路。例如，硅谷的优势之一是能够找到途径，对老一套技能或文化模式给与重新利用：电动汽车和可持续能源产业之所以出现在硅谷，是因为那里的人们在电池设计（由于计算机需要电池）和电网计算机管理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即便在一些没有很大潜力取得创新主导地位的地区，私营行业仍然至关重要。以肯尼亚为例。世界上被称作M-PESA的最具革新意义的资金移动技术诞生在肯尼亚。这项技术由该国最大的移动电话运营商Safaricom发明，它将手机短信技术与该公司向随用随买客户销售“储值”的庞大经销商网络结合在一起。通过M-PESA，人们使用手机发送电子货币；收款人从零售商那里得到现钞，而零售商则从收款人的手机中扣除“储值”。

    M-PESA的成功在部分程度上促使内罗毕现在成为一批移动电信创新者的聚集地。谷歌、微软（Microsoft）和诺基亚都在这个城市雇有研究人员，附近也在出现一批手机和互联网的应用编程公司。

    内罗毕尚不能与班加罗尔或上海并驾齐驱，无法像它们那样在发展中国家为蓬勃发展的创新群体提供支持。但是，即使非洲也能出现创新的事实突显一个重大转折，即商业顾问亨利•切斯布罗（Henry Chesbrough）所称的“创新开放”。知识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落后地区追上甚至跃过传统领先地区的能力无疑在增强。地理位置仍有重要意义，但重要性显然已经不及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