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斯泰西•里德（Stacey Reed）在佛罗里达州石油海藻公司（PetroAlgae）工作， 该公司正在积极推广海藻炼油技术。

    科学家与工商界人士越来越懂得如何为创新而加强合作。亚历克斯•方（Alex Soojung-Kim Pang）是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研究部主任、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赛义德商学院（Saïd Business School）副研究员、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科技历史与哲学项目访问学者。本文刊载于《美国电子期刊》（eJournal USA）2009年11月号:《创新的根基》（Roots of Innovation）。

    作者：亚历克斯•方

    以今天追求创新和知识密集型的全球经济来说，科技与商业的那种在历史长时期内彼此几乎毫不相关的状况可能令人诧异。假如你向古代中国的一位银器匠、向探险时代（Age of Exploration）从事香料贸易的一位船长、或向18世纪费城的一位贵格（Quaker）酿酒商表示科学可以推动商业，他会把你当成疯子。甚至在今天，阐明科学与商业的关系——找到让科学与工商同时受益的政策——仍是一项挑战。

    困难来源于两点。首先，科学与商业都是动态目标，因此适应一个目标未必适应另一个。大型企业研究与开发实验室在成熟行业环境中的循序渐进模式，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市场中很可能一败涂地。第二，科学思想和人才与其他经济投资不一样：这两者更难被控制和垄断。因此，对科学与业界之间的联系定性绝非易事，而科学带来的经济利益比人们可预料的更难以量化。

    虽然有好多例子说明著名科学家发明的东西兼有商业利益——例如伽利略（Galileo）发明的望远镜和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发明的避雷针，但在19世纪化学与电力工业出现前，科学对商业作出的贡献甚微。在这两个最初的领域里，受到最新理论与实验指引的科学家，能够比凭经验规律或依靠总结教训的工匠作出更大贡献。到19 世纪末，一些公司——杜邦（DuPont）公司、AEG 公司、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公司——在自身内部创建研究与开发实验室，支持新产品的开发，并解决不断发展的技术系统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出来的青霉素、雷达、喷气飞机和原子弹确凿地说明：科学可以带来竞争优势。战后，大多数公司都创设了研发实验室；有些公司——如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系统——有数千名雇员。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企业研究与开发的黄金时代，科学对商业赢利的作用仍并不总是一目了然。实验室需要有一定自主权才能从事良好的研究工作，但如何把新发现投入生产线一向很难。一些著名的事例包括，一些公司赞助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但却无法收回成本：施乐公司帕罗奥多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研制出最早的个人计算机，但由于未能想出它们的用途，该中心的许多重要研究人员跳槽到苹果计算机公司（Apple Computer）及其麦金塔机（Macintosh）项目。（但需要提到的是，施乐公司狠抓了同时在帕罗奥多研究中心研制的激光印刷，从这项技术中获利丰厚。）

    个人计算机确实协助推动了一个科学和商业共同创新的新时代。随着互联网、廉价传感器、开源软件、用于廉价的“含于芯片上的实验室”系统的微流体及其他技术的应用，个人计算机降低了高能技术的成本，使一些小型初创企业能够从事先进科研，使科学成为无法被公司战略或政府政策控制的一种开创性商业力量。类似帕罗奥多研究中心这样的例子说明，比起支持最终有可能使竞争对手获益的长远研究来说，支持范围较窄的实用性项目，会对公司更有利。适用于公司的道理也适用于国家：中国用于研究与开发的开支远少于美国，而美国跨国公司却忙不迭地在中国建立一个个研发实验室。

    因此，我们看来正在进入一个科学对于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新时代，但同时成果也更加难以预计、收益也更加艰难。在一个重视创新的时代，公司和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鼓励科学和通过科学赢利。

    这是不是意味着如今不可能有科学政策？当然不是。一些成功的地区与国家已经掌握了一些秘密。

    文化考虑

    第一个和最大的秘密是，科学与商业之间不是直线关系。所谓纯科学带来的发现必将推动实用科学的发展，从而导致产生新技术与商机的说法是错误的。把实验室中的设想搬入起居室不是一个机械过程；而是一个人为过程。它需要有一些解读者和中介人，帮助产品开发商与公司看到新设想潜在的商业价值。它往往需要有投资人和企业家，致力于组建支持尖端科研和产品开发的机构。它需要有能够制造、分销及推广新产品的公司。许多国家投资于大学和基础研究，期待直接从中获益；但实际上，决策人必须从建设基础设施以及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

    硅谷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正在组装一辆电动马达小轿车。硅谷具有电池设计的长期历史。

    健全的创新文化不只是支持创新，而且提供创新的源泉。这就是第二个秘密：尽管科学知识是可以流动的，但受科学驱动的商业往往牢固扎根于由地方文化和工艺结合而成的雄厚基础中。最聪明的地区不是那些单纯想创建世界级纳米技术中心、替代性能源中心或量子计算中心的地区；这种项目不仅耗资惊人，而且围绕超级科学家而组织的研究集团有可能在又一个难得的机会出现时随之而去。精明的决策者不追求无谓的伟大模式，而是更加注重将尖端研究与当地技术力量相结合。

    例如，丹麦正在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普适计算中心。为什么？因为普适计算致力于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让计算机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扩大其用途，它是电子学、软件、心理学和工效学的综合运作；这是一个需要对人如何使用各种技术有深入认识的领域，而丹麦的科学家在本国世界一流的设计者群体中获得了这种认识。

    同样，硅谷正在基于其长期以来在电池设计领域的经验进行自我重新塑造，以期转化成替代性能源中心。加利福尼亚州初创的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Tesla Motors Inc. ）并没有诱人的外表，但由于掌握着能使手提电脑运作时间比他人长半小时的专长，它占有决定性优势。对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必须促进能利用现有技术的行业。这样做不仅会使新公司更有特色、更难被人窃取，而且也会使现有公司获益。

    超越实验室

    第三个秘密是：将科学发现转化成产品是一种独特才能。科学与商业是相当不同的事业，依靠不同的技巧和动机。两者要成功地进行合作，各自都需要保持独立。一个十分善于科研经费集资和召集科研团队的优秀科学家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在市场推广中做得很好。原因之一是，针对难于驾驭的问题进行长年努力所需要的心态与创建一个公司所需的认知技能不尽相同。

    但是人们往往不能认识到，将新发现转化成新产品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例如：成功的“绿色技术”研究人员正在看到，创造出高超的新涡轮设计或发现一种超级节能光伏材料并不会改变世界，除非有办法让这些新发现适用于现有的电力基础设施、消除安全管理人员的担心、降低制造成本、并说服消费者，使他们相信更换技术带来的不便是值得的。

    第四个秘密是：科学与商业的相互联系日益发展。至今为止，科学对制造和产品开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它对于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影响甚微。然而如今，科学开始在一些新领域里取得显著进展。神经科学中的新工具——尤其是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简称fMRI)等脑部扫描技术——使我们能够看到人脑在作决定、看广告或对其他刺激作出反应时的状况。

    亚马逊（Amazon.com）等网站上的大量用户行为信息使科学家能够更精确地就群体行为与爱好作出模式。华尔街已看到，大批物理学家和高等数学家在应用深奥的科学理论构建金融危机模式。研制新的气候模型及用于评估各项可持续项目成本和收益的会计工具，正在使公司能够更好地对走绿化路线会给收支底线带来何种影响作出评估。

    最后一点是，有少数企业正在基于科学运作的方式发展创新程序。重视分享核心知识资源的开放式创新运动（open-innovation movement），是一种鼓励在广泛的伙伴之间实行合作并对参与贡献的成员给与非正式奖励的做法，而这与科学界中的运作关系非常相像。

    复杂的关系

    因此，无论公司还是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都是，要对将尖端科学与地方文化资源相结合的商业进行投资；要在科学与商业之间建立联系，同时使两者均得到蓬勃发展；要利用新兴科学，使之有助于工商业更好理解人类行为，看清政策与战略的长期影响，并发展新的经营程序。

    科学与商业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简单。今天它变得更加复杂，涉及面更加广泛，而如果你了解其中的秘密，创新会变得更有收益。